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過年我曾在外公家目睹過屠夫專程來家裡殺一頭豬。整個家庭除了小孩幾乎全部動員準備各種瑣事，被抓住綁上木棍的豬不斷拉屎，那叫聲之慘烈深深滲透在我的記憶裡。大人把孩子支開避免直接看到宰殺的過程，取完內臟後的豬被送去不知道哪裡，天色漸暗時才被送回來。整個家族都聚集在前埕等待、歡迎那頭死去的，全身蓋滿像淤青般紅印子（稅印）的豬的歸來。

在閱讀帕提克.霍夫曼的《最後一隻豬》時，我腦袋裡總出現那場生平僅見的豬的宰殺。而不論是我的小漁村回憶，或是霍夫曼的小說裡那個萊比錫附近的小村莊，面對豬的慘叫、濺血，或是放在大臉盆裡的內臟，一旁人物的對話與互動，都混合著巴赫汀（Mikhail M. Bakhtin）所說的拉伯雷式的歡快放蕩（gay）的氣息。大人和小孩在談及豬的殺戮時，表現出既嫌惡又期待、既腥臭又是美食的複雜情緒，而關於豬的痛苦與任何與生殖器有關的反應，則被一再拿來當成惡戲的對象。

《最後一隻豬》描寫的是一個東德小農村因應德國合併遷移之際，獨留一戶三代同堂的農家面對冬天，他們決定殺掉農場裡的最後一隻豬後搬遷的過程。當屠夫出現時，出乎意料地是個女性，她帶領了幾乎占了全書四分之一的鉅細靡遺的殺豬過程，也帶出這三代對東西德合併的不同觀點與期待……，一部充滿拉伯雷式的飲食、暴力、排泄、戲謔的小說於焉展開。

我5歲的那個年代，是島嶼正從貧窮走上「想像中富裕」的年代。而《最後一隻豬》裡的場景，則是德國合併後要面對令人不知所措的經濟、文化、貧富、教育、思想落差的場景。彼時一隻豬的宰殺，對農家而言，仍等於一個年（節慶）的象徵。只是這個「年」即將因為更巨大的時局變動而改變了。正如小說裡藉由最年輕一代女孩卡特琳的男友道出這樣一段話：「多美好，路卡斯想，傳統的和新的能結合在一起，東德菸在西德的盒子裡，一個東西德統一後的結果：『而且不用花我爸爸一分錢。』他從紫色的菸盒中用指頭夾出一支菸。他們是這麼想的，他們得到的東德就像一個櫥架，如果想要品質再好一點的，只要加點價錢就好了。有一天母親對統一發表意見，我們只需工作一天就能把東德建立起來，反正那裡什麼都是廉價品。」

回到那個不安、躁動，又讓人期待、想像的時代，初次寫小說的帕提克.霍夫曼構思出這部很有「舞台劇」味道的小說。在「殺死最後一隻豬」的時刻，也是每個人都可能離去，或是重聚的時刻。在那一刻他們把自己心底的話說出來，「像是把漲滿風帆的風拿走了」。讀者得非常細心，才能讀出這部充滿德國人森嚴幽默感底下（我想許多台灣讀者可能跟我一樣無從領略那樣的幽默），一種不被巨大時代看見的悲傷。

小說中女屠夫汆燙內臟後，取出已分成兩半、不再鮮紅、變得灰慘慘的豬心，沾上鹽、胡椒，讓家族裡的中年夫妻彼此餵食時，說：「心煮硬了真好吃。」我一再咀嚼小說裡有時太過露骨的文字細節（有時可能算是寫作上的失手），想起巴赫汀說，從拉伯雷的作品中，我們得到的啟示是，「人的生活裡的事件，同自然界生活裡的事件同樣宏大」。透過這本小說，讀者或將發現，這最後一隻豬化為血腸、香腸、火腿、培根的過程，或許就彷彿一個家族的聚散，一個村落的命運式遷徙，一個國家在政治人物手下主導的分割與合併，甚至是日升、月落、死亡與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