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第一講 建國初期1949-1955(2009年9月22日講)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講,我想完全按照歷史的順序講,所以第一講是建國初期,即1949-1955年。建國初期的問題首先在於,面對政權更替,一般老百姓該怎麼適應這種歷史的大變化,包括個人家庭命運的變化;第二,民眾當中特殊群體──知識分子,又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找到自己在新社會的位置;第三,執政者掌握政權後,要把中國帶往何處?
為了方便大家進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從個人經歷說起。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1949年,我正好10歲,在上海迎接「解放」。當時我是上海幼兒師範附小五年級的學生。我記得大概在1949年6月23日,前一天晚上槍炮聲不斷,那天早上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準時上學,走在大街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在沿街商鋪屋簷下躺著一排排大兵,這大概就是人們口耳相傳中已經相當神祕的「解放軍」了。解放軍為了不擾民,寧可露宿街頭,這使我這個小學生非常感動,許多上海市民也都是由這件小事認識了解放軍、共產黨和新政權的。對比國民黨的傷兵到處騷擾,我們都覺得這個世界真的變了。這個最初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
現在想起來,其實,還沒有「解放」,我就已經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了,只是我並不覺察而已。事情說起來還有點曲折。我是1948年從南京逃難到上海,原先預計再逃到台灣,但到了上海,我的外祖父和幾位在銀行供職的舅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產黨的影響,一起勸說我母親不要走,所以我們就了留下來,我也在上海上小學。1949年上半年,那時秩序還算正常,我參加了上海市少年兒童的演講比賽,得了第三名。我記得自己講的是諾貝爾的故事,當時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講的是江亞輪沉船事件:1948年12月3日,上海吳淞港口江亞輪運輸大批人逃往台灣,卻發生沉船,失蹤1,600多人,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個象徵性事件,我後來在寫《1948:天地玄黃》時,就將其視為國民黨時代結束的一個象徵。那次我的演講引起一些成人的關注,上海當時有個少年兒童劇團,就把我吸收進去做業餘演員,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所領導的,我也就在實際上被納入共產黨的體制了。我們排了一幕話劇,我飾演一位報童,在街頭貼標語,撒傳單,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因此,上海一解放,我們就到各處的工廠、部隊、軍營去演出。
後來上海拍電影《三毛流浪記》也找了我。「三毛」是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創造的一個流浪兒形象。這部電影於1948年拍攝,到1949年才拍完,恰好跨越了兩個時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闊少爺」的群眾角色,不知道為什麼在「演員表」上有我的名字,前幾年北大學生發現了,就用電腦技術,把電影上我的一個鏡頭定格了,發表在網上,也發給了我,算是一個紀念吧。這部電影公開放映大約是1950年初,我當時已從上海返回南京讀書。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三毛不幸命運的原因為何,我也發了言,認為這是戰爭造成的災難。沒想到我的發言遭到了其他大哥哥大姐姐的批判,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就批評我沒有階級觀點,不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就是正義戰爭,是不能反對的。還有位大姐姐說,錢理群看來還需要學習及改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改造」這個詞,一直被要求改造到今天。
但「階級」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特別我的家庭正是這場革命的對象。我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到,共和國是一場革命的產物,革命是對原有社會結構、秩序的大顛倒,這導致原有階級、社會、人際關係的大變化。我們在歷史的敘述中都會討論到革命的意義,但很少考察這種大變動具體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帶來的問題,以及他們心理的反應,這些都被歷史敘述所迴避,這樣的歷史是簡單化的。
這裡我想談談我的母親的反應。對於她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她原來是國民黨高官的貴夫人,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家屬、反動官僚的家屬,所有人都用不屑的、敵視的眼光看著她,把她視作不可接觸的賤民。但我的母親卻以驚人的決斷和毅力適應了這樣的變化。她首先做的就是立刻把我父親所有的證件,包括蔣介石給他的勝利勛章,全部交給政府;然後她從此絕口不提和父親有關的任何事情,也絕口不提她過去的生活。既然這段歷史被視為罪惡,那就把住關口,從此不說。但她內心深處還保留著對父親的懷念,有兩件事可以看出,在她的臥房裡還掛著我父親的一幅畫像,過年過節時都要添一副碗筷來表示懷念。但後來連這都不被允許,因為我哥哥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家裡怎麼可以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畫像呢?後來這些外在的紀念形式都被取消了,思念也了無痕跡。本來她可以向我們傾訴以減輕精神的重負,但她閉口不言,就這麼沉默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隻言片語談及父親。她只保留了一張結婚照,並小心、頑固地斷絕和海峽對面的一切聯繫。最初兩邊還是有聯繫的,父親會通過香港的關係寄錢回來,從1949年起延續三、四年,後來大哥從美國回來,這筆錢才沒再寄過來。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我在美國的三哥通過輾轉關係傳話,表示願意接濟,這顯然有父親的意思在內,但母親斷然拒絕。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後,三哥讓他的親戚到南京來探視我們,帶了錄音帶希望母親留幾句話給他,母親還是斷然拒絕。
她又以極其謙和的態度對待周圍所有的人,政府的一切號召,從災民捐贈寒衣,到大躍進獻銅獻鐵,她都極積響應。街道居委會表示希望利用我們家裡的汽車間辦個學習班,我母親欣然同意,並跟著大家一起學唱革命歌曲;後來居委會又提出房子不夠,希望獻出我們樓下的房子,她也毫不猶豫同意,反倒我們通通不同意。接著搬來新鄰居,她也處處禮讓。我那時常責問她為何那麼小心,她默默看著我,不說一句話。
就這樣幾十年風雨都過去了,到文革時,全家都很緊張,以為在劫難逃,但母親仍坐在長年坐著的那張破籐椅上,繼續編織毛衣,比我們所有人都鎮靜。後來出現了奇蹟,我們家對面就是學校,但紅衛兵竟然沒來抄家,據說是居委會幫的忙,他們說這個老太太人非常好,別去打擾她。但母親愈來愈虛弱,終於病倒。我清楚記得,當時從我工作所在地的貴州趕到南京她的病榻前,母親一面喘息一面說,這幾十年來我總算沒有連累你們……,說完不久就去世了。這時我才懂得母親幾十年的堅忍,就是為了保護我們這些孩子,她用柔弱的肩膀獨自承擔一切,默默保護我們每一個人。後來我寫篇文章紀念我母親,說這是「一種堅忍與偉大」。這是一個普通婦女,在面對巨大歷史變局時,所做出的回應。
當然我們家裡也不盡然都是這樣陰暗,也有陽光照耀的時候。我有一個哥哥是共產黨員,一個姐姐是解放軍。姐姐在上海淪陷區加入了新四軍,我那時人在重慶,兩人沒見過面,我們見面是在1949年以後。有天姐姐和姐夫穿著解放軍綠色軍裝來到家裡,我當時覺得他們是從天而降的「神兵」。此後我們家又成了「革命軍人家屬」。我們既是革命軍人家屬,又是反動官僚家屬,歷史變化具體而微地縮影都在我們家裡。此後我們家中永遠只談哥哥、姐姐、姐夫,而不談父親。
儘管家中充滿陰影,但我個人的童年生活還是充滿陽光,我當時就讀的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中學,就是全南京最好的學校。這與毛澤東在解放初期的政策有關。當時他為了政權的穩定,採取兩個措施,一是不「四面出擊」,強調不要樹敵太多,同時強調在歷史「轉變的緊張時期」,「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二是更加高明的「包下來」的政策,所有國民黨留下來的成員,只要不公然反對共產黨,都給予基本生活、工作保障,用毛澤東的說法,就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均吃」。
在學校裡也有兩項措施。首先是大量吸取底層人民、工農的子弟來讀書,所以我們很多同學是從農村來的。2006年,也就是中學畢業五十週年時,許多同學都寫了回憶文章,一位來自皖南西部偏遠山區的同學,生動地敘述了他百里迢迢來附中上學的情景:「頭一回乘船」,然後「頭一回轉乘長途客車」,再「頭一回乘火車」,最後「頭一回乘市區公共汽車」,才來到學校,「一路上,頭一回看到高樓大廈,看到兩旁種著法國梧桐的林蔭大道,排列成行的路燈和五彩紛呈的霓虹燈……」。這「頭一回」,實在是歷史性的: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引導農民和他們的子弟,進入現代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參加國家建設。在教育方面,除了像這位同學這樣,在正規學校接受教育以外,還辦了許多工農速成中學、夜校、識字班,讓已經成年的工人、農民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據新華社報導,有4,200多萬農民參加了1951-1952年冬季學校的學習,還有數百萬人參加了其他各種為工人和農民開辦的業餘學校的學習。為工農幹部設立的速成中學在1954-1955學年招收了5萬1,000名學生。應該說,政府在為工農提供教育機會是不遺餘力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也因此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這個「新中國」的主人。
而且在進入城市以後,農民的子弟還受到了特別的照顧:當時國家的教育、衛生、文化、社會福利政策,都是傾向於工農的。這位同學保留了當年的日記,就有這樣的紀錄:
1953年12月14日記:我因一時交不出膳費,就吃「半夥」,只吃早晚兩頓。這受到同學的普遍關心。說這會損害健康。陳重明同學拿出五千元〔錢註: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五角,當時是不小的一筆錢〕硬要我吃午飯,說這是「對祖國負責」。我謝絕了,但極感動。他們這都是社會主義品質啊!
1953年12月21日記:徐易告訴我,余仁老師已把我的伙食問題反映到教導處,決定提高我的助學金〔錢註:後由丙等提到甲等〕。我很感不安,因為我本意是想自己克服困難,不增加國家困難。
這兩則當年的日記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提到「社會主義品質」問題,這也是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教育:社會主義就是強調「社會平等」和「一人有難,人人相助」,而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依然處於相對貧困的地位,這顯然是一個問題,因此,國家的政策向他們傾斜,給予全額助學金,不但合情合理,也是由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
這位同學日記裡提到的陳重明同學,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兒子,這也透露出一個重要事實:當時的共和國的教育,一方面向工人、農民和底層人民子弟傾斜,另一方面,也讓上層社會的子弟繼續讀書。這和後來(主要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逐漸限制,甚至剝奪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的權利,是大不一樣的。我們學校本來是中央大學的附屬小學,是一所貴族化的學校,同學的組成原先主要是國民黨官員子女,後來則多為大學教授子女,現在則上下階層都有,大家平等地在一起受教育,底層人民的子弟又受到格外的照顧。像陳重明和這位農村來的同學之間的友好關係,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這也可以說是新中國教育在其初期的一個新氣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