我認為，本書提出的主要疑問也是現代史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從一五○○年開始，為什麼歐亞大陸西端的幾個小國能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者？就連人口比西歐眾多，社會比西歐複雜的東方國家也無法倖免於難？我的次要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對西方過去的支配地位提出充分的解釋，那麼我們是否能預測西方的未來？西方世界是否真的已到了終點，而新興的東方是否即將迎接屬於他們的時代？換言之，西歐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興起，在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推波助瀾下將文明傳布到大西洋彼岸，甚至抵達世界最偏遠的角落，最後在革命、工業與帝國的年代達到極盛，宰制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口，然而，今日的我們是否將目睹這個時代的終結？

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正說明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一些現象。我出生而且成長於蘇格蘭，先後就讀於格拉斯哥中學與牛津大學。我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以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將在牛津或劍橋度過。我最早開始產生去美國的念頭，是因為慷慨捐款給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資深華爾街人物考夫曼（Henry Kaufman）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對金錢與權力的歷史感興趣的人不到實際充滿金錢與權力的地方見識一下？而談到金錢與權力，有哪個地方能比得上曼哈頓鬧區？隨著新千禧年的展開，紐約證券交易所不證自明地成為美國一手設計與操控的全球巨大經濟網路的核心。網路泡沫顯然正在消退，而令人難受的小衰退也使即將還清國債的民主黨失去了白宮寶座。然而繼起的小布希上任才八個月便遭遇一起事件，這起事件明顯凸顯出曼哈頓是西方支配世界的中心。蓋達組織的恐怖份子摧毀了世貿中心，這是對紐約致上的醜惡恭維。凡是想挑戰西方支配地位的人，一定會將此地視為頭號攻擊目標。

往後一連串事件的發展使美國躊躇滿志。塔利班（Taliban）在阿富汗遭到推翻。將敵對者烙上「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稱號，就能為「推翻敵方政權」提供完美的藉口。「惡毒的德州人」民調居高不下，為他鋪平了連任的坦途。美國經濟因減稅而景氣回春。「老歐洲」（更甭說美國自由派人士）對此雖然憤怒，卻無可奈何。這些歷史事件深深吸引著我，我開始大量閱讀與發表許多有關帝國的作品，我尤其想知道美利堅帝國能從大英帝國的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訓；結果我完成了《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當我開始思索美利堅帝國的興起、宰制與可能來臨的衰微時，我逐漸發現美國的權力中心有三項不足之處：人力不足（未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駐紮充足的地面部隊）、注意力不足（民眾對於長期占領征服國家興趣缺缺），以及最重要的，財政不足（與投資相比，儲蓄明顯不足；相對於公共開支，稅捐顯然太少）。

我曾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起與衰微》（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 2004）中提出警告，美國已不知不覺過度仰賴東亞資本來挹注本身失衡的經常帳與財政收支。美國是個從未以帝國自稱的帝國，它的衰頹與沒落不是因為恐怖份子進犯國門，也不是因為流氓政權資助恐怖份子，美國步入衰弱的真正禍首其實是帝國內部核心的金融危機。二○○六年下半年，當我與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奇梅拉（chimera）的雙關語──來形容我們看到的吝嗇的中國與揮霍的美國之間難以維繫的關係時，我們也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即將來臨的重要徵兆。如果美國人沒有廉價的中國勞動力與資本供他們恣意消費，那麼二○○二年到二○○七年的泡沫也不會如此嚴重。

美國以「超級強權」自任，這種幻覺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破滅了不只一次，而是兩次。首次的幻滅出現在伊拉克薩德爾城後街與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荒野，這兩場戰鬥不僅暴露出美國軍事力量的極限，更重要的是，它們顯示出新保守主義者對大中東地區民主浪潮抱持過於天真的願景。第二次的打擊是二○○七年次級房屋信貸危機，而後進一步擴大為二○○八年的信用緊縮，最後演變為二○○九年的「大衰退」。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後，「華盛頓共識」與「大平穩」──各國中央銀行官員認為大平穩如同「歷史的終結」，將成為往後世界經濟的常態──在人們眼中成了虛妄之物，遠遠被拋在腦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成為世人可怕的夢魘。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我從二○○六年年中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與演說，到了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我將這些作品集結成《貨幣崛起》。我在書中指出，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成分遭到嚴重削弱，原因出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出現過度短期的債務，不動產擔保證券與其他結構金融產品的定價嚴重失真與估價過高，美國聯準會採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政治操作產生的房地產泡沫，以及無限出售假保險契約（稱為衍生性金融商品）對不可知的不確定性風險（而非可量化的風險）提供虛假保障。源自西方的金融制度傳布到全球各地，原以為可以開展出經濟波動減緩的新時代，然而光是傳統的流動性危機就足以讓使用槓桿的財務工程在搖晃下癱倒在地。其實只要了解過去的歷史，自然可以察覺到當中充斥的危機。

二○○九年夏天過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的危險逐漸消散，但危機尚未完全解除。然而，整個世界卻起了變化。金融危機造成全球貿易恐慌性的崩潰，與金融信貸緊縮一樣，一般預期貿易量的減少將重創亞洲幾個出口仰賴西方的大經濟體。然而，中國藉由大規模的信貸擴張來推動高效能的政府刺激方案，使中國的經濟成長在這場危機中僅受到些微的影響。幾乎沒有任何專家預期到中國能有如此傑出的表現。把規模達十三億人口的大陸經濟當成一個巨大的新加坡來經營確實很困難，儘管如此，在我寫作的當下（二○一○年十二月），中國似乎越來越有可能藉由工業革命而持續擴張，並且在十年內超越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正如日本在一九六三年超越英國一樣。

過去五百年來，西方實際上一直凌駕於世界其他地區之上。西方與中國的所得差距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出現，而且不斷擴大，這種趨勢直到一九七○年代末（如果不是更晚的話）才出現轉折。此後，雙方的所得差距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縮小。金融危機凸顯出我想提出的下一個歷史問題。西方現在還具有優勢嗎？唯有明確分析構成西方優勢的是哪些要素，我才有希望得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