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潔癖 PK 語言癌
魏美瑤/東吳大學英文學系教授
前言
本章希望從社會語言學及批判言談分析的角度,來談談相關的議題並且釐清幾個重要的概念。我先引用朱家安從媒體報導中整理出語言癌的「症狀」、「歸因」和「解方」(2014 年12 月30 日《聯合報》〈語言癌不是問題,疏於舉證急於苛責才是〉一文 http://goo.gl/BT26Hs),然後再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回應。症狀:在口語中過度使用「……的部分」、「……的動作」、「基本上」、「其實」、「我們」、「的一個」等贅詞。歸因:語言癌本身沒有資訊意義,是累贅又錯誤的用法,它的出現代表語文能力的低落。語言癌首先出現在大眾媒體(電視和廣播),接著成為流行。時下年輕人缺乏閱讀,又大量使用網路,導致思考能力低落,以及溝通語言的零碎化,因此年輕人成為語言癌的好發族群。解方:我們應該強化國文教育,甚至增加文言文比例。
到底口語語言使用是否一定要精準?贅詞、西化用語或強調某些細節,是否造成溝通上的問題,甚至反應使用者語言程度低落,因而引起社會及媒體的集體撻伐?《聯合報》系列媒體關注的是口語的使用,但卻有「專家」要求口語比照書面語制式的標準;到底什麼才是「標準」?要用誰的「標準」?我在政大及高師大演講時用了一段立法院質詢的影片來回應這些問題,該影片為民視 2010 年10 月27 日的新聞,報導標題為「破台語vs. 台灣國語──質詢爆笑」,以下的分析也會使用影片中的對話,除了回應「語言癌不癌」之外,也藉此強調幾個社會語言學的概念。該影片轉播的內容主要是前國防部部長高華柱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向已故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解釋經費預算是否恰當。
看過此段影片的觀眾應該會對蔡同榮及高華柱的語言使用印象深刻,因為其中除了摻雜了「不標準」的國語、台語及英語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野黨民進黨與執政黨國民黨兩方對立的意識型態也反映在到底經費適不適合用來蓋游泳池一事上。影片中蔡同榮為了配合山東省後代高華柱不諳台語的特性,試著說國語的「游泳池」,但發音聽起來像「游遠池」;而高華柱為了配合台語流利的立委蔡同榮,試著講台語的「游泳」,但發音聽起來像「燒水」。
從蔡同榮的角度來看,蓋游泳池和高爾夫球場都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嗜好,一般社會大眾的心態是「非常 reject」(排斥);但高華柱認為編列這項預算很合理,因為救災士兵若看到民眾落水,若是未接受過游泳的訓練,怎麼救人。而身為閱聽者的我們,除了要思考預算分配是否合理,也要注意民視的標題「破台語vs. 台灣國語」已經預設了發音不標準會造成溝通上的落差。
在整個質詢的過程中,除了面對媒體及閱聽人的壓力之外,更要考慮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和國民黨部長高華柱的立場、不同的問政風格、彼此如何表達對質詢議題的堅持、各自在問答時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呼應民視報導此則新聞時下標的預設立場——不標準語言落差造成的爆笑效果。從他們的對答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以上種種面向如何影響語言的使用及溝通的效果。現在再回到我們探討的重點:雞和鴨真的不能溝通嗎?不同的語言使用方式會產生錯亂,製造不安,甚至像病菌一般影響我們的健康嗎?破台語vs. 台灣國語質詢有什麼病?是癌症嗎?媒體是始作 俑者?該怎麼醫?
在座談會中,有許多細心的聽眾指出,全場除了破台語、台灣國語之外還夾雜英文單字,而針對此種混亂的語言使用也提出種種解釋,例如彼此努力迎合對方的說話方式、媒體的設計,或強調重點等。當然我們也都注意到沒有人使用的是正確的語言,對問題提出制式或是簡潔的答案,或是這類語言使用顛覆了我們對立法委員或國防部長的認同。這個例子幫助我們把原本鎖定在「正確」、「精簡」的口語溝通擴及到語境(contexts)、語言調適(language accommodation)及個人風格等與社會語言學相關的概念,我將在後文詳加解說,並進一步解釋《聯合報》對語言癌提出的質疑,其實還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無關對錯!
我們在語言使用上都是某種程度的偏執狂
英國牛津大學語言及傳播學系 Deborah Cameron 寫了一本書叫《語言潔癖》(Verbal Hygiene ),這本書主要是討論為什麼在這個沸沸揚揚的語言議題上,一般民眾的反應會和語言學家的看法不一致。首先,這本書的標題就點出大多數人都有修正、指責或是規範他人語言使用的傾向。社會語言學家對語言多樣的變化大多只是描述(describe),而不加以規範(prescribe);當然其中更有學者,例如,何萬順在座談會中提出描述的態度是理性的,而規範的態度是武斷的。但是對Deborah Cameron 而言,無論是「描述」或是「規範」,其實都是想評論語言的使用。她選擇「語言潔癖」一詞作為專書的標題,更能點出想要定義語言的本質卻又不能不對這種傾向加以控制的掙扎。這本書不僅提到我應該正視社會大眾這種對於語言「潔癖」的傾向,也對批判言談分析學者應該如何研究此類議題提出許多建議。
Deborah Cameron 長期關心語言使用與相關的社會議題,而這本書則是針對媒體及一般民眾最關心的語言議題,如拼寫方式、文法、課程設計,甚至是與「政治正確」概念相關的語彙(簡單來說應是指避免性別、族裔等歧視的用語)。有趣的是,她也和何萬順一樣,感嘆西方語言學者大都不積極參與討論這些大眾較感興趣的語言議題,希望語言學家能對此類議題積極地回應,而不只是侷限於象牙塔內的教學與研究,從而造成語言學的邊緣化。語言學家的「冷回應」,除了與教學及研究壓力有關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語言學家使用的學術用語晦澀難懂,他們採取的研究態度也和媒體及一般民眾有所出入。因此為了回應兩位學者的召喚,讓語言學研究免於日漸邊緣化,本章希望發揮科普的精神來討論下面幾個概念。
語言潔癖PK 語言癌
「語言潔癖」是從病理學的角度來回應《聯合報》的「語言癌」,這本書也提到我們其實都是未出櫃的規範狂;或是,換個更貼切的說法──語言潔癖。語言潔癖一詞指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對特定語言用法懷有某種偏執及對其他語言使用也抱持了一種態度;適度地調適或修正自己的態度和語言用法可以像這個病理譬喻所建議的,是對自身的一種保健(也是對他人一種尊重);但是強制的規範就會成為病態,對自我或是他人都會造成不便。
這本書舉出許多例子印證作者所提出的看法:諸如衛道人士對英文拼寫所提出的規範、專家們對有效溝通的建議、學術期刊對於文稿在排版、字體、格式等方面的嚴格要求。熱衷於規範或淨化語言的人大多樂在其中,也深信只要不斷淨化、修正、改善語言使用就能達成正向預期的目標。如果讀者同意以上的看法,那可能也會同意我們除了使用語言之外,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在評論其他人的語言,甚至是進一步加以修正或是規範(仔細想想,當我們遇到和自己預期相悖的語言使用方式——不論是發音、用字或是句法,第一個反應通常不是真心讚美他人)。與其說我們是理性的語言使用者,倒不如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犯了「語言潔癖」,但只敢做個未出櫃的規範狂。
從語言潔癖的觀點來看,《聯合報》的系列報導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語言癌」的定義是把贅字、西化用語、詞類誤用視為語言使用的病症;人們因此開始對這類的使用產生反感、敵意,甚至認為是對方「有病」,進而要求學校或是媒體介入,並加以強制規範,以收「有效溝通」或「文化傳承」之效。這樣對另類語言使用的武斷評論以及要求強制規範的態度,就是「語言潔癖」。
批判言談分析除了點出我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對語言使用有「病態」的偏執(或壓抑,如果你尚未出櫃的話),它同時也提出對於這些出於潔癖的論述我們應該採取什麼研究方式,以及建議我們應將媒體的報導及相關的反應分為兩個面向來看:一是報導本身的文本,二是相關議題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要回到本章一開始就點出的問題:用語「精簡正確」是個偽議題,無可救藥的語言偏執狂傾向才是癥結所在,其中又以最常提出的「標準」、「溝通」及「身分認同」等議題最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3.1 「標準」
之前引述的立法院質詢報導中,除了破台語 vs. 台灣國語之外,還夾雜了英文;我們先就英文的標準討論,看看社會語言學家對於所謂語言的標準是否和一般大眾的理解一致。Milroy 在〈語言意識型態與標準化的後果〉一文中,討論了諸多議題,如「標準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和標準化如何影響一般民眾及語言學家對於語言的看法。Milroy 將標準化定義為將一致性強加於物體,他的文章中也探討了所謂標準語言(如英語、法語及西班牙語)和其他無標準語言的差異;該文也討論標準語言文化對語言態度的影響,並對比兩者的差異;當標準語言有嚴格定義時,主觀認定決定了何者為標準、何者為不標準的語言。他因此認為有明確標準的語言,如英語,其標準的定義主要取決於意識型態,而非語言本身的結構。
Milroy 認為「標準」語言是一種意識型態,因為它並非語言結構本身的特質,更牽扯到不同的價值觀;而其中最常見(也最常被忽視)的就是「標準」語言的權威性(prestige)。這個觀點顯然不同於一般所謂的統一的或是一致的標準。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心目中所謂「標準」的事物,應該是在某個類別中最能統一概括那個類別的典型特徵,或者讓那個類別裡的成分產生一致性的那一項特質。但是當我們談到「標準語言」時似乎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在大眾的心目中,「標準語言」其實就是最有威望(prestigious)、最具優勢的語言(不論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這麼想)。而除了權威性之外,在討論語言標準化時也常考慮正式用法或是刻意用法,但是這幾個因素都與先前提到對「標準」的定義(語言的統一性)不同,也進一步讓 Milroy 認為「標準」語言是一種意識型態,是不能詳加定義的。
一旦我們了解語言的「標準」是一種帶有價值觀的意識型態,而不是屬於語言本身結構的一部分,也就不難了解標準語言的定義也與一般對標準的定義及態度不同;因為我們對一般事物認定的標準是指加諸於物體的統一性或是制式性,採取的大多是中立的態度。例如,制訂電壓的標準或是血壓的標準,但是對於「標準語言」就不是如此了。具有標準的語言如英語、法語及西班牙語,都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在職場上有一定的優勢,常會使學習者有一定的期待,或正面的價值判斷,但這使我們忽略了「語言標準」——無論它多麼的具權威性,絕不是制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制式的標準無法加諸於真正的語言使用情況。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標準英文文法對於格位的限制下,正確的用法應是 It's I.,但是英語口語中我們常聽到或自己也常這麼說 It’s me.;說正確的用法反而顯得非常奇怪。
我有一個外國好朋友是個中國通,中文說得非常流利。他曾經和我分享過他努力使用「標準中文」的慘痛經驗。他在台大念中文碩士時堅持使用「標準中文」:強調字正腔圓、用字禮貌,輕聲和捲舌音也絕不放過,結果很少人和他交談。他以為是自己的程度不夠,或是台灣人太害羞不願意和外國人交談。過了一陣子,他在台大同寢室的室友才告訴他,在台灣很少人會像他那樣用「標準中文」與人交談。他對使用「標準中文」的堅持再加上言談有禮,只讓大部分的人覺得他怪怪的,還有些娘娘腔。我的朋友之後對於中文在台灣的變化發表了許多的論文,現在已是華語教學研究方面的權威。
3.1.1 「標準」英式英文是少數權貴的說話方式
少數的例子當然不能馬上打破我們對語言「標準」及標準文化的迷思,以下再談談語言學學系最受重視的英式英文與美式英文。英式英文中有所謂「被接受的語種」(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主要是指少數貴族和上層社會人士的語言使用方式,也可以是普通人為了要和王公貴族溝通而選擇的說話方式。RP 是一種象徵著權力和階級的說話方式,普羅大眾一般不會使用這種語言表達。它為王公貴族所用,與平常百姓的說話方式相差甚遠。要是不知 RP 背後的歷史文化,而只是強行要求在使用或學習英式英文時一定要用 RP,就可能又犯了在語言使用上某種程度的「病態」偏執。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貴如英國女皇,她也不是只用一成不變的 RP,她的語言使用也會出現發音變化、詞類改變,或是因時間、地點而做調適。
第二章清華大學蔡維天教授曾提到白話就是文言的增生,如果再套上《聯合報》的邏輯,我們現在使用的白話文就是個「語言癌」。白話與文言相互影響的例子也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英國 RP 的演變;也就是說,少數權貴使用的正式語言就是民國前的官話,在幾百年前,要想和皇親國戚打交道就得改變自己平時的說話方式,如此才會被接受。但隨著時代改變,這類官式或是皇室用語會受到人、時、地等因素而改變。「標準」RP 的權威性與適用性,也會受到皇室的地位及其他社會因素消長影響,或逐漸被普羅大眾所使用的英式英語取代。大家如果能明白現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越來越多,但不會有人堅持要學標準的官話,就會清楚在學習英語時,所謂的「標準」其實與實際的語言使用有一定的落差,更有許多對「標準語言」文化的盲點和迷思。
3.1.2 不斷改變中的標準美式英文
美式英文是不是就有標準呢?我在英文系教了二十幾年的語言學,常聽到學生和家長最怕學到不標準的英文。我在上社會語言學時,也常問學生對標準美語的認定是什麼,得到的定義不外乎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用法、發音及文法正確、中上階層或是大眾媒體使用的語言。雖然這些個答案彼此並不相容,但卻進一步點出學生和家長對於「標準」的預期心態和對「標準美語」文化的迷思。有趣的是,台灣的學生和家長對這個議題的關注和態度,和其他大多數人並無二致。有鑑於此類議題的重要性,美國公共電視台(Public Broadcast Service,簡稱PBS)特別邀請資深記者及相關語言學家,與美國各地的一般民眾,針對語言使用與身分認同等議題提出討論,錄製出版相關系列報導「你說美語嗎?」(Do you speak American? http://www.pbs.org/speak/),其中有許多語言學者或是資深媒體人的訪問,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所謂的標準美語的變化以及網路對語言使用的影響。
社會語言學界對美語變化研究最透徹的,應屬賓西法尼亞大學語言學系的榮譽教授 William Labov。他花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與精力關心語言變化相關的議題及研究方式,最早期他探討美國東部避暑聖地 Martha Vineyards 的居民並非全都使用具當地特色的口音,近期他研究美語口語語音變化,他對社會語言學影響甚鉅。Labov 的研究方法與之前的方言學及田野調查學者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描述當地的語言使用特色;他更進一步將語言變異(linguistic variety)及其使用方式與社會因素結合,並試著藉此解釋為什麼相關的社會因素會影響當地居民的選擇。例如,在探討美國東部避暑聖地Martha Vineyards 的居民是否使用具當地特色的語音時,他發現當地人口結構、移民族裔的社會經濟地位、當地居民的年齡層及從事的工作性質,都會影響他們是否使用具有當地特色的發音方式。他總結這個研究的結果與集體認同(group identity)有關;換句話說,需要依靠當地暑期觀光事業為生且較弱勢的族裔及中年年齡層的居民,這兩群人比其他居民使用更多當地的口音,以顯示他們對當地的認同傾向。這個研究除了將社會語言學與政經層面做了更多的結合之外,也提出語言使用與團體凝聚力(group solidarity)有關:認同Martha Vineyards 的居民,比一般民眾更容易使用具當地特色的語音。
Labov 的研究所提出的集體認同概念與我們正在討論的「標準」美語是什麼也有關連。之前提到英式英語中的「標準」源自於早期王公貴族所使用的語言,雖屬少數人使用但是其權威性足以使人嚮往且爭相模仿。這種爭相模仿 RP 的趨勢也影響美國在二戰以前的語言使用。Labov 在美國公共電視的訪談中被詢問:到底有沒有「標準」美式英語?他指出大部分的語言學家認為有「標準的新聞英語」(broadcast standard pronunciation),但它並不是制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彙集各方差異但不限定於特定地點的語音。它源自英國,是 19 世紀初期所謂的國際英語,與英國的 RP 有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受這種語音方式的影響;保守黨的城市諸如紐約及波士頓等影響較深。使用這種語音方式的人物典範就是羅斯福總統,他是紐約人,也保留了當時紐約州上流社會的語音用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母音後 [r] 的變化,這種變化源自於英國口音,是當時上流社會的象徵。但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與美國的國際地位此消彼長,美國的政經地位大幅提昇,紐約人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留心自己的說話方式時,反而刻意使用[r],平時說話時則顯露出紐約當地具英式英語特色的口音,省略母音之後的[r]。二戰前,使用英式英語被視為正面的,但是二戰後這種語言方式就失去美國人的認同了。
小結對於「標準」美式英語的討論:之前「標準」英式英文中,具權威性的RP 雖有影響但是並不持久。國際情勢、美國移民文化,與戰後的國族認同都影響了「標準」美語的變化。誠如美國公共電視的系列報導及Labov 的研究顯示,在二戰前,美國所謂的「國際」英文是少數保守黨州的權貴,諸如羅斯福總統等人,他們所模仿的英式英文。但是媒體所認定的播報標準卻是指不被侷限於任一地域的語音及用語,因為開放的新聞媒體當然需要迎合大多數閱聽人的語言。國際情勢消長、美國文化與集體認同也是社會語言學家考慮「標準」美語的重要指標。二戰後,RP 英式用語就不再受到重視,所以你若想像羅斯福總統等權勢人物藉由「標準」語言顯示你的身分地位,那你就更需要了解「語言標準」也如時事與流行一樣,有退燒的時候。
3.2 溝通
當你說話的方式和我不一樣時,溝通就有問題嗎?如果我說話的方式是對的,那你的呢?我們現在來討論本章要釐清的第二個概念──「溝通」。社會語言學對於相關的議題也有許多論述,主要還是依據語言的多樣性及相關的社會與經濟因素作為討論基礎,例如我們在說話時會因與談者是否能了解我們說話的方式,如口音、語彙,或是句型,而加以調整以迎合對方的身分、場合、話題,或是預期的效果。Howard Giles 提出語言調適的溝通理論,並指出調適的方向可以是一致的(convergence)或不一致的(divergence);前者是指調適自己的語言使用方式以迎合他人,後者是堅持自身語言使用的特色而不迎合他人。語言調適理論可以應用的範疇除了日常溝通之外,也適用於傳播媒體、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或是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的溝通。我們除了能夠因人、時、地而改變語言使用方式,也會考慮對方的身分地位而做進一步的語言調適。無論最終我們是迎合對方而調適,或是堅持自己的風格而拒絕調適,語言選擇和適度的調適都是溝通的一部分。社會語言學家在探討有效溝通的議題上,關注的絕對不是制式的語言方式或是強加某種用法在他人身上,而是想進一步了解,語言選擇和適度調適如何應用在不同的場合,反應我們對參與溝通者的認同與否,或是其他相關的因素。
語言調適的理論不但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語言的多樣性,更告訴我們一件事:適度的調適,不但不會造成溝通障礙,反而能使溝通更有趣。回到本文一開始使用蔡同榮與高華柱在立法院質詢的例子,他們兩個人使用的語言種類包括台語、英語及國語;而流利程度的差異除了可能造成對方無法清楚理解之外,也引起媒體的注意,因而有民視新聞報導「破台語 vs. 台灣國語──質詢爆笑」。現在再想想當下的場景,不同的語言、不一致的流利程度,甚至是幾近錯誤的發音,如蔡同榮說的游遠池(台灣國語的游泳池)和高華柱說的燒水(台語的游泳),除了將原本充滿對峙意味的預算質詢變得生動有趣之外,還對有效溝通產生正面的影響。而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指責他人語言使用方式有問題時,或是更進一步指出此為「病症」時,其實是自身的語言潔癖使然,我們並不是聽不懂他人的說話方式,而是感到不自在也不願意調適,真正的問題當然不是語言本身,而是這種指責他者用法,和堅持強制統一用法的語言潔癖。
3.3 語言使用與身分認同
本章最後要澄清的概念是語言使用與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語言學家對此議題所提出的相關概念,如個人風格及態度(stance)。希望能藉此釐清語言的使用是如何幫助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並且可以對各種議題表達不同的態度。
首先,我們要解釋「態度」一詞。Jaffe 認為使用語言交談時,與談人的態度會影響互動關係;她將此概念定義為「對討論議題本身表達的立場及對與談者的態度」。所以「態度」可以是對議題極度肯定的立場,或是對與談者採取友善或主導的立場。史丹佛大學語言學系教授 Penelope Eckert 也認為,我們絕對不只是被動地讓語言反映出身分、地位等團體識別,而也應重視如何應用語言的多樣性來創造個人的風格。
了解了社會語言學家對於語言多樣性及認同的研究態度之後,我們可以看出一般民眾對於相關議題的另一個盲點:認為一般社會所認定的身分地位是制式的,他們決定語言使用方式,如果不是照著一定的方式表達,就是不符合身分地位,將引起認同的問題。但是當我們將前述所提的個人風格及態度用於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會清楚語言的使用絕不只是單純地反映身分地位;我們在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時,也在創造個人風格及對相關議題或與談人採取不同的立場。之前提到的立法院質詢的例子,可以進一步釐清為什麼只強調語言與認同的單一相對性,對於了解溝通和認同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從前述例子中,我們看到無論是台灣國語、英語或是破台語,都不會影響我們了解被討論的議題及雙方的論點,即國防預算經費是否使用得當;蔡同榮立委使用台灣國語自有其問政風格,外加一兩句英文,除了增加趣味之外,也藉著英文的權威象徵來暗示他不認同將經費用於蓋游泳池。在被質詢的當下,高華柱部長使用不流利的台語回答問題,不但不會有失身分,反而是與之前談及的語言調適有關,即使是將台語的游水誤說為燒水,也不會影響我們了解他對此議題所採取的立場及對質詢方所表達的友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利用語言多樣性,來適度地表達對議題的立場及創造個人風格。
總結:
語言的多樣性能幫助我們做適當的語言調適
文章一開始,我藉著 Deborah Cameron 所寫的《語言潔癖》一書回應「語言癌不癌」,指出我們都有某種程度的語言潔癖,自以為是。當這種要求正確、精準或純淨的偏執過了頭,甚至以「語言癌」來稱呼自己不喜歡的語言使用方式,就是犯了語言潔癖。
社會語言學家當然不會犯這種毛病。因為我們非常注重語言的多樣性;從語音、用字、句法到轉換不同的語言,都可以牽扯到複雜的社會、文化或政治議題。我們在說話時,也常會因時間、地點、話題以及參與者的不同,而調適我們的語言使用方式,以達到預期的目的。社會語言學家並非不重視語言的規範,而是特別注意語言使用背後的意圖、方式及目的;因為當我們動用了公權力(例如媒體、教育機構或是網路)對某種語言的使用方式加以批判,通常反映的不只是語言本身的問題,而是其中所涉及的社會議題,以及批判者與使用者的態度──這才是社會語言學家所關注的。
我在文章中特別提出語言爭議中最重要的幾個癥結:標準是什麼、你要這麼說那我們怎麼溝通,以及身分與認同。語言的標準其實和一般人對標準的定義大相逕庭。語言的標準不是指制式的用法或規則,也絕非一成不變的。就英式英文而言,它是少數特殊語種,也有一定的權威性,但美式英文就反映另一套對「標準」的定義。語言的多樣性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絕對不是問題;當美國及台灣的媒體對語言中的某些用法或網路語言嚴加指責,甚至視之為「癌」時,真正反映出的是什麼?在溝通時,調適自己的語言以迎合對方的需求可能比指責更有效率,而多樣4 的語言用法不但不會引起認同問題,反而更能豐富個人風格、更有利於日常生活中不同角色的扮演、更能讓你成為一個成功的溝通者。
魏美瑤
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教授。著有兩本專書-Virtual Missiles: Allusions and Metaphors Used in Taiwa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與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及許多篇期刊論文和專書篇章,都是關於語言政策、語言選擇、身分認同等議題。目前研究聚焦於台灣與中國之性別隱喻和政治,分析兩地卓越女性從政者自己、媒體和選民所使用之隱喻、框架和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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