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採訪進行的茶館,愣了一下,在場的除了即將受訪的藝術家、居中介紹安排這次訪問的教授,還有好幾個男女,而他們手上都拿著相機或攝影機。我一進去他們就猛拍我的臉,其他人開始拿攝影機對著我錄影。我有種像是嫌犯被審訊的被侵犯感,但藝術家看起來很冷靜,對那些男女點頭授意他們繼續記錄,而那位我認識的教授微微笑挺高興看到我來,如果這樣,應該還算沒事吧,我便按捺下不適,坐下來。公事公辦,訪問完回去寫稿,寫出精彩的稿子,是我的工作,但寫完稿後我與受訪者此後死生不相干,也不打算有私交,是我的作風。
教授介紹,這是被視為藝術界人民英雄的大人物,跑到災難現場伸張正義,被監視差點抓去關,行為藝術可做為社會雕塑,作為反抗的體制介入,獲得國外媒體極度讚揚。教授和他認識很久,從他還沒有名氣的時候就認識,很推崇他,教授打電話給我說藝術家很少來台灣,一定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教授說的沒錯,就專業上來說,我能得到藝術家的專訪是非常難得的,我立刻點頭,在滿滿的行程中插入這個採訪。
我掏出名片,自我介紹,拿出我的筆記本開始採訪。攝影機還是一直拍,我猜想也許他擔心受監視迫害,接受採訪都要助理錄影存證,擔心將來萬一有個閃失可以自保,因此也就繼續給拍。但我問的問題,他慢條斯理不是很熱衷回答,我問他童年的事,他講兩句就不說,喝茶,開口不疾不徐面色不便地說我怎麼這麼無聊,問他小時候的事。之後就不說話,攝影機還是一直拍我。
我有點緊張,因為不太清楚答應藝術家既然接受我專訪,卻又從頭到尾帶著攻擊性與敵意的這場面是怎麼一回事。
我試著解釋,我問的問題有我專業上的用意,大家都問你災難問你如何變成英雄,但我也想問當你還沒變成英雄時候,最初是什麼樣子。
藝術家不說話,繼續喝茶,現場一片沉默。
我愣愣地看著他,看著攝影機與相機,看著好心的教授,但沒人說話。
藝術家的手機響了,他用外語回答問題,口氣突然變得情感豐富而誠懇,掛了電話,他交代拿相機的助理要記得寄份資料給剛剛打電話來的德國記者。他話還沒講話,手機又響了,他又開始講外語,侃侃而談,講完又掛了電話。
他回頭對我和教授說,這些國外媒體長年來非常支持他,密切與他聯繫,生怕他隨時會出事被害,一有事就密集打電話來,說有事就要刊出國際性報導。
說完他坐回原位,又不說話。過了一陣子,他用細細慢慢的音調開口:「你來採訪我為什麼不帶錄音機?」
我恍然醒悟,剛剛那些敵意的原因可能在於他不信任我,因為我沒用錄音機。
我很認真誠懇地告訴藝術家,我沒帶錄音機,用筆記採訪是我的習慣,看起來有點落伍,但是我還是依賴這種方式,因為作筆記同時可以思考受訪對象的言語,同時消化,不懂的就可繼續問,若用錄音機便會鬆懈,其實在採訪過程中很容易腦子與情感都沒真正進入與採訪對象互動激盪,只是單向被動地接受與錄音而已。
他笑了,說嗯嗯他可以理解,但還是不說話。逐漸地他臉上敵意和傲慢讓我開始感到生氣。而他的助理們臉上的輕慢,還有他們彼此之間一直在我面前使眼色的刻意行為,讓我感到從頭到尾一直被他們合力的冷暴力攻擊。
我突然放鬆笑了,對藝術家說:「很抱歉我沒帶錄音機,如果你很在意這點,我完全可以體會與接受,我們這個採訪就作罷吧,我不會有任何怨言。謝謝你的時間。」藝術家眼神倒出現了點驚訝,笑著說,沒關係,他只是想理解,採訪當然要繼續進行。
於是,採訪就開始了,我問他的童年,剛剛他嘲笑我的那個問題我繼續。他說他的童年對性很好奇,雖不懂性是什麼,但總覺得女人下面一定是潮濕溫暖的好地方。
我默默記筆記,繼續認真問認真記。一件一件問,一題一題問,大的小的都仔細問。我知道我很認真,我不想去管對方怎麼想,但我相信我的認真一定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化解猜疑,而我寫出來的稿子未來也可以證明我的專業。
就這麼一題接著一題,我做完了專訪。我收起筆記與筆,因為太專心而全身僵硬。
可能因為做完了一件工作,我微笑了,對著藝術家也對著教授微笑,先前的大段不愉快我都可以告訴自己不在意了。我收拾東西放進包包,告辭要離開。
藝術家看我笑,他也笑了。
「你還是應該帶錄音機來的。」
「咦?」因為正在收東西加上剛剛耗神,我有點懵。
「錄我的聲音啊,」他說:「這樣子你沒有高潮的時候就可以用。」
我剛剛稍微放鬆的舒緩與飄忽突然消失,警醒立刻回到身體。
我收拾自己的表情,站起身,冷靜地眼睛對眼睛,向藝術家與教授點頭致意,離開茶館。
走在茶館外的小路,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回神,發現自己下顎緊繃咬牙咬到發疼,手正發抖。
李維菁
小說家、藝評。著有小說集《生活是甜蜜》、《我是許涼涼》(台北書展文學大獎)、《老派約會之必要》。藝術類包括《程式不當藝世代18》、《台灣當代美術大系議題篇:商品.消費》、《名家文物鑑藏》、《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家族盒子:陳順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