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文學之間,自來有著一條漫長、線索蕪雜卻又迷人的歧路幽徑。就物質史言,攝影初啟即與印刷術深深交纏,攝影本身即是一種複製的技術。攝影在科學使用之外,在與繪畫的藝術競合之外,與書籍形式和文字關係也是媒介史中很重要的部份。攝影的出現改變了書籍樣貌,也改變了文學。書開始出現新的圖文關係,文學也開始出現攝影機的視角。慢慢地,照片不見得只能是映照現實的窗口,還可以是承載創作意識與虛構想像的空間,我們可對其進行文學性的解讀,非侷限於對象物的認識,甚至,當攝影家開始出現作者意識,攝影書也成為最適於表達自我的形式之一,甚至產生了一種與關乎文學的故事性。
於攝影中嗅察文學,或於文學中鑽探攝影,都是迷人的工作,但也是層層的系譜考。從張照堂、郭英聲或陳傳興等人作品中,可見與文學相近的社會記憶、時代心靈和內在風景。而從西川滿、施叔青到諸多當代小說中,更可得見文學裡逐步浮現的攝影視線。不過此處,我們暫聊較為鮮明的「文學相關」攝影吧。
最先令人想到的,是以文學家為對象的所謂「作家身影」。華文世界裡最鮮明的形象當數張愛玲,不論一九九五年那張手持報紙頭版證明「我還活著」的照片或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對照記》,她的現身都與長期隱居的神秘性結合,久久一次的自我揭示遂因格外珍稀而引起注目。而環繞於她的衣裝美學、自戀冷眼的姿態與私密記憶陳述,都成為蝕刻於相紙上的盡落繁華,恐怕沒有哪一個作家的生平照片能夠與攝影本質如此貼合,時刻提醒死亡、此曾在與不再之蒼涼。
今日作家總不免有幾張應付媒體的形象照,作家肖像從過去簡單頭像、旅遊照走到現下著重外在的年代,讀者或許開始期待從作家身上讀到一張個性的臉或靈視目光。有些攝影家曾試圖為作家造像,如謝春德的《作家之旅》(1984)與林柏樑《文學的容顏》(2004)。《作家之旅》緣於鄉土報導熱潮下的七○年代,謝春德自七十六年起為自己訂定拍攝楊逵、鍾理和、林海音、白先勇、黃春明與林懷民等作家的計畫,並與古蒙仁、奚淞與張典婉合作文字報導,意外成為台灣文學肖像攝影之先驅。許多日後常見的經典鏡頭,如楊逵頭戴毛帽凝視遠方天空的彩照,或是背光如剪影般高舉鋤頭在大地寫詩的照片,皆為當時所攝。肖像之外,謝的鏡頭也凝視靜物與空間,當早逝的鍾理和身影不再,就拍攝鍾平妹與鍾鐵民、菸田與美濃鄉居,詩意環視作家生活,在文字與攝影的搭配下立體雕塑了作家的世界。而林柏樑《文學的容顏》則攝於二十年後的時空,在台灣文學意識逐漸抬頭的千禧年前後,官方以保存作家影音想法委託林柏樑於一九九八年起開始計畫性拍攝台灣的前輩作家肖像。林的影像善於結合環境元素與作家形象,看似單純的肖像於沉靜中存在豐富意象。如仰角中的詩人白萩站在一株鐵樹前,四方發射的枝葉猶如一頭鬃毛或酋長帽,與葉笛形容之「不斷向詩神挑戰的嚴肅詩人」突然產生形象結合。或是鹿港女兒李昂,在古樸巷弄中雙手抱胸自信站立,左右開展的牆面似是正要走出舊城而活出自己。更不必說精準捕捉一道府城陽光的葉石濤經典坐相。林柏樑的作家肖像來自對文學作品的深入理解,將被攝者與其文字之間進行形貌連結。在無可抵擋的耆老凋零下,攝影便是與時間對決的力量,這些珍貴的造像如今已是重要的文學資產。
作家身影之外,還可想起許多寫作者本身也是攝影愛好者,如鍾文音、陳克華、廖偉棠和路寒袖皆曾展現寫作之外的攝影才能。然而,在筆尖與鏡頭之間,我們還可以回溯些被遺忘的角落。比如近日受注目、高度結合影像與文學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讓風車詩社再度浮出,重考楊熾昌的生平方得知,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他早於戰前即擁有昂貴的徠卡相機,然而他拍過什麼如今仍是謎。但除開許多歷史空缺,若要談具體迷上拍照、進而書寫攝影的作家,七等生是個有趣的案例。一九八六年的影像札記《重回沙河》不知是否因為隱蔽在小說成就之下而少被探究?這本收錄了五十多幀照片的文集,在私生活與個人精神紀錄外,最特別的就是七等生個人的攝影習作與實踐筆記。他將自己拍下第一張照片、練習使用裝備、打造自家暗房的過程,甚至是獵影陌生人的緊張等心情皆逐一細密紀錄,由於台灣的攝影家鮮少書寫自身的摸索,因此七等生的介入攝影與省視心境,顯得意外珍稀。
作家的攝影札記,還可看看雷驤的《 映象之旅》(1986),以繪畫速寫搭配文字創作而知名的他,多工而異質,常讓人忘記他也擅長攝影,並攝製過上百支電視紀錄片。《映象之旅》帶有紀念相簿的意味,紀念八○年代初與張照堂、阮義忠、杜可風等朋友一場精彩合作(這群文化人曾在高度相投的志趣下一同上山下海,走訪台灣製作出介紹土地、人物與勞動的優質聯播節目「映象之旅」),出發點雖略感傷懷,但可瞥見動態影片製作背後、雷驤一雙靜態凝視的眼睛,對世界予以敏銳的定格。爾後,雷驤只寄情繪畫表現,再少拿出攝影作品,一幅張照堂拍下的獨照上,他題寫「那時我擁有友誼、身上懸著Rollei 相機,心懷各種理念實現的可能……」,猶如一則與攝影年代的告別。
但是提及雷驤,則不能不看見七○年代的通才們的,如前述之張照堂、林柏樑、阮義忠,個個能影、能畫、能寫,不禁使人好奇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在影像與文字之間,能夠如此美麗又深含人文關懷地相互織造?當時的文藝似乎不必非得被硬生地類型劃分,文人也毋須急於自我定位、嚴守地盤,一種全身文化人的形象如斯明晰通透。其中不能略過的還有梁正居,他也是能拍能編能畫能寫的通才,也是一位從攝影走入文學的「攝影師作家」吧。梁正居曾與黃春明合作被認為是台灣第一本以「企劃編輯」模式生產的攝影圖文書《我們的動物園》(1977),並於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台灣行腳》,以科學普查式的報導攝影搭配客觀文字說明,廣邀社會學與人類學者詳述台灣的山河、農村、教育、民俗等方面之現況與問題,其報導性、影像性與全面性至今無可匹敵。這本書同時也彰顯了七○年代因政權蒙蔽而從無機會認識台灣的年輕人之覺醒,以敬獻大地的心情讓攝影主體退位,成為認識現實的窗戶,與梁正居向來不強調個人風格的影像態度貼合。日後他更以地理書寫、散文而聞名,漫步攝影與文字之間。
從攝影走入文學,八○年代還有陳輝龍,他與梁正居同樣為《漢聲》雜誌工作過,也同樣從拍照和美術進入文學。寫過不少小說的他,最有名的是時報紅小說系列《南方旅館》等四書。有別於七○的鄉土紀實,陳輝龍的文字飄盪於八○年代新興的都市文學空氣中,他的影像才能也正好運用於當時興起的攝影詩文集風潮。如與侯吉諒合作之《城市心情》(1987),揣想八○年代工商社會下現代人無暇於長篇的心境,以圖片詩集的方式接近大眾。然值得一提的是攝影集《照相簿子》(1992),集中的黑白攝影紀錄變遷中的城鄉,但是搭配蔣勳所言之滯澀句子,似乎刻意緩下讀者的閱讀,更似一則個人的散文詩。
離開作家拍照,或攝影家寫作,也許還能談談的,是「讀圖」。於我個人,最早的攝影閱讀啟蒙並非來自任何西方理論,而是香港作家西西。寫作讀圖短文甚早的她,《畫╱話本》(1995) 其中一輯命名為「照相簿」,選取諸多西方大師攝影,搭配個人無邊想像與閱讀。她的詮釋自成一格,立於西方理論之上又拋卻之。常以會心幽默解攝影,或一語道破攝影與時間的無盡關聯。此外,同樣帶有異端不群氣息的黃翰荻,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台灣攝影隅照》 也是一本特立獨行的攝影閱讀集,在評述之外間或穿插個人的記憶與文學,多年之後果端出了一本奇特散文《人雉》(2015)。
以上,僅以這一份細碎的攝影書籍清單,期許在攝影影像與書寫的荒原上,捕捉過往攝影曾與文學文字交會的點點爍爍之光。
陳佳琦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今藝術》採訪編輯、國立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現為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長期關注台灣文藝思潮與攝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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