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中國美術史的最大發現
一九五○年八月,瀋陽。
瀋陽是中國東北的重要都市,滿洲國時名為「奉天」,也是「後金」的首都,稱為「盛京」,由清朝建國以前女真族的努爾哈赤所建立。
位在瀋陽市中心東北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的前身,於一九五五年改名)的倉庫,年輕的楊仁愷站在這裡。楊仁愷後來成為中國代表性的文物鑑定家,有著「人民鑑定家」、「鑑定大師」的封號。
此時楊仁愷的職銜是「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處研究室研究員」。
在滿洲國政府垮台後,從滿洲國政府流出了大量繪畫和陶瓷到市場上,甚至有「東北貨」之稱。其中有許多贗品或是仿本,當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楊仁愷的工作就是把倉庫的文物一一鑑定,分出真品及贗品。
楊仁愷於一九一五年出生於四川,連大學也沒讀過,是個小地方的教師。如果沒有打仗,他可能就在故鄉四川終其一生。然而動盪的歷史給了楊仁愷不同的人生。
一九四○年代初期,日本軍隊入侵中國大陸,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透過熟人的介紹,楊仁愷開始在出版社工作。在這裡擔任藝文雜誌《說文》月刊的編輯。
考古學者衛聚賢是《說文》的總編輯,他曾參與民國時期多處古蹟挖掘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移居香港,後來搬到台灣。當時在衛聚賢周遭尚有郭沫若、商承祚等重要文化界人士,都與國民政府一起疏散到重慶。楊仁愷負責看稿子,也和這些人熟悉起來,增長了中國美術的相關知識。
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特別喜愛楊仁愷。當時故宮文物從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中國西部的四川省,馬衡也在重慶。楊仁愷從馬衡身上學到中國藝術的入門知識,經常瀏覽宋代、唐代的珍貴古書畫。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隨即展開國共內戰,《說文》也停止發行。楊仁愷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希望在北京運用他在中國藝術方面的知識,因此他到著名的骨董街「琉璃場」附近骨董店工作,培養鑑識的眼光。後來也自稱「我是在琉璃場大學畢業的」,引以為傲。
一九五○年起移居瀋陽,在東北政府的文化部任職,善用他的文物知識。瀋陽故宮存有世界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他常常到東北博物館幫忙整理。
在倉庫內,擺在楊仁愷面前有三張幾乎相同的畫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圖〉,描繪古時候的街道市集,在中國多少對於繪畫有點常識的人都聽過這幅畫的名字。
這幅畫的仿本和贗品極多,大家相信真跡已經散失不見。包括楊仁愷在內,沒人會想到真跡就在這裡。頂多就是混雜了明代時畫得品質比較好的仿本,回流到收藏品較少的博物館中,沒有什麼好期待的。
開始鑑定的楊仁愷,打開第一張〈清明上河圖〉。一看就知道是贗品,完全沒有價值。
接著鑑定下一張,博物館內其他同事曾說「說不定是真跡」,果然一眼瞄過就知道是好東西,楊仁愷原本認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質相當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跡。先選為「收藏」這一邊。
到了最後一張畫。之前已經聽說「是贗品的可能性很高」,沒有多想就把畫攤開,突然背脊感到一陣涼意,臉上露出笑容光采,不經思索的大叫「這是這個!」
中國的繪畫具備了各個時代的特色,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偏好的筆法和顏色。
很明顯地,眼前這張是宋代的繪畫。
在中國,宋代的繪畫評價極高。因為年代久遠加上數量稀少,宋代留下的高水準名作被稱為中國繪畫的最高峰。
當時東北博物館幾乎沒有宋代的畫,了解宋代繪畫的人很少。楊仁愷因為過去馬衡讓他鑑賞過許多宋代的畫,又在北京的骨董街培養了眼力,因此知道手邊的作品就是宋代繪畫。
「這絕對不是仿本或模本,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圖〉的真跡。」
楊仁愷也避免驟下結論,先找到所有能搜尋到的資料,調查張擇端所描繪的〈清明上河圖〉。當時應該沒有附照片的書籍圖鑑,參考的是《東京夢華錄》這類的文獻資料。
宋代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代。〈清明上河圖〉是在北宋末期畫的。《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居住在北宋首府開封的孟元老,在滅亡後懷念開封的繁華,鉅細靡遺地紀錄當時開封的樣貌,是本非虛構類作品。
在這本《東京夢華錄》所描寫的開封,有著倉庫等等和畫裡一致的地方,引起楊仁愷的注意,這幅畫的鑑定結果判定為真跡。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術史上,可稱為「最大發現」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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