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楊德昌的《一一》,兩個驚嚇。第一個驚嚇是,片中吳念真讀高中的女兒有一幕課堂戲,身旁竟坐了一堆我的高中同學。當時是一九九八年,我讀高一,而這幕就是在我的隔壁幾班拍的,其中幾名學生高二分組後與我同班。我們有聊過這事嗎?恐怕沒有。就算有想必也被我忘得精光。關於那段時光,我忘記的從來遠多於記得的。
高中時光於我是片慘綠色的霧。當時我的負面感官大約是年紀的十億倍,什麼都能把心揉皺。我讀大量的張愛玲,喜歡其中各種夾纏了世故清明與激烈自毀的情感,以及某種遙遠生活的想像。至於楊德昌的電影,幾乎都在台北,太親近,我就算看了大概也不會愛。
在花蓮讀研究所時看了一次《一一》,對於故事主線沒留下什麼印象,倒是被電影中台北的各處地景引起了鄉愁。我坐在租來的陰暗套房裡,獨自面對發亮電腦,看著畫面裡建國高架道路下的辛亥路、信義威秀影城、NY Bagels 與Eslite Cafe 在眼前滑過。看完開玩笑地透過網路跟朋友說,啊,電影裡有些獨白好長,囉囉嗦嗦的,又拍都會,有些伍迪.艾倫的氣味呢。最近重看才意識到,什麼伍迪.艾倫,這評價簡直太隨便了。《一一》是一篇精緻的中篇小說,主題圍繞著中產階級男子的中年危機,回頭看來,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正待轉型卻茫然無措的中年危機。但無論巨觀或微觀,楊德昌的每個畫面都拓足了生活氣味。那種隨著歲月衝刺累積而來的空茫,那些證明你世故老練的磨損,一層層黏在每格畫面上,你可以沿影像中每個小線索撕開,但撕開一層還有一層,永無休止的徒勞。
比如吳念真飾演的主角,在片中就有個重要的遺忘片段:他於公於私經歷各種挫折,與初戀情人在日本重溫舊夢後又失望歸來,於是站在客廳,臉面茫然,背後撒了落地窗的微光,他轉頭看著放學回家的女兒,聲調是連悲傷都嫌奢侈地說:「杯子哪裡去了,找半天。」那是個以空乏無盡飽滿的瞬間:牆面掛的油畫品味中上、書桌堆滿書與仿古董鐘、陽台植物外型平凡但隨年歲過度生長、沙發上散落各色衣物抱枕……那麼日常、那麼費力維護的平凡工整、那麼不證自明的疲態。
或許是在高一之後,我又過了一次高一那麼長的人生,終於也能稍稍理解那樣的疲憊。曾看過楊導受訪,他說片名叫《一一》,是為了推崇一種簡單,而字典翻開的第一個字就是「一」。但我忍不住想,片中吳念真的小兒子曾因人看不到自己後腦勺而問,「我們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似乎也呼應的片中所有中年以後之人,因為緊抓著自己曾錯過的選擇,導致眼前活的似乎只是一半的人生,而《一一》並列了兩個一,就是溫柔地把另一半也撿回來,提醒著你:即便腳步乏了,一半的另一半卻沒有消失,你所有放棄的、遺忘的都還抵住你的脊骨中央,拼寫了你的仍未倒下。
主角在接近片尾時,向妻子坦承自己去重溫了年輕歲月,最後淡淡地說,「再活一次的話,真的沒有那個必要。」那是我的第二個驚嚇。高三畢業的我,寫給學妹的信裡有句話形似,只是語氣還有青春濫情:「我願意喜歡我的高中生活,但要是重來一次,就實在太累了。」
重溫《一一》隔天,剛好有事經過信義威秀,因為電影,我第一次意識到眼前商場已有十八年歷史。十八年。許多時候我卻還是寧願把它看得那麼新,如同青春時代第一次來此看電影,總覺得這影院華麗如新世界,走在裡面每一步都像迎著夏夜煙火。你知道煙火要滅的,你知道火藥灰黑又汙染,但如果能專注於那些燦亮星火,有那麼一瞬間,一半和另一半彷彿都能彎曲時空後貼合,如同一次毫不費力的吻。
葉佳怡
木柵人,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以及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曾任雜誌編輯,現為專職譯者。著有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短篇小說集《溢出》、《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