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書與人│焦點作家
楊富閔
「他」將往何處去?楊富閔的移動與寫作◎鍾秩維╱採訪.盧永騰╱攝影
臺南囝仔楊富閔在2010年推出小說集《花甲男孩》後立即攫取文壇的矚目,一方面以銜接黃春明、王禎和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傳統被評價,而他對於電視娛樂、網路詞彙、文宣口號和雅言俗語的巧妙挪用,更鮮明地標誌出「七年級」世代的文體風格。
2013年夏日,富閔將三年多來持續筆耕於報紙和雜誌專欄的文字彙整、刪略與重編,配置以新寫的數篇長文,輯結成近二十萬字的《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分為《為阿嬤做傻事》及《我的媽媽欠栽培》兩冊書)。《解》書以個人「臺南─臺中─臺北」的「出╱回家」史為緯,以家族長輩的故鄉
事為經,寫的除是對阿嬤與父母親彼代人的緬懷與紀念,亦是解嚴後臺灣囝仔在「認識╱發現╱書寫臺灣」的成長背景下對自我、故鄉及理想的再摸索與再確認,更是世世代代臺灣青年心靈憧憬與失落、憂鬱和幽默的故事。
Q.《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和《花甲男孩》在體裁上雖然分屬(所謂的)「散文」和「小說」,但若從主題意識來看,比如記誌家族史、書寫臺南與臺灣故事,則其實具有內在一致性;而在內容方面,譬如《解》的〈為阿嬤做傻事〉和前作〈暝哪會這呢長〉存在的互文性關係,也揭示了兩部作品之間的連結。我認為這一延續而來的類似性所顯示的是富閔對故鄉、臺灣的情感與思索。可以聊聊這些題材內容和你的書寫的關係嗎?
A.從現在回頭去想,我的「臺灣意識」啟蒙得很早,可能出生就有了!這和我成長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一個比較有趣的記憶是,小時候假日,父親常開小轎車載著母親、大哥和我出遊,行遍臺灣大小旅遊景點,像上地理課,車上一家人背誦臺南三十一個鄉鎮市來打發時間,我覺得太有趣了;夏天六月七月,阿嬤和阿公抱兩大箱芒果,從善化搭火車到高雄的楠梓探望大姑,沿途阿公念著保安、中州、大湖、路竹、橋頭為我與阿嬤報告旅途進度,到楠梓時他常說:「楠梓坑到了!」我那時很疑惑「楠梓」明明兩個字──為什麼發出三個音?這些兒時瑣事後來成為我書寫的靈感來源。而在學校教育裡,我是接受「鄉土教育」、「認識臺灣」教科書的一代,在這一學習情境中,我開始練習將生活中的臺灣經驗轉化成臺灣知識。後來唸東海大學,開始意識到「寫作」:課堂上與老師同儕切磋,課外閱讀與參加比賽。
漸漸地,我察覺自己對臺灣作家的作品比較能夠產生共鳴,實務上也是書寫接近自我經驗的題材較能把握。我的第一篇得獎作品〈長路〉寫的是《解》書中那位「二爺爺」的故事,二爺爺是我生命中難以辨認與述說的一位長輩。寫「他」十分煎熬難受,甚至常質問自己:「為什麼要寫? 」但經由一次次書寫,我感覺逐漸找到了觀看的位置、切入故事的點,也摸索出重新與「他」、及和「他」牽連在一起的家族故事銜接的線索。對,就是「位置」,在大家族內部,「位置」很重要!
Q.我發現在《解》書中,富閔的取材更加寬廣多元,而行文推進的方式也顯示出更深刻的思辨性。最明顯的例子是〈讀盧克彰《曾文溪之戀》,愛不釋手〉一文,你援用了一個現在已鮮為人知的外省作家的作品發想、演繹家族故事,而構造以將敘述輾轉於曾文溪開拓史、盧的文本及其創作史、與及自己家族史之間這一出虛入實、遊走大小敘述之際的方式,使得此文顯示出比以往繁複許多的情感和知性構圖。這一轉變和臺灣文學研究所的訓練有關係嗎?
A.2009年我入學臺大臺文所,一方面對於可以研究自己熱愛的臺灣文學感到雀躍,一方面也無比緊張焦慮,出身中文系,我不很明白「臺文所」的「○○研究方法」或「○○詮釋框架」這類詞彙。這幾
年彷彿又唸了一次大學,學習使用「臺文所」的學術語言表達所見所思、重構被解構掉了的臺灣文學知識。這一過程大概可視為兩種學術典範的激烈碰撞。我常反問自己何以在臺文所感到不適應?那樣的劇烈衝突究竟從何而來?其中一重要的癥結是,兩個學科看待作家作品的態度,及對於「文學」是什麼、可以做什麼的想像大不相同;而另一個點則是來自於研究和創作的摩擦齟齬。後者對我來說尤其深刻,學術生活和文學生活步調的不一致、論文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切換轉換都是問題。可以說過去幾年都在嘗試調和、縫補、綰合這些矛盾。《解》書便是在這一情境中完成的作品。但是,我想學術訓練是有助於我的文學創作的:一來我習得了搜尋及整彙資料的路徑和方法,我認為這一訓練相當必要,它鍛鍊在資訊爆炸時代寫作的我,如何高效率地找到有用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開始能夠以「文學史」作為骨架去閱讀作家作品,讀出更有血肉的內涵,觸及愈加縱深的向度。我的研究興趣是一群主要活動於五○到七○年代文壇、而今漸被遺忘的外省老作家,如張拓蕪先生、和前陣子離世的蕭白先生,他們一生都在寫,題材從反共懷鄉、流亡經歷、寫到臺灣山水,那一代人對於書寫的堅持不懈,及對於「臺灣」的探索給我的啟示很深遠,他們眼中的臺灣,同時也是我生命經驗比較薄弱的一塊。
Q.剛剛提到在臺北唸研究所生活方面的適應不良的問題,這讓我想起你在〈搬家〉(未收錄)和〈家離臺灣這麼近〉等文章所寫與這座城市的摩擦和溝通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則「臺北居、大不易」的故事。但富閔所感覺到的「不易」其實不大是經濟問題、或者人和人的冷漠疏離這方面的困難,而是一種與故鄉臺南的「時差」,以及一種因關係不明確而生的不安。這類情緒在你書寫臺中生活的〈微整形〉等文未曾出現,似乎「臺北限定」。可以聊聊這部分的經驗,及臺北臺中生活的差異嗎?
A. 我是來臺北才意識到故鄉是一座「偏鄉」、是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山村,同時意識到自己很努力在學習作一個現代人。我小學和朋友相約去臺南逛街,提一個紅白塑膠袋,連自己都取笑自己;初次在簡餐店用餐,不知道什麼是「附餐」(就是甜點和飲料)。這些經驗現在說起來很有趣,但案發現場我是被挫敗感深深環繞的。類似焦慮感可能跟我們家在大家族中位置比較邊緣有關,經濟上、倫理上都比較有爭議──導致在我們心裡永遠覺得自己落後、卑微、不配過好日子。我到麻豆讀黎明中學時,家人和我都很擔心一個山上的孩子會不會信心重挫,天啊,全臺南的縣長獎差不多都集合在那裡了!到臺大前一年也有這樣的不安全感──對,就是害怕「跟不上別人」。但有趣的是,在東海讀書時並沒有這些負面情緒,反而充滿期待,每天像一隻放山雞在大肚山野遊。大概東海也位處山上,且和鬧區有所區隔,讓我感覺到自己還活在純樸的「大內山區」。所以大概可以說,我在臺中是尋找「類似」,在臺北是遇見「差異」。現在不論類似或差異,兩者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Q.富閔剛剛提到的黎明中學,據我所知是臺南首屈一指的私立教會學校!在《解》書的〈黎明的早晨〉與〈一聲阿門〉中,你述說了在此讀書所感受到的清新氛圍,以及不同信仰給予你的啟示,這一段經歷對生長在地方祭祀發達的臺南的你來說,應該是相當重要的。能不能請你談一談黎明中學時期的經驗?
A.黎明是所了不起的學校!一座傍著文旦花香與王爺信仰而生的天主教教會學校,我在那裡度過了青春期。對出身世代信奉媽祖、傳統大家族的我來說,那是我初次學習說出一聲「阿門」,也學會過感恩節與聖誕節;若加上大學讀基督教背景的東海大學四年,我在教會學校總共有十年之久。這段經驗可說是我接觸不同文化的新興體驗,讓我從穩固的家族信仰中開放出來。之於寫作,類似的衝撞許是必要的,但這部分我目前在文學上只稍稍觸及,寫得很少,日後還得用功去把這十年的記憶、經驗、意義給填補回來。
Q.閱讀《解》書,可以發現富閔閱讀的範疇和關注的議題相當寬廣,而且視角新穎,比如〈我的小學教育〉提的偏鄉教育議題是從大內開發史加以切入,〈一種位置:亭仔腳什錦事〉羅列編織了各時期對於亭仔腳的想像,兼以生活現場的細膩觀察,而得出自己對這一臺灣建築特色的秀異見解;另有一篇未收錄書中,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文章〈跟龍瑛宗參加文藝營〉,是以日治時期老作家為楔子,談文藝營的前世今生及自己的文青生涯。我相當好奇富閔平常的閱讀習慣和興趣,可以請你談談嗎?
A.我很喜歡翻雜誌,不限於目前通行的文學雜誌,而是各個年代、各式各樣的雜誌,日治時期以至於五、六、七○年代的雜誌,無論是單車雜誌、登山雜誌、建築雜誌,或者以老人為取向的雜誌都會翻翻。
不同取向的雜誌顯示出對各種族群的關懷,不同世代的雜誌則得以對照出與當下差異性的觀點,總之即能從中撞見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去想像自己經驗以外的人生。另外,我是YouTube愛用者,可以看一整天以前著迷的電視節目、MV也不嫌累。網路上很多婚紗公司上傳的結婚影片,有一項「拜別父母」的儀式,我每每在螢幕前哭到像自己要嫁了。逛書店也是我的興趣,一日工作後便從臺文所散步到公館、師大,看架上有什麼新書。我想書店、圖書館,與各種文藝活動就是臺文所研究生的實驗室,測驗自己能否把所學知識與現場實務做出連結。
鍾秩維
屏東人,臺大政治系畢業,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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