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回歸中國大陸的保釣人士(節錄)
保釣運動後,左右派同學事後的歸向,也引起我的好奇,並做了一些研究。左派人士最早回到中國大陸服務的大概是牟永寧。他是台大化工系畢業生,一九七○年在伊利諾州理工學院得到化工碩士。一九七一年秋,他在保釣運動尚在高潮時投奔大陸,在武漢大學任教並兼任湖北省政協常委與人大常委多年。他在大陸一住二十年並結婚生子,一九九二年離開大陸返回美國。二○○六年,他和台大化工系同學李美枝(現任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合著《東方欲曉》(註:四字取自毛澤東句子:「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書中也談到七○年代跟他同時回國的郭子加和魯永榮夫婦,這對夫婦都是台大畢業生,到大陸前已獲得博士學位並且任教過十年。回國一年多,他們對大陸的情況和生活非常失望。離開大陸時,他們對牟永寧說:「我們(回國工作)是自作多情。」後來四人幫倒台,這對夫婦從澳大利亞捎了封信給他說:「天佑中華。」
在這本書中,李美枝教授說,一九七○年代,他們同班同學沒有人想去、願去、敢去大陸,現在很多人去大陸發展第二春,牟永寧反而出來了。她說:「大陸政策再怎麼改頭換面,似乎也挽回不了永寧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心。」
我在這本書中,赫然發現了芝大同學張子賢的行蹤。當年我和他在芝大,一右一左,常為解讀大陸事務而辯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兩人激辯至凌晨二時,竟在校園洛克菲勒大教堂前擊掌發誓,將來我回台灣,他返大陸,絕不留在「美帝」國土生活。子賢兄,信人也,書中透露他在芝大取得物理學博士後,於一九七二年從歐洲返回大陸,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牟先生每次到北京都跟他見面,張子賢告訴他說,北京中央級單位播放進口電影,他有時被請做即席翻譯;另外,大陸國慶時,中山公園裡有些電動遊戲的裝置,也是他研究所的同事所做。牟永寧很感慨地說:「真是大材小用啊。」張子賢大約八○年初期就走了,但是沒人知道他的去處。大家對張的評語是,為人誠懇,不會用兩套是非標準看事物,大家很懷念他。我試想:以他當年對大陸的那種赤子之心,竟然在大陸服務十年後就離開,應該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因此我自責當年不應該和他發誓。保釣運動期間,留學生左右派都在比賽誰最愛中國,我對他能實踐諾言,衷心敬佩。我希望他能寫一本敘述他從擁抱中共到離開大陸的心路歷程的書,相信一定會很感人並發人深省。
根據吳國禎(台灣清華大學畢業,獲得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所著《在歷史面前》(二○○二年出版)透露,當他在一九七七年回大陸時,回到大陸的台灣留美學生人數不出十個。另根據林盛中(台大畢業,獲美國布朗大學博士,曾擔任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一職,已去世)透露,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到大陸定居的台灣學者專家有一百多人(作者註:但他未說明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參加過保釣運動)。他們在一九八一年成立台灣同學會,他出任會長。該會成員均是在台灣生長,受教育直到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後到大陸定居,或直接從台灣到大陸長住。他說,台灣同學會會員在政界、學界知名人士中,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一名、全國政協常委三名、全國人大代表九名、全國政協委員十六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四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一名,一共僅三十餘名 。從這些名單看來,似乎沒有一位進入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何以如此?
根據張東才先生(為美國南部地區釣運重要人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教授)的分析,釣運左派基本的問題是在歷史上站錯了邊。當文革四人幫一倒,鄧小平上台,這些左派人士對他們支持文革及擁毛已無法自圓其說,因此大多數變得消沉,或是覺得走錯了路,或是認為被騙。他們在美國、大陸與台灣幾乎都沒有政治舞台,回到大陸後,只能在其專業領域工作。張東才對這些回國的學人表示欽佩,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和職位,為了建設祖國的理想而獻身。我個人同意張教授的看法,這些人愛祖國心口如一,相對那些當年左喊毛澤東是偉大舵手,右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但自己卻一直蝸居美國的左派保釣人士,這些回大陸的保釣人士,其情操何其高貴。
十四‧回歸台灣的保釣人士(節錄)
那麼,釣運期間被稱為右派的學人和學生,他們有沒有回到他們所擁護的中華民國?根據台灣行政院青年輔導就業委員會的統計,如以一九七一年為分水嶺,在這之前每年返國人數約兩百人上下,一九七一年留美回國學人為一百九十七人,一九七二年增為三百六十七人,以後每年均維持三至四百人左右。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當年回國人數為三百五十九人,一九八○年為四百五十五人,一九八一年為七百三十六人。在這十一年間,台灣學生留美人數成長約二倍,但回國人數則成長三倍。所以,無論是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同年之保釣運動,或一九七九年美國和大陸建交,台灣留美學生回國人數的整體曲線是上升的,足見這些發展並沒有減低他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回歸。
一九七八年,愛盟成立「台北市反共愛國聯盟回國盟員聯誼會」(簡稱「愛盟聯誼會」),在美參加愛盟大會的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一百多人參加,證明當年參加愛盟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已回國服務。一九九○年五月,聯誼會部分成員,為了因應民進黨勢力崛起,以及反對李登輝總統對民進黨的包容,成立「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登記為政治團體。根據「愛盟聯誼會」及「愛盟」會員名錄,扣除重複參加,共有五百六十二人。任孝琦女士曾做一調查顯示,這些人近半數(四五‧八%)在學術界和相關研究機構服務;四分之一以上(二六‧七%)進入企業界和專業領域;從政不到一成四(一三‧七%),其中三‧九%是政務官、六‧六%是司處局長以上職等、二‧二%是中央民意代表。
這些數據說明了兩件事實。第一、在美國參加愛盟的成員回台服務比例,遠比保釣左派成員回大陸服務為高。第二、絕大多數愛盟同學都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行業,只有一三‧七%從政,可見左派所稱這些愛盟分子當年參加愛盟是想回國「做官」的指控,與事實不符。這些愛盟分子回國後之所以事業有成,並非只靠「政治正確」(因為在台灣「政治正確」人士比比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大都學有專精,且多獲博士學位;另外,他們都出身台灣,各方面關係仍在,謀事成事較易,不像台灣留美學生前往大陸者,人地生疏,除非特別拔擢,很難進入高層。
在回歸台灣人士中,從保釣的角度而言,林孝信先生頗值一提。他是我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我在歷史系,他在物理系。他可說是運動的苦行僧,為了釣運,他放棄了博士學位,全身投入釣運,並因立場與政府相左而被吊銷護照,直到一九八八年,政府因為解嚴,他始能回到台灣。多年來,他除投身社區教育外,即繼續獻身保釣運動。近年來,他承擔起在社會與學校內推動保釣的教育工作。在所有保釣人士中,他四十年如一日,無人出其右,令人敬佩。他目前在台灣世新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十五‧前往香港服務之保釣人士(節錄)
討論參加保釣運動人士日後之動向,不應只討論左右兩派人士回歸大陸或台灣,其實還有一些保釣人士日後選擇前往香港服務。這第三派人士的選擇,也是基於對中國人民及其土地之感情,而這份感情的激發,或多或少源於保釣運動。
這樣的人士中,我最敬佩的是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他在保釣運動發起時,正在芝加哥近郊名校西北大學物理系任教。據他說,他參與保釣運動的程度不深:
我這個來自香港、在美國長大的人,在這場自發的青年運動裡沾了一點兒邊。可是對某些過激的、會加深民族仇恨的口號和行動,則很有些保留,因此沒有深入參與。
他在一九七○年代回到大陸數次,並為中美學術交流工作盡心盡力,曾任楊振寧成立的「全美華人協會」總會會長。一九八三年,出任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一九八七年,香港科技大學籌備董事會投票邀請他出任首任校長,其薪水較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為低。為了是否去香港,他和夫人有如下的對話:
吳夫人: 你大半輩子做的都是與華人和中國有關的事。這次最有意義的機會和挑戰放在面前,假如不去,二十年後會不後悔?
吳校長:我想會。
吳夫人:那就走吧!
一九八七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前十年,所以他說,他是「在別人爭相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們落葉歸根,丟下三個大孩子(留在美國),牽著七歲的么女,回到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開學,現在已成為一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全部學生約一萬人。根據英國QS留學諮詢公司二○一二年的評鑒,名列亞洲大學第一名(台大為二十名),世界最佳大學第四十名(台大為八十七名)。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二○一一年之評估,其結果亦相同。
吳校長即任後,開始多次到北美聘請名師。他形容當時華人學術圈對回中國教書的情況:
當時的局面下,對落後的祖國(包括大陸和台港)感興趣的,一百人裡不超過二十個。二十人中,回來走動的不超過十個,願意住一段時間的不超過五個。會考慮落葉歸根的,約有二至三人。最後能夠讓科大請到的,大概就這麼一位。
在聘人的過程中,參加保釣運動的所謂「老保釣」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形容到了波士頓,「老保釣」謝定裕(台大數學系畢業,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美國布朗大學教授)約集該地區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校優秀學人,與吳校長及副校長錢致榕見面。在加州,則由另一批「老保釣」為他約集加州一帶著名華裔學者。吳校長解釋他為何能夠聘請到許多「老保釣」到科技大學教書:
七十年代,不少「保釣」人物訪問大陸、了解情況。正當文革,一些人以赤子之心看大陸,一廂情願地相信了當時風行的假象,一部分還毅然放棄留學生涯,「投身革命」。大部分「老保釣」雖然在某些方面深受感動,卻已看出問題和矛盾;回來後就不聲不響,繼續做他們的學問。後來好些在名校裡當上了教授,在學術界獲得了成就和地位。這群人對祖國的發展卻一直關懷備至;當科大這個機會出現時,部分抱著一腔熱情回來參與創校。
他也形容他如何以建立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為目標、來號召學人投效科技大學:
我的目標是十年以後能達到里海(作者註:Lehigh University,在美國賓州)的標準,三十年後達到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水平,六十年後成為另一個麻省理工學院。能做到這一步,就很不錯了。十幾年後,我已不在這裡了,人們看看這個學校,或許會說,╳╳╳辦的這個大學還像個樣子,只是當年他的眼界低了一點。
在他聘用的人選中,最重要的推手是學術副校長錢致榕(台大物理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學教授),他就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運動在華府示威遊行隊伍中,向周書楷大使表達群眾心聲的三位代表之一。吳校長認為錢氏:「最為可貴的是一顆中國心。」錢致榕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推動博雅(liberal arts)教育。
科技大學第二任學術副校長孔憲鐸,也曾參與過保釣運動。所以,從校長到兩位副校長以及部分教授都曾或多或少參與過保釣運動。其中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齊錫生,是我芝大政治系學長,也曾與我一齊參加安娜堡國是大會。
吳校長在聘請華人學者來科技大學教書,有時是採取理性與感性並用的策略。例如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個月後,他想吸收一位「老保釣」張信剛(紐約州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保釣會刊物主編,美國南加州大學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美國生物工程學會主席)。當時有人向他質疑大陸已陷入混亂,吳校長一邊流淚,一邊回答說:「祖國不正是更需要你們了嗎?」結果,張信剛不僅來到了香港科技大學,後來又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其他著名保釣人物加入科技大學陣容的有沈平(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該校保釣會負責人之一,亦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遊行示威提議人)、余珍珠(哈佛大學博士,波士頓地區保釣大將)、張東才(如前述,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項武義(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人。
我個人也有被吳校長「禮賢下士」的經驗。一九九五年,齊錫生教授卸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長職位,承蒙他向吳校長推薦我,我當時任教國立政治大學,並兼該校國際關係中心主任。記得該年某日,吳校長親自從香港來台北與我會面,希望我能申請該一職位,我因已回台服務,正享受回國服務之樂,怎可能離台赴港?故予婉謝。我從來沒見過一位大學校長會坐飛機到另一個城市,只為敦聘一位與他素昧平生的學者,所以我深為感佩他這種熱心求才的精神。
香港科技大學能在二十年間,從無到有,躍居亞洲大學排名第一,世界大學排名第四十,真是成果豐碩。據齊錫生教授告知,該校約有五百位教授,其中五分之二來自世界各地,約有五分之三為華裔資深教授,均來自美國一流學府。該校亦雇用許多香港及大陸有國外留學經驗之學人為教授,故該校是華人菁英學人之大集合,遂能在二十年內,將科大辦成一流大學,這是華人學者之光榮。
胡適先生曾為文敘述芝加哥大學如何從無到有之優異辦校成績。他指出,芝大於一八九一年創立,在第二年開學時,即以高薪挖角美國及歐洲著名學者多人,其中包括八位曾任大學校長之學者,有此批優秀師資,芝大立即被公認為第一流大學。所以,香港科技大學和芝大,恐係現代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在建校一、二十年內即成為世界名校的絕佳範例。我衷心祝福香港科技大學,能早日成為中國之麻省理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