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制定特集計畫
若干個「小特集」
最初我被委派企畫「小特集」,是進公司過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小特集」每年數次,是以某個主題集結幾篇論稿的計畫。我以南博先生為中心,將焦點放在當時在美國被廣泛研究的行動科學上,編輯了題為「行動科學的現況」的小特集(一九六四年八月號)。其內容如下:
南博 行動科學與行動學
富永健一 行動理論與社會科學
服部政夫 行動科學的心理學
吉田民人 行動科學「機能」關聯的原型
犬田充 美國行動科學的現狀
順便列舉一下在這個小特集之前和之後企畫的其他小特集,有「自然科學與法則」、「法律—社會統制的符號性技術」、「現代的農業構造」、「現代官僚制度的諸特質」等。其中「法律—社會統制的符號性技術」是以川島武宜為中心,積極嘗試從社會控制技術的觀點來重新把握法律概念。這個小特集滿載了以川島為中心舉行的法制社會學專家的研究會成果。「行動科學的現況」也是以南博為中心召開了數次研究會,我也列席末座。他還設法讓我這個新人發表意見。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傾向與以往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講座派或工農派之類的東西不同,與韋伯的思考也不一樣,因此可說是將實證主義觀點引入社會科學的嘗試。眾所周知,好的或壞的美國學風都變得很有勢力,沒多久,政治學或經濟學的這種傾向也在增強。
然後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號,我再次編輯了「小特集‧現代社會與行動科學」。得到了哲學學者吉村融、山下正男;心理學學者南博、犬田充,還有國際政治學學者武者小路公秀的參與。並附錄了年表等資料,我想這在當時是很有用的。
繼「行動科學」後被委派的小特集是「國際政治與國際法」,一九六五年十月號。我與田茂二郎、石本泰雄商量,得到他們的參與,編輯的內容如下:
石本泰雄 國際法—其「物神崇拜」
田茂二郎 A‧A新興諸國與國際法
松井芳郎 「參考資料」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永久性主權
太壽堂鼎 現代國際法與義務的裁判
高野雄一 國際和平機構的課題
內田久司 社會主義世界與國際法
這個小特集,如果與前後期的「戰爭與革命」、「現代社會與農業問題」、「現代帝國主義」、「美國在亞洲」等相比,無可否認,感覺多少有些偏離。
還有「作為現代思想的天主教」(一九六六年七月號),對於當時的《思想》來說,被認為是風格不太相同的小特集。這個特集中以松本正夫為中心,參與的有今野國雄、門佳吉、佐藤敏夫、半澤孝、岡田純一、博吉斯(E. M. Boggis)諸位。在與上述的老師會面討論的過程中,我學到很多有關天主教的事情。特別是剛從羅馬回國不久年輕的門佳吉,不僅是哲學、思想方面,也教了我許多現實問題,例如關於非洲黑人(Black Africa)的傳教實態等。此後,我向門邀了好幾本單行本的書稿。
對於一個剛走出校門的新人給予相當自由的編輯活動空間,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非常難得。一定有過不少不盡得體的事情,但是想到O課長和K前輩對我的寬容照顧,我真是充滿感激之情。
邊喝酒邊接受教育
新人教育之後,某天黃昏,O課長把我帶到附近的小酒館「魚甕」,教我喝酒的方法:絕對不去高級的店,一定花自己的錢喝酒。可是當他約我而他手頭剛好沒錢時,就會打電話到主管的辦公室,喊著︰「我現在去您那裡借錢,請借一點給我」,還沒等對方回話就衝了過去,這種事經常發生。
聽說O課長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在川島武宜老師門下研究溫泉權,戰後進入中央公論社,後來與幾個朋友創立出版社,曾經一時賺了大錢。在中央公論社時,為了調查某位政治家的事情,擅入武見太郎醫生的診療室盜取病歷被逮個正著,在裁決迫近眉睫之際,得到了松本重治老師相助,這樣的傳聞我聽過好多次了。後來O課長帶我去麻布的國際文化會館,介紹我認識當時擔任理事長的松本重治老師。因為我聽說過上述的傳聞,所以總覺得怪怪的。
O課長除了教我喝酒的方法以外,也邊喝酒邊教我關於當編輯的方法。乍看好像胡來至極,但實際上他是周詳考慮過的。他不斷關注國際情勢,為新的議論提供契機而努力。也許就因為這樣,O課長作為記者,作為松本重治老師的晚輩而得到任用。比如在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訪問日本時,他秘密會見了O課長,並將西哈努克的原稿刊登於《思想》上。某次,蠟山芳郎曾對我說過「O的國際感覺超群」。這樣的O的編輯秘訣,就是思考組織異質性的東西。下面敘述的一個例子,曾經害我惹上大麻煩,但卻是珍貴的體驗。
被秘密錄音激怒
一九六○年代中葉,當時民族主義問題在各個層面都掀起波瀾。O提出了以南原繁為中心,聚集大塚久雄和福田歡一兩位,聽聽他們對民族主義有什麼想法。我被指派「去找這三位老師,協調一下日程」,並決定了聚會的日子。臨到聚會前O命令我:「把錄音機帶著,在老師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錄音」。我十分驚訝,但是不得不聽從,便對三人的議論錄了音。請專人整理出的逐字稿,果然是非常有意思的內容。O對我說:「你得再去老師們那裡走一趟,向他們說明相關情況,並請求許可刊登在雜誌上。」
我想這事情麻煩大了,於是依次去拜訪南原、大塚、福田三位老師。當我戰戰兢兢和盤托出:「其實我偷偷地錄了音……」南原、大塚兩位大家都嗤嗤地笑,回答我:「O君就會幹這種事,真是沒轍呀。」最後,我到東京大學法學部研究室拜訪福田老師。當我開始說明情況,他就不容分說地怒斥我:「擅作主張幹這種事,我絕對不能饒恕。還要刊登在雜誌上,簡直豈有此理!」不過,被怒斥是理所當然的。我唯有拚命地道歉:「真的非常對不起,一定不會再做這樣的事了」,我想我向他低頭認錯最少也有一個小時。
不久福田老師的語調有所改變,說:「雖然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但是因為問題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緊急考慮。我會整理一下議論的思路寫個提綱,然後你拿到南原、大塚兩位老師那裡。如果可以得到他們的諒解,就重新設定時間三人再進行議論。」我已被訓得內心縮成一團,聽到這話,感激得幾乎想哭。幸虧獲得了南原、大塚二位老師的諒解,三人重新進行了會談。這個成品就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號的〈圍繞民族主義:有關問題及現代日本的課題〉。自此到我退休為止的四十年間,我一直在各方面都得到福田老師親授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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