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書與人│焦點作家
言叔夏
霧裡的馬都是白色的◎翟翱╱採訪.盧永騰╱攝影
「九○年代白馬般地自窗外走過,彷彿一個天亮」是言叔夏這本散文集中如繁星繚繞的譬喻之一,既有警句,亦富神思。作為新一代寫作者中最依偎於文字自身質地的作者,在這本散文集中,言叔夏建構出屬於她自己的一套隱喻系統,收藏了她自離鄉以來繼而在大學開始寫作的篇什與生活,碎瓊與亂玉。能指與所指之間有霧飄移,白馬走過,可能其實不是白馬,可能根本不是馬??
Q.我在其他的訪談中曾讀到你的寫作源於花蓮的大學時代,能否請你談一談那段在花蓮的時光?
A.我去花蓮讀書大概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時候東華中文系剛創系,沒什麼人也沒什麼建築物,空間很大,整個學校很輕盈。當時附近只有一家荒廢的保齡球館。我大一進去時,因為宿舍不夠,中文系女生只好跟男生住。對我來說,那是一段很珍貴的時光,你跟同學之間純粹以人跟人的方式在相處,而非性別。另一方面,花蓮很容許人有自己的空間。不同於高中那種團體式的生活,我在東華可以瞬間自人群中抽離,隱入黑暗,比如半夜去騎腳踏車。由於整個學校在縱谷裡面,像一個巨大容器,我總覺得我與同學是懷著自己的故事來到這裡,且可以單純交換彼此的故事。之後到台北讀碩士,以及博班工作後,便很難再以物易物式地交換自己的故事。人們可能會覺得:接受了這樣的話語,是否要有所回饋?你跟我說這些是想從我這得到些什麼?這樣的人際來往,讓我感到不舒服,同時也讓我意識到,那段年代已經如標本凝固在那裡了。
Q.求學時間經歷不同的地方,對你來說,這是否意味著一套價值體系的轉換?
A.我國中讀的是天主教學校,學校的規範很多,男女分際很嚴格,又是從偏鄉到市區讀書,應該算是比較密集地在經歷所謂轉換這件事,大概就是〈白馬走過天亮〉裡寫的那段時間。不同於我國小學習到的價值觀──比如說認真唸書這件事──我的國中同學似乎覺得平常沒用功,考前讀一下書就得高分才是好的。我當時不懂人的價值為何需要以這麼迂迴的方式呈現,去適應這件事讓我覺得非常辛苦。此外,你知道校園都會有各自的小團體,中午時大家會圍在一起吃飯,然而每到中午我只想一個人,別人找我,我都拒絕。對我來說這是一種獨處練習,也意味著:我有我想保護的生活。這個習慣後來大概成為我個性中比較頑固的一部分。
Q.你當時選擇到花蓮那麼遠的地方求學,是為了想遠離家庭嗎?
A.可能有這一部分因素。如我前面所說,我的大學同學似乎也都帶著那個年紀的迷惘到花蓮,大概就是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整理自己。我的伯伯在我出生之前就待在花蓮玉里的醫院養病,因此,從我三歲起,我爸媽都會帶我搭國光號一路到花蓮看他。剛上大學時,我父親工作出了點問題,家裡有點麻煩,因此想暫時離開家。我後來回想,大學時代從南迴鐵路到花蓮,其實也是自小每年我父母帶我走過的那一條路,這與我的寫作很類似:書寫本身就是記憶的再理,賦予人生再一趟的可能。
Q.其實我在讀你的散文,某些部分會覺得很熟悉,我想是因為我也同樣出生在一個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小鎮,然後在成長之中接觸到文學,像是獲得一把鏡子,可以映照出過往後方的時間。透過文學辨認,啊,原來那些過往的傷害、不被理解,其中的意義要到現在才會浮現。能否請你談一談最初獲得那把鏡子╱文學的啟蒙時刻?
A.我媽可能是最初把「鏡子」給我的人。我媽是標準的歐巴桑,喜歡看瓊瑤小說。小時候有一天,她從機車後座拿出一本《千江有水千江月》給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倘若要說自己去讀的,大概是到了國中的時候,比如川端康成。不過寫作開始的時間跟最初閱讀的時間未必疊合,很難說有影響。真正對我那時候生活有影響的,大概是日劇《人間失格》。那是第四台剛流行的時代。
要說真正跟寫作有關,大概要到大學以後。大一的時候上郝譽翔老師的課,老師開很多跟課程無關的書單。老師上課很自由,但反而開啟了你對文學的想像,於是莫名其妙地,我就看了庫柏力克、塔可夫斯基、李維史陀??另一方面是,在東華很適合寫作,我總感覺不是我們以文字建構在東華的那個世界,而是那個世界在建構我們的文字。
Q.你在散文中常常提及九○年代,可否再請你談談對那個年代的想法?
A.那是一個大家還相信文學可以做些什麼的年代。東華是一個沒有時間感的地方。老師教授我們的都是屬於九○年代的知識系譜以及對文學的想像,於是,我在東華的日子彷彿停留在2000年之前。到台北之後,我才意識到九○年代已經結束,只有自己還停留在那個時候。
九○年代也是一個歌很好聽的年代。而且,那時還有二十四小時的MTV台,彷彿大家都在唱歌,走到哪裡也都聽得到歌。我常常在歌曲中睡著,又在歌聲中醒來。後來這變成我寫東西的基本節奏,或
者說音樂感。書寫或說話對我來說,是無法與聲音脫離關係的。至於是否會懷念那個年代?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代謝過往的人,每個時期到最後只剩下一個殼,屬於裡頭的肉身或情感都
會消失。留下來的殼,你會覺得它好美,但同時它又極其脆弱、一碰就碎。以前有段時間我會感慨為何一個東西不能好好地被保存,自己珍貴的東西被時間侵蝕讓我痛苦。這幾年我卻發現,消蝕之處會漸漸長出新的形狀,是屬於每個人自身的凹凸痕跡。現在回頭看已不會感傷。
Q.你這樣說,似乎是表示現在已經是無法相信文學可以做什麼的年代了?
A.這十年來,我遭遇很多事情,就我個人來說,我不能說自己百分百地相信文學能做些什麼,但它至少能提供一個包覆你的東西,類似胎衣。
九○年代末台灣開始有網路,BBS開始出現,黑底白字的介面是我與同輩習慣的窗口。尤其是在東華那樣偏僻的地方——我還記得當時東華有自己的BBS同介面。比如說,那時候有日記版,你可
以把自己的生活編碼成另一套語言放在上面,那些語言可能非常曖昧,你甚至可以指派某人為一個代號;那樣的語言像是靈光閃爍在漆黑無盡的底色。或許因為如此,對我而言,大學時代的人際關係始終不是那麼現實,好像各人活在各人的符號系統裡頭。這樣的人際關係讓你與世界的關係像一片迷霧,出了校園,霧才漸漸散去,但也不免覺得霧的存在美化了這個世界。
Q.你的文章慣常以自我的感受推進,有一種轉換外界的能量:把客觀的物置換成另一套「我」的符號系統。同時,與你對話的主體也會隨之被轉換。由是具備了相當的內向性,跟其他寫作者會刻意去選材來制訂一個寫作方向不太一樣,請你談談你是如何開啟一個文章的主題?
A.自發性地書寫某個題目對我來說有點困難。在寫作時,我常覺得不是我在寫這些內容,而是這些東西在複寫我。可能就像你說的,是非常內向性的東西。寫作來自想說話的衝動,像是往一口井丟東西而自有回聲。我是一個很依賴聲音寫作的人,打字的聲音或文字本身的聲音都令我著
迷,於是為了接續或順著一個句子把話說完,就成了一篇文章。你知道每個人腦海中都會有一個聲音我覺得我就是在跟他對話。
Q.我覺得你是使用隱喻的高手,將詞與物的關係化約成「既是此也非此」的指涉狀態,或者說展現一種精準的模糊度,你是否有意識到這種傾向?
A.這可能是個性的關係,我很難說出絕對的話。每當要說一件事時,我往往會給出另一件事情;它們像是擺在天平兩端的砝碼難給出一個絕對的形容,因此只能在它的周圍打轉。這個傾向在我寫論文的時候曾被老師指出「語言要考慮讀者」,大概是到博班上了范銘如老師的課,這傾向才漸漸改過來。學術語言的訓練讓人理解說出的話必須具備意義,因此,多少也修正了我早期寫作時意義跟文字間的不確定感與漂浮感。
Q.我想很多研究生讀你的散文應該會覺得心有戚戚焉,但另一方面,在學院裡的生活會不會導致生活經驗的匱乏?因為我不只一次看過或聽說長輩們諄諄告誡:年輕寫作者如此缺乏生活經驗不好。
A.對我來說,為了寫作去過另一種生活是很奇怪的事。我博班有三、四年的時間在外工作,那樣完整地進入社會反而讓我覺得不是在生活。相較之下,在學院裡頭的生活提供了我反思的空間,甚至如果可能的話,去找到一種善待別人的方式。
Q.最後,你如何看待散文的虛構問題?
A.虛構可以,但不是以現實上的替換這種方式,對我來說,應該比較接近「重新布置」的感覺。書寫的衝動來自現實的缺口,當下你有一部分被挖掉了,但想重新回到那個地方,於是透過一次次的書寫去還原、去控制它。這樣的寫作對我而言是倫理性的、實踐性的。寫作對個人而言都是小小的救贖,事件發生的當下,我們只能接受,是在後來以另一種波長複述之,而且,正因為它不再是那個當下了,拯救才有可能。
翟翱
台灣大學台文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