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十一月,白宮一反經濟危機後低調簡樸的作風,在南草坪搭起能夠容納數百人的大型戶外帳篷。這是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首次在白宮舉行國宴款待外國元首。帳篷內不僅特意準備了印度的特色咖哩佳肴,還演出印度歌舞。美印政府已經結束「冷戰」時代的不和,儘管兩國關係還存在諸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但在這次的帳篷晚宴上,歐巴馬對來訪的印度總理辛格承諾,美國將和印度攜手致力於經濟復甦,為美國和印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辛格也表示,美國和印度的兩國經濟關係一直是「雙向流動」的,美國企業大量投資於印度高科技產業;與此同時,印度的汽車、拖拉機、藥品和軟體生產商,也都在美國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事實上,當時美印雙方的貿易額已經增至近五百億美元,這一貿易額比一九九○年翻了十倍。和中國一樣,美國也是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貿經院院長霍建國評論說:「特別是『金磚四國』,包括俄羅斯、印度、巴西,也算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它們和中國相互較勁,所以在貿易的結構上可能有一定的衝突。」
美國媒體評論:歐巴馬高調接待印度的到訪者,與發展亞洲的其他貿易夥伴不無關聯。根據剛剛公布的數據,二○一○年四月美國的失業率仍高居九.九%附近。而歐盟統計局的數位顯示,整個歐元區的失業率仍然保持在自歐盟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一○%,而受希臘債務危機拖累的西班牙,失業率更是高達一九.一%。和歷史相比,歐盟此時明顯處於一個相當困難的時期。
而美國也開始逐漸對人民幣施壓,二○○八年九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二○○七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試圖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但該法案最終遭到布希總統否決。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蓋特納一上臺就指責人民幣匯率,還聲言是代表歐巴馬總統的意見。二○一○年,一百三十名美國議員聯名要求歐巴馬政府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是繼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呼籲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之後,美國團體再次針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集中發難。
這無疑令已經面臨巨大壓力的中國出口市場雪上加霜。針對美國政府的百般責難,溫家寶總理曾多次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
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回答記者的提問。溫家寶認為,在金融危機面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穩定,是極為重要的。這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經濟。
第二天,溫家寶總理在倫敦接受英國《金融時報》主編巴伯的專訪時,被問到對美國財長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意見。溫家寶進一步解釋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指出中國政府堅持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於美國的說法,溫總理也予以駁斥。他說:「這次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某些經濟體自身經濟的嚴重失衡,主要是長期的『雙赤字』、靠借債保持的高消費。對一些金融機構,長期失去有效監管,使他們利用高槓桿率來獲取巨額利潤,一旦泡沫破滅,災難便波及全世界。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水準只相當於英國的十六分之一,我們亟需資金進行建設,改善民生。那些靠舉債而過度消費的人反過來責難借錢給他的人,這不是顛倒是非嗎?中國有句話叫『豬八戒倒打一耙』我在達沃斯談到這個觀點的時候,大家是贊同的。」
二○○九年三月十三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一場中外記者見面會時,又被問到了人民幣匯率問題。溫家寶解釋了最近三年來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和政府的目標。他指出,自二○○五年七月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在過去三年對美元升值二一%。最近這一年,由於歐洲貨幣、亞洲貨幣大幅地貶值,人民幣實際上也處在升值的狀況。不過,人民幣匯價由中國自己決定,任何國家不能對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施加壓力。
溫家寶總理在二○一○年三月十四日結束的全國人大代表會上明確表示,人民幣沒有被低估,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
緊接著,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核安全高峰會,並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一次與經濟問題看似無關的會議,讓中國即將被扣上匯率操縱國帽子的風波暫時告一段落。然而經濟界仍然普遍預測,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長期存在。
借鑒他國的經驗與教訓
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改變全球的市場格局,註定會面臨很多摩擦和挑戰。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他撰寫的文章中寫到: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代,要解決目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方便、簡單的答案。
很難看到這個威脅到底什麼時候會終結。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抬頭,也許全球會像日本二十世紀九○年代出現的「迷失的十年」一樣。這會給我們沿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面對這樣的艱難時代,中國應該作何選擇?
日本前駐經合組織首席談判代表前田匡史談到日本的情況:「我們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出現的問題,跟中國的情況也有一定的相似點,但是並不相同。相同點是,我們都對美國存在貿易順差,都是美國的主要出口國;不同的是,兩國的國內經濟和市場的規模。日本是一個小國,在二十世紀八○年代的經濟還比較弱,而中國擁有比較強大的國內市場。」
儘管中國的消費人口有七億之多,但一直以來由於收入、醫療、教育等方面的保障仍然不足,因此要在短時間內啟動這龐大的七億人的消費能力,必須完成很多系統工作。
反觀中國現行的經濟結構,德國等老牌的工業強國曾經保持了二十年的增長,面對貿易摩擦和「廣場協議」,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七○.五%,當這對德國的外貿造成衝擊時,德國政府並沒有採取貨幣刺激政策,而是花了四年的時間理順了德國的經濟發展體系:改變原來以工業職業教育為主的模式,發展營養、護理、金融、服務等一百多個新的職業教育學科,同時提高國民收入,增強國內的消費能力;頒布一系列扶持小企業的辦法,通過中小企業的發展尋找新的行業和亮點,並且提供就業。三年之後,德國經濟增長率已經強勁回升至三.七一%,一九九○年更是超過五%。在經歷短暫的衰退之後,德國回復經濟平穩,並保持在三%至五%的增長路徑上。
沈繼如評論說:「我們現在說擴大內需,換句話說,就是減少對國外市場依賴,減少中國貿易順差。」
中國經濟已經快速成長了三十年。縱觀近代經濟發展,國際上連續四十年保持七%以上成長的有三個地區: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相對而言這些都是比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尚無前例。那麼,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情勢還能保持多久?
金融危機的衝擊讓中國認識到,當經濟增長回落到六%的水準時,中國就會出現大量企業不盈利、出現上千萬農民工失業的現象。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企業主要靠便宜的土地、勞動力,靠市場容量快速擴張賺錢,這樣的企業現金流量?好、賺錢快,但不會在市場需求增長放慢以後靠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來盈利。
未來,我們必須像德國一樣,做好轉入中等速度發展時期的準備。這不僅為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更為金融、服務、政策引導提出了新的要求。
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傷害了自由貿易的國際準則,對實施貿易保護的國家來說最終也得不償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歐文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二十世紀九○年代舊金山重修歐克蘭灣大橋的時候,加利福尼亞州政府規定只能使用美國生產的鋼鐵,最後一家美國企業中標。結果這個選擇卻使得加州的納稅人多支付了四億美元,而本來這筆錢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創造更多的GDP。
貿易保護主義已經被無數事實證明只是一條死胡同,但作為一種應對經濟危機的工具,它經常被一些政治人物拿來充當吸引公眾注意力、爭取選票的獨門武器。儘管他們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非常清楚貿易保護主義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危害,但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這些人仍然會作出不負責任的決定。
雖然當前這場金融危機似乎又替貿易保護主義找到了市場,但從這場危機迅速席捲全球的速度來看,它恰恰在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證明一個論斷—世界是平的,互聯網、物流和全球化大市場把各個國家的經濟血脈緊緊連在一起,誰都不可能輕易從這場危機中抽身而退。
風險,便上報聯準會,之後聯準會決定救助貝爾斯登。由於貝爾斯登不是受管制的投資銀行,最終由聯準會提供資金給摩根大通,由摩根大通以每股二美元的低價收購。二○一○年一月,摩根大通決定不再繼續使用「貝爾斯登」的名稱。
(摘自本書第1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