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第十二章 六四事件(節錄)
一、為什麼會發生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
有四個因素導致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生:
第一,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左右開始,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已經十年。從1984年到198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2%,13.5%,8.8%,11.6%和11.3%。儘管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當時改革存在的問題也開始呈現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中共啟動改革的基本路徑就是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的優點就是可以擺脫舊體制的束縛,快速激發社會潛藏的自主生產力;而缺點就是人為地拉開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差距,並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這種負面因素今天看得就更清楚了,在當時,其表現形式,就是為人民所詬病的『官倒』現象,也就是腐敗現象。這些負面因素使得人民的不滿開始積聚,社會動蕩的群體心理基礎已經具備。
第二,1988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的「闖關」。這個改革沒有成功,還引發了高通貨膨脹。1988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率是12.6%(上一年是7%),八月份達到了23.2%,九月份是25.4%,十月份是27.1%,這一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18.5%。八月底,在部分城市出現了搶購風潮。隨後,黨內關於改革的意見就出現明顯的分歧。李鵬擔任總理之後,在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調整,把「治理整頓」放在「深化改革」的前面,使得這種分歧公開化。當時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主張在深化改革中解決改革出現的問題,力主繼續推進改革;而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在陳雲的支持下,主張暫時停止改革的深化,而進行治理整頓,實際上就是修正趙紫陽的改革路線,削弱他的權威。這種保守勢力的回潮,使得廣大知識份子和大學生非常擔心,例如嚴家其和溫元凱在1989年初的對話中就提出「改革不能停滯」的命題,並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因此,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成了很多人參加民主運動的動因之一。
第三,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從黨內到社會上都有強烈的反思,認為文革的災難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求解放思想,推進民主化,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沒有中斷過,幾乎成為整個八十年代的最強音。
當時與此同時,要求民主的願望也歷經挫折,從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的保守派反復阻撓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期盼,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淪為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包括機構調整,提高工作效率,幹部年輕化為中心的人事制度改革等等,這與人民的期待相差很遠,使得積蓄十年的要求民主的願望已經到了噴發的邊緣,社會對於政治改革的期待已經到了臨界點。
1986年年底各地進行人民代表選舉,民間要求政治參與的聲浪高漲。12月初,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內有人張貼大字報《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信中說「人民代表大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民「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4日晚上,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在校內演講,提出「民主不是從上而下賜予的,而是靠自己爭取的。」科大學生第二天就在合肥市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波學潮迅速蔓延到上海和北京,震動了全國,也進一步顯示出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熱情正在逐漸積聚。但是這樣的訴求再次遭到當局的打擊。12月30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就學生運動發表講話,提出:「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隨後,胡耀邦被迫下台,當局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黨籍。這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民間對民主的渴望與黨內保守派的頑固立場之間的對立。中國民間對民主的期待不但沒有被打壓下去,反而更加強烈。
1988年上半年開始,以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為中心,知識界發起了關於「球籍」危機的討論,提出只要不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就會被開除球籍,對此全體國民要有危機意識,就是這種期待的直接表現。這是1989年民主運動迅速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四,如果說,以上的三個原因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的話,那麼,第四個原因就純粹是歷史的偶然因素了,那就是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儘管社會都有預感到1989年會出事情,但是事情出在4月,則完全是因為胡耀邦的去世導致的。胡耀邦在知識份子心目中一直形象良好,他1987年含冤下台,主要原因是沒有積極執行壓制學生運動的政策,這也使得在校的大學生對他也心存同情。因此,他的逝世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象徵到人民對黨內改革派的期待,以及對保守派的不滿。這些期待和不滿就借助胡耀邦逝世,悼念胡耀邦的機會示範出來,於是,1989年民主運動就發生了。
總之,改革自身存在的問題導致人民不滿,黨內保守派的動作引發精英階層的擔憂,人民對民主的長久向往,以及胡耀邦的逝世,成了發生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
二、八九民運的發展經過
1. 胡耀邦逝世,學潮爆發:
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於早上七時五十三分病逝於北京醫院。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起,北京大學等校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報,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等。並有對聯說:「小平八十四健在,耀邦七十三先死,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七十未全,中華四十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亦哀。」
四月十七日,中國政法大學約六百餘名研究生,青年教師抬著自製花圈,放著哀樂,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事後,約有六十餘人到胡耀邦家中慰問。下午三時,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在校內募捐五百三十元買了花圈,組織四十餘人送至天安門廣場,並到胡耀邦家悼念。二十四時起,北大、北師大、北航、政法、清華等北京高校約六千名學生從各校出發,會集並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向胡耀邦送花圈,並與數萬群眾開始靜坐,並在紀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懲辦官倒等內容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從北大研究生會會長任內卸職的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回憶了十七日晚上北大學生集會遊行的過程:
「四月十七日晚飯後,我與其他幾位博士生在我的房間裡閒談,突然聽到一陣一陣的嘈雜聲。是什麼聲音?原來是來自學生宿舍的敲碗聲。這聲音把我們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號樓前。強烈的敲碗聲夾雜著『遊行去』的喊叫聲,讓人感到震撼。這聲音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是這樣原始的聲音將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個個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在學生們還不知道下一步要如何做的時候,突然從二十八樓樓上降下一個巨幅輓聯:『中國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師生敬輓』。幾位學生將這幅輓聯托起,並引導學生們繞校園而行。北大的學生們托著輓聯在各個學生樓前轉,目的在號召更多的學生參加遊行。愈來愈多的學生聚集在這幅輓聯的周圍,跟隨它,走出校園,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門。」
四月十八日清晨,大會堂前的靜坐結束,轉移到新華門前。七時三十分,王丹傳達了李淑嫻「一要堅持,二要把請願書遞交人大常委。」的意見。李淑嫻則在北大貼出題為「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的大字報,「希望學生去聲援」。八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同志邀請王丹、郭海峰等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並接受了請願書。王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後表示: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的官員出來接見。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群眾二千餘人向新華門聚集,要求與李鵬對話,並以「七條」作為請願要求。周勇軍、吾爾開希等發表演講。
四月十九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辦警衛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單位開會,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布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並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到清晨四點三十分,新華門前的學生被驅散。
晚上二十二時許,北京大學的王丹等在校內三角地,召集約上千餘名學生參加「第十六期民主沙龍」,討論建立「團結學生會」問題。會上通過了三點決議:(一)拒絕承認現在這屆學生會,研究生會;(二)成立北大籌委會。由當場集會的同學授權,籌委會負責主持北大同學選舉大家信任的新的學生組織,並負責倡導成立北京市高校統一的學生領導組織或聯絡組織。新學生組織在近期內選舉,在新的學生領導機構成立之前,北大的學生運動由籌委會統一組織,公開領導;(三)中國應當盡快辦起人民自己的,民主的,公正的報紙。北大學生立即辦起自己相應的報紙,任何政黨,政府,組織及個人不得干涉。第一批籌委會成員包括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炎、封從德和常勁。同時,清華大學數百餘名學生也在校內聚會,然後來到北大與北大學生會集在圖書館東門廣場,討論學生運動應當如何進行。與此同時,上海、西安、合肥等地均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安徽大學三百餘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前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四月二十一日,北大、人大等校貼出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四十七名作家學者簽名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提出:「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公開信稱「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具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等等。
二十時前後,北京近二十所高校四萬餘名學生舉著旗幟、標語,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先後走出校門。二十四時許,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外。此時,廣場約有萬餘名學生,加上圍觀群眾有十萬人。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起,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有關當局與廣場上四萬名學生達成協定,同意他們逗留在廣場上參加追悼會。郭海峰、張智勇、周勇軍等三名學生代表走過士兵封鎖線,走上大會堂台階,在台階頂上跪交請願書,但無人出來接受。追悼會後,由二十一所北京高校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後來有名的「高自聯」。
這個階段的運動,以「悼念胡耀邦」為主要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