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季節變化是跳躍式的。約見路內這天，恰逢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整座城市好像突然進入了夏天。路內穿白襯衣和白T恤，從家裡坐地鐵來到青松城大酒店，大堂咖啡吧冷氣十足，他要了一杯美式咖啡，談起上海擺擺手，「我對於任何一座城市都比較疏離。」然而，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他談論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距離感存在於文本和作家意識之中，卻絕非生活之中。

我見過這座城市的失落

二○○一年底之前，路內還在蘇州生活。

在蘇州老家，他與父母同住，彼時也寫東西，只是如今很少拿出來。那時互聯網還未普及，年輕人之間的聯絡不比現代，如今通過網路傳個簡訊立刻就能得到答覆，當時文青只能寫信交流，一封信寄出去得花一個禮拜才到，回信又是一個禮拜，來回半個月就沒了。「過去的溝通不像現在這樣一句一句，寫信就像寫專欄一樣，半個月裡我給你兩千字，你回過來兩千字。還有一種就是背個背包、拍拍屁股就找朋友去了，通常在大學裡。」

二十來歲的路內，沒少跑來上海找朋友。九二、九三年的上海，地鐵還沒開通，要去大學裡玩就得坐上三個小時公交，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一個小時，再加上要等火車，跑一趟的時間足夠今天坐高鐵從上海到北京。年輕人不缺時間，缺的是錢，沒錢就在學校裡瞎玩。「沒錢的時候特別好玩，比如說你買了一包假煙都得找那個老闆打架，因為你只有這麼多錢。」不厚道的老闆賣出的假煙不光是味道不對，而是根本點不起來，沒錢的年輕人買到一包木棍當然得去找老闆，老闆不認帳，只能打架。「當時就跟著一幫大學生，大學生也打架，我們那個年代大學生打架可厲害了，肯定是把人櫃檯都掀了。」路內跟著大學生朋友一起玩，去得最多的是華東理工大學，當時的華東化工學院，他們打桌球，被當地小孩欺負，於是又打群架。

九十年代的上海大學校園，遍地京片子，那是王朔最紅的時候。「我表妹，上海醫學院的，那姑娘一個上海人，滿口京片子，現在四十多歲，跟我講一口上海普通話。時代不一樣了，她不願意再講京片子了嘛。」上海流行過臺灣普通話，流行過北京普通話，最後是上海普通話，時髦口音的輪轉昭示著文化興盛與衰敗。

九五年之前，上海的情況其實不如廣州，雖然鄧小平南巡時說要開放，但浦東整個格局還沒起來，上海感覺有點沒落。「當時的廣東人可囂張了，穿著拖鞋在街上瞎晃，隨便就拐個上海姑娘走了，廣東人都矮胖子，可沒辦法，廣東人有錢啊，後來輪到臺灣人了。」 說到這裡，又是一陣大笑，可隨後路內斂起笑容，「我自己對此無感，但我看到過這座城市的失落。」

你被時代拋出去了

二十四歲那年，路內從工廠辭職，隨後不久進入廣告業。在蘇州廣告業謀生的四五年間，他幾乎沒再來過上海。那時候做廣告很賺錢，整個行業拯救了一代文藝青年，可二線城市的機會終究不多，要發達就得去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就這麼幾個選擇。單純從金錢角度考慮的話，北上打拼顯然更好，但因母親身體欠佳，路內選擇遷居離家更近的上海。

闊別數年之後，路內再度造訪上海，這座城市已經和過去大有不同。「我能感到不一樣，首先肯定是繁華，但我這種觀感和上海本地人不一樣。上海本地人肯定會覺得外地人多了，公司、金融多了，上海人比較有錢了。但我的觀感是這座城市和我年輕時所見不一樣了，我是個他者。」

對於路內來說，離開父母來到上海是他寫作心理上很重要的驅動力，必須得離開那個環境，才能每天坐下來寫小說。年輕時經常造訪的城市如今成了生活居住的城市，自己也從工人變成了廣告人，幾年不見，路內和上海都變得更有錢了，這種變化給他帶來很大衝擊。

路內很少把上海作為小說舞臺，大多故事發生在以蘇州為原型的「戴城」。「追隨三部曲」也好，《花街往事》也好，小說中有兩個座標點，近一點的上海和遠一點的北京，當然還會輻射到更遠的美國。在小說裡，上海比戴城高那麼一點，又沒有那麼難去到，年輕時的路小路身邊不乏有人去上海，他卻始終留在戴城，等他三十歲終於在上海紮穩腳跟，坐在馬路牙子上回憶工廠故事時，「他者」的身份已經不存在了，但他也不是「我者」，他被一個過去的時代給拋出去了。

路小路代表了一代人的經歷，九十年代的年輕人很迷茫，他們到北京到上海也不知道該幹什麼，就四處找各種好玩的人一起玩，很容易受傷害。「現在的姑娘小夥去北京上海幹什麼？創業、買房，買房先得有戶口，交完五年社保，拿到戶口買完房你已經很老了，差不多可以生小孩了，生完小孩立馬就是入託，很現實的，目標非常明確。」

在路內看來，迷茫時代的轉捩點是○三、○四年互聯網時代結束，那個時代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非典，非典結束後房價一路猛漲；另一個時間節點是零八年，奧運會和汶川地震之後房價迎來又一輪猛漲。在加速到來的現實面前，所謂的迷茫時代結束。「大家不迷茫了，曾經的這批人也不能繼續假裝迷茫，你確實也找到了自己的事情可做，但你被時代拋出去了。」

你越熱烈撲向她，越寫不好

如果要用三個詞來概括上海的精神氣質，路內會用冷清、複雜、洋氣。這座城市不熱鬧，城市構成複雜，而且相當歐化，和蘇州或是許多北方城市的結構截然不同。傳統中國城市的商業結構是片區型的，沿襲以市場為單位的中國古代商業構造，方便管理；上海的卻是商業街，一整條長街開滿商店，完全是一座歐洲人設計出來的城市，這種歐化寫在基因裡。

小時候的路內來上海最喜歡去舅舅家邊上的鐵道學院，離真如、南翔的貨運站不遠，外公是鐵路職工，帶小輩過鐵路都是從火車底下鑽，孩子們覺得特別好玩。如今他在上海最喜歡的文化場所是巨鹿路上綠樹掩映的愛神花園，上海市作家協會所在，熟人最多；他也像年輕時一樣愛去大學，比如復旦，不過只是去玩玩並不打架；電影節期間他還會出沒於影城附近，見朋友，聊聊天。

在上海生活十幾年，路內鮮少直接寫上海。在他看來，這座城市太多元化。他不認同大多數作家想要代言某一座城市的做法，要捕捉到一座城市的特質、深藏在故事下面的隱秘之物，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光寫浮在水面上的東西，最多只能成為一個傳記、旅遊作家，嚴肅文學小說的要求高很多。在這種高要求下，路內可能會寫到上海，但他不會聲稱自己在寫上海。

路內認同的是王安憶和金宇澄筆下的上海，他們觸及了城市深層的東西，另外還有孫甘露的《呼吸》和吳亮的《朝霞》，分別書寫文革時期和八十年代末的上海。「除了生動、準確之外，還要找到城市的靈魂，深入的地方在哪兒。」

他習慣跟任何一座城市都保持距離。哪怕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鄉蘇州，他也會給她改個名字叫做戴城，在文本中拉出一個審美上的距離，這是他心理上的距離。可即便有一天他要寫上海，也無法使用其他的名字。「有幾座城市是沒法用指稱的，北京、上海、拉薩、臺北、香港，沒法用一個普世的名字來取代它，這些城市的特質都非常強悍。」在他寫戴城的小說裡，上海從來都是上海，名字沒有換過。

「當你熱烈撲向一座城市的時候，你往往寫不好，你越熱烈越寫不好。」對路內來說，疏離感至關重要，這並非是天生本能或是文學策略，而是人世間的既定事實，恰如放棄一個人時才能知道她對你的價值，在你撲向一個人時其實並不知道她的真實價值所在。文學其實是平衡的產物，經過時間與經驗的過濾，形成了作家筆下較平衡的東西，所有這些平衡都與距離有關，與進退有關。

採訪結束後，路內走出飯店，到馬路上拍照，他點燃一支煙，解釋說大陸媒體採訪拍的照片裡都不准抽煙，「所以我現在抽。」有了煙，他在鏡頭前更加放鬆自如，臨走前，不忘補上一句：「上海沒什麼好玩的。不過你們還年輕，好好玩。」

王侃瑜
九○年生，上海人，本科與碩士分別畢業於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與中文系，中英文寫作，曾獲彗星科幻優勝與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作品見於《萌芽》、《科幻世界》、《文藝報》、《ELLEMAN》、《Mithila Review》等。

《少年巴比倫》
路内／著
重慶出版社
出版年：2008/08

作家路內的長篇小說處女作，「追隨三部曲」之一，書寫糖精廠工人路小路的青春，卻絕非一部單純的「青春小說」。帶領讀者進入九十年代的戴城，一座衰老的工業化城市。年輕的路小路在糖精廠是個異類，他又流氓又文藝，敢在新廠長面前大鬧會場，也能和廠醫白藍聊詩歌與人生，字裡行間散發的是肆意張揚卻又悲觀迷茫的荷爾蒙。

《花街往事》
路內／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7/01

一條薔薇街，一家照相館，一個人到中年風度不減的爸爸，一個飛揚跋扈閃閃發光的姐姐，一個天生歪頭的「我」。《花街往事》打破了路內以往作品的單一視角敘事，聚焦於花街住戶和顧家親眷等多個人物身上，每一章節均獨立成篇，連綴在一起又鋪陳出一條街的世俗傳奇。花街往事不如煙，反而紛繁爛漫，從容遊走其間更見寫作功底。

《慈悲》
路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

十二萬字的篇幅寫盡國營工廠五十年的興盛衰亡，以節制隱忍的筆調透視普通人平凡的一生與半個世紀的時代脈象。工廠就像一個小社會，你不犯人不代表人不犯你，有人記恨，有人感激，也有人不貪也不爭，認定生活沒有出路而人各有命。個體終究無法抵抗時代潮流，被歷史的車輪拖拽向前，最終依靠信念抵達人世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