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不知道如何向他人展現,關於寫作的這個身分。例如在飛機上,必須填寫出入境申報表,選擇一項職業的時候;剛剛認識的人,問及從事什麼工作的時候;想要租住一所房子,要向房東證實,繳交租金的經濟能力的時候;甚至對著寫作班的學生,要告訴他們,我是個寫作的人的時候。彷彿這種行為,本來就帶著一種先天的難堪。
就像青春期剛開始的一年,母親在我的書桌撿起我寫的日記之後,向我唸讀那些使她受傷的內容。其實跟書寫或窺看無關,只是房子的面積太小,每個人都無法擁有自己的房間,要是其中一人稍微用力伸展四肢,就會在另外的人的身上留下無可避免的瘀傷。
由是,書寫總是帶著一種羞恥,但羞恥感並不至於令人放棄它,只是決定了寫作的形式和方向。顯然,日記太直接而粗暴,小說比較適宜在潮濕而擁擠的環境生長,那種曖昧和靈活性使它具有菇菌類一般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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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咖啡店擠滿了各式各類的人:溫習考試或在做作業的人、累極而睡的人、滑手機的人、正在用電話跟別人吵架的人、四肢交纏的熱戀中的人、密談保險細節的人,只要付上一杯咖啡的價錢,每人都可以在公開的場所,得到一個暫時的空間,進行半隱私的事情,但我始終無法從容地把原稿紙攤展在咖啡店的桌子上。你知道,每個在桌子和桌子之間經過的客人,坐在一角瀏覽四周的目光,都在無意地收集他人的行為,有些舉動縱使令人窘迫,仍然被大家默許,某些動作雖然並不帶著任何罪惡,但會在陌生的眼睛裡留下怪異的記號。
如果我能在居所,放上四張桌子,像夏宇那樣,轉換不同的書寫區域,轉換一種狀態,寫下不同的字,或許,就沒有上咖啡館的需要,可是房子只能容納不多於兩張很小的桌子,其中一張是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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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爾芙說:「寫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
我想,為何是寫作的女人,而不是寫作的人,要有自己的房間。
或許是因為,女人的身體像潮水或月亮,會隨著時間和空間彎曲延展充滿韌度地不斷變化,要是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一扇可以隨時關上的門,她們就會自願或被動地被反複拉扯摺疊撕開捲縮,越過了自己的極限也不自知,然後折斷。身體的芯被折斷之後仍然可以若無其事地過活,只是靈魂會一點一點地萎縮消亡。
我住進了一所位於島上的房子,那裡有一扇難以開啟的門。因而感到寫作,甚至活著本身就是非常奢侈的事,因為我並沒有像大部分女人那樣,任由自己被切割被挫傷被無休止地延長任由靈魂破碎,而且,竟然在一個自己的房子裡竭力保持自己的完好。
在某個層面,身體決定了靈魂的形狀、姿態、神情和經驗,也設定了位置、視野、性別和感官,人可以隨時逃離或進入某個空間,但無法擺脫自己的身體,指掌的力度、手和心的距離,這些種種全都圈養著寫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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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經歷過一場巨大的手術之後,握筆的右手便失去了從前曾經擁有的力度,於是,雙手從寫字,慢慢地流徙到做出一頭又一頭毛茸茸的熊和猴子,她給它們穿上代表身分的衣服。無法運用自如的右手,重新熟習擰毛巾、穿針線,處理各種瑣碎的事,或許也能理解成一種被動的逃逸。當身體的形狀出現改變,就依據著她的路線,航向另一些地點。
電影的鏡頭,最初停留在她的手掌,然後是稿紙上右手的字跡,左手的筆跡,穿上古裝的熊,她散步的道路,然後,她走進了一所玩具屋,街道上毛茸茸的怪物在行走和相遇,最後,所有拍攝的人都成了奇怪的動物。
在那一系列的影片裡,或許只有她沒有被拍攝者以仰望的目光在觀看。拍攝的角度是對等的,甚至帶著調侃和輕微的嘲諷──就是這個城巿對一個作家普遍釋出的語氣和眼光──像在觀賞一種奇特的活物。
不過我想,她大概不會介意,因為這樣的視線令她更便於離開,離開一個作家、一個長者、一位女性、一個被拍攝者,以致所有可能的身分會帶來的綑縛。
在借來的土地,借來的邊界,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紙張,借來的軀殼、借來的書本、借來的意念,一切的一切,完全消失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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