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劇場國家的明與暗(一九七二~一九八二)
金正日的登場
金日成是游擊隊的司令,全民為游擊隊員,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稱此一游擊隊國家為「劇場國家」。他認為劇場國家的特色是:行使權力本身為一種儀式,將國家當成一齣戲來表演。而北韓的游擊隊國家,是現代前所未見的劇場國家。游擊隊國家既為劇場國家,就需要設計師及表演者。而負責這些角色的,正是首領的兒子金正日。
一九七二年,金日成迎接了人生的第六十個年頭。從幾年前開始,金日成的身邊就出現不少建議他應該要思考繼承人的聲音。而他的兒子,金正日的存在浮上了檯面。金正日出生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母親金貞淑為抗日游擊隊的女隊員,現在則寫作金正淑。金正日是滿洲抗日聯軍逃至蘇聯領土內的野營區時,在游擊野營地出生的孩子。解放後,金正日與母親追隨提前歸國的父親的腳步,於一九四五年年底回到朝鮮。母親金正淑於一九四九年去世,留下金正日與小他四歲的妹妹金慶喜。韓戰爆發後,滿八歲的金正日前往中國避難,過著不安的每一天。之後他在一九五二年回到朝鮮,進入萬景台革命學校就讀。他只在這裡讀了一年,就轉到普通的初高級中學,於一九六○年進入金日成綜合大學,並於一九六四年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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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金正日進入黨中央委員會組織指導部,開始在擔任部長的叔父金英柱的手下工作。一九六五年他跟隨父親前往印尼,一九六六年升任組織指導部中央指導課責任指導員。他在一九六八年指導整修普天堡戰役遺跡一事廣為人知。於一九六九年擔任黨宣傳煽動部副部長,並指導電影《血之海》的製作工作。他在電影製作方面相當活躍。在建立游擊隊國家的過程中,金正日提出「主體思想」為唯一思想體系的主張,在黨內各部門機關嶄露頭角。
一九六○年代後半,有一部分人視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為繼承人,但是金英柱體不好,也未參與過游擊隊戰爭,在滿洲派的元老幹部看來,比起只有莫斯科留學背景的弟弟,在游擊隊營區出生的兒子比較適合擔任繼承人。有不少人說金正日很厲害,在一九七○年第五次黨代表大會的準備過程中,很多人提出至少應該讓金正日擔任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但金日成說兒子還太嫩,因而拒絕了此事。到了一九七一年金英柱因為健康因素,推薦金正日代替自己擔任負責思想組織問題的黨書記,然而金日成還是以兒子太嫩為由拒絕。以上的內容是基於八○年代逃亡的對外情報調查部副部長申敬完的證詞。
被指定為繼承人
一九七二年,金正日指導電影《賣花的少女》的製作,並在金日成花甲紀念時,成功讓朝鮮革命博物館開館,並在此之前指導了巨大金日成銅像的建設。一九七三年金英柱完全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九月金正日擔任主管組織宣傳的黨書記,同時兼任組織指導部長與宣傳煽動部長。一九七四年二月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因為吳振宇的提案,金正日獲選為黨政治委員,也負責整個黨的組織活動與宣傳活動。金正日正式獲得認可,成為真正的繼承人。此後,金正日開始被稱為「黨中央」。
從飛躍的失敗到危機
金日成持續推廣思想革命、技術革命及文化革命,從一九七三年春天起,他更派遣三大革命小組至工廠、礦山及農場,要求在職場推廣三大革命。
但這項行動卻與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相衝突。石油價格高漲,機器價格也高漲,支付的金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石油以外的原物料價格大跌。若是分析一九七五年北韓主要的出口品,鋅與銅的價格跌了百分之四十,鉛的價格也跌了百分之三十。北韓的外匯收入減少,但是支付款項卻急速增加。
結果,北韓付不出貿易的款項,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停止付款。到期的款項至一九七五年九月為止,總共有三億盧布,一九七六年初則高達二十億盧布。其中有六成是對西方各國的負債。在這樣的情況下,給予協助的依舊是蘇聯。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朝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內容,給予北韓一億一千七百萬盧布的借款,以及針對利息本金還款的四千萬盧布。但事情已經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了。
與經濟危機戰鬥的游擊隊國家
游擊隊國家的誕生,原本是為了朝向「革命性的大事變」前進。但現在這個目的早已消失,游擊隊國家變成要處理經濟危機的體制。首先,成為「黨中央」的金正日將游擊隊國家定型化,並隨即提倡「金日成主義」。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金正日對黨思想教育部門的活動家,發表了以「黨的思想活動當前的課題:以全體社會的金日成主義化為目標」為主題的演說。
金日成主義,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主體思想、理論及方法的體系……將人類史上首次被發現的偉大主體思想視為真髓,並以此為基礎,將革命理論及領導方法完全體系化,就能夠區分金日成主義及勞動階級的革命理論。這也是金日成主義的特徵所在。金日成主義正是我們的時代—主體時代—中革命的真正指導思想、指導理論,以及指導方法。
史達林曾經發表過「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的演講,由史達林解釋列寧理論,但卻以史達林的思想做闡述。金正日也利用這個方式,用自己的方式解釋金日成的思想及行動,將自己的思想打著「金日成主義」的名字宣傳。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還說明「金日成主義」已超越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不知道是不是金日成在背後喊煞車,「金日成主義」一詞在八○年代後期消失,統整為「主體思想」。
「以抗日游擊隊的方式」
相較之下,更重要的是宣傳一九六七年的「如同抗日游擊隊員一般革命的生活及工作吧」的口號,並於一九七四年三月提出了「生產學習生活都要以抗日游擊隊員的方式進行」的口號。四月十四日,金正日發表了以「全黨及整體社會要更進一步鞏固唯一思想體系」為題的演說,演說內容中提到必須要在黨內的思想教育活動提倡「抗日游擊隊式」。
「生產學習生活都要以抗日游擊隊員的方式進行」的口號,是游擊隊國家的基本口號。金日成在一九七五年三月的演說中承認,「最近黨中央提出的『生產學習生活都要以抗日游擊隊員的方式進行』的口號,是很出色的口號」,最後在一九八○年第六次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報告上獲得一致認同。這個口號要求全體國民,不論公私,二十四小時都要以抗日游擊隊員的身分活下去,並將首領與國民的關係視為司令官與戰士的關係。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金正日提出了唯一思想體系的再定型化,日後被稱為「十大原則」。其中第三項為「偉大的首領金日成同志的權威是絕對的」,第五項「要無條件遵守偉大的首領金日成同志的教導執行」,第十項為「偉大的首領金日成同志所開拓的革命偉業,要代代相傳不能中斷,而且一定要完成」。
「速度戰」的現實
從一九七四年二月開始,金正日將「速度戰」視為經濟建設的方式,更在十月提出「七十天戰鬥」方案。這是主體式的突襲主義,用於建設業或採礦業,但對於製造業提升勞動生產則是不太理想的方式。然而,金正日卻選擇走上這條路。從一九七五年五月開始,金正日分派三大革命小組加入這個運動,並計劃展開全國性的組織化工作,同年十一月在金正日的指導下,在生產第一線組織開始「爭取三大革命紅旗運動」,讓各個工廠與職場進行三大革命落實程度的競賽。「速度戰」演變成「電擊戰」、「殲滅戰」。
在這個口號之下,生產第一線發生了怎樣的狀況,可以從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金正日在咸鏡南道劍德礦山的鉛、鋅礦採掘中心發表的演說得知。內容如下:生產組織應該以提升每單位時間的生產效能為基本原則。就算是戰鬥期間,也不能允許勞工一兩個月都待在礦坑內工作……不管地底下的寶物有多重要,也不能代替勞工的健康,因為他們是黨與革命最重要的資產。我們要珍惜礦工。在礦坑戰鬥,也是為了勞工階級。我們不能讓勞工們睡在空氣不佳的礦坑內,一定要讓他們出來,回到自家休息。最近有一部分幹部稱讚那些待在礦坑裡工作的勞工,甚至還大肆宣傳,這就好像在鼓勵勞工進到礦坑好幾個月都不出來。我們絕對不能做這種事。
從金正日的這番話可了解,「七十天的戰鬥」期間的勞工們,普遍都是一直待在礦坑內工作不出來。勞工們的狀況,雖然因為金正日的這番話而有所改變,但也只是輕微的改善而已。以金正日訪問為契機,劍德礦山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開始進行「爭取三大革命紅旗運動」。透過這種突擊方式,六年計劃成功完成,也達成工業成長率年平均百分之十六‧三的數字。因為此運動帶來高度緊張,因此將計劃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指定為調整年。但同年,運輸部門宣布了「二百日戰鬥」。
南韓發生民主化運動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發生了為抗議「維新政變」,在東京展開活動的金大中,遭到南韓中央情報部(KCIA)綁架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北韓中斷了「南北調節委員會」共同委員長的會談。一九七四年四月,南韓的民主化運動正式開始,北韓也相當期待南韓的運動。一九七五年四月,北越的戰車駛入南越總統官邸,越戰以美國與南韓的戰敗作結。金日成訪問中國,對西貢被攻陷表示歡迎,並發表了威嚇南韓的演說。南韓的朴正熙政權在緊張之下,將八名人民革命黨相關者處以死刑。為了對抗這個恐怖政治,南韓民主化運動持續進行。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金大中等人發表了「民主救國宣言」,他與其他十一位連署者,以及宣言起草人文益煥遭到逮捕。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板門店共同警戒區內,美軍抗議北韓砍伐白楊樹,遭北韓警備兵攻擊,造成兩人死亡。美軍隨即進入警戒體制,情勢緊張,但是狀況僅止於此。一九七七年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提出美軍撤退計劃,但遭到軍方反對,因而中止。
兩個綁架作戰
南韓的民主化運動在與北韓完全無關的情況下展開。北韓希望藉由這個運動來發揮影響力,因而派遣間諜進入南韓。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對南韓展開諜報工作的過程中,於一九七七年開始執行綁架日本人的作戰計劃。第一個案例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學女生橫田惠遭到綁架的事件。綁架的目的有很多種,像是間諜偽裝成日本人,持日本護照進入南韓,或是間諜為偽裝成日本人,需要教授日本語言或文化的人,或是為了讓間諜假扮為流亡至北韓的美軍配偶,而綁架一男一女,以便讓他們能夠安穩地工作等等。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截至一九八三年為止,總共有十七人遭到綁架。其中只有五名生還者於二○○二年回到日本。
之所以會開始綁架日本人,被認為是因金正日所指示的「綁架作戰」。此作戰內容是為了迎接南韓的電影導演申相玉與其妻子演員崔銀姬,讓他們製作電影。兩人在一九七八年從香港被分別帶至北韓,而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提及是遭到強行綁架。金正日與兩人會面,並希望兩人能夠在北韓製作電影,提升北韓電影的水平。當時金正日的話也記錄在兩人的回憶錄內。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現在的我們侷限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但我們不能只在社會主義裡,卻想朝著資本主義國家前進……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就是在自己的圈子裡望著自己的東西,然後認為自己的東西最好……要是我們無法在未來十年內迎頭趕上的話,坦白說,日後看世界的分布圖,我國的電影藝術應該會在落後地區中的最後一名吧。
兩人在北韓製作了《不歸的密使》一劇,後於一九八六年在歐洲成功脫逃。
南韓的政變與自由光州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總統遭到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殺害,不久後「首爾之春」到來。一九八○年二月六日,召開了南北韓總理會談的預備會談。五月七日,金日成為了參加南斯拉夫總統狄托(Josip Broz Tito)的葬禮,出發前往南斯拉夫,並順便繞道羅馬尼亞。他歸國後,五月十七日,南韓國軍保安司令全斗煥下令鎮壓光州的政變,民主勢力的領袖金大中等人遭到逮捕。結果光州的學生市民誓死抵抗,鎮暴部隊進行鎮壓後,市民們則拿起武器抵抗。這些事情的發生都跟北韓的間諜工作無關。自由光州的抗爭者舉著大韓民國國旗與南韓軍隊對抗。市民的抵抗遭到國軍強烈的鎮壓,出現不少死傷。南韓政府於首爾召開軍法會議,在九月十七日依內亂陰謀罪,判金大中死刑。「勿殺金大中」的運動在全世界造成轟動。九月二十四日,北韓對此事表示抗議,中斷了南北會談。一九八一年一月,大法院確定了金大中的死刑判決。但不久後,金大中被減刑為無期徒刑。
巨大紀念碑的建築
從七○年代末至八○年代初,紀念金日成七十歲大壽的巨大建築物,以及歷史性的紀念碑的建設工程,持續進行中。金正日對於這些大型紀念碑建築,在《建築藝術論》中曾描述:「創造出能夠獻給首領的建築物,意味著建構出一個空間,能夠保障首領的安寧及萬年長壽……永久不滅、具革命性的大型紀念碑建築物,整體內容必須貫徹首領的偉大,以及保障其崇高的思想……大型紀念碑的雄壯性,最重要的是以超越一般數量的大小及龐大的規模來呈現。」
一九八二年,為紀念金日成七十歲誕辰,完成了三個大型紀念碑建築物。首先於四月四日,在平壤市中心金日成廣場的後面,建造了人民大學習堂。金正日提到「在民族形式內包含了豐盛的社會主義內容……這是里程碑式的傑作」。所謂採用了民族形式,應該是指以傳統的瓦片做屋頂。他也提到建築總面積為十萬平方公尺,擁有三千萬本的藏書空間。
更重要的是,配合金日成生日完工的凱旋門及主體思想塔。凱旋門的揭幕式於四月十四日舉行,地點在金日成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發表演說的運動場附近。形狀是以巴黎的凱旋門為模型,但高度及門面寬度都比巴黎的凱旋門大,堪稱世界最大的凱旋門。主體思想塔則在四月十五日舉行揭幕式。主體思想塔建在大同江邊,隔著金日成廣場,幾乎在人民大學習堂的正對面。高一百七十公尺,用白色大理石建造。這個塔是以美國的華盛頓紀念塔為模型建造,但高度更高,北韓自稱為世界最大的塔。形狀是將塔往上層層堆疊的方式,前面與後面各有十八段,左右兩面則各別有十七段,共有七十段,代表金日成的年齡。塔的表面還貼有白色花崗岩石板,總共有二萬五千五百片,代表七十年的日數。建造這種具有象徵性的建築物,並非朝鮮的傳統,而是金正日個人的獨創。
家族國家論
在國家設計方面,北韓在此時提出了新的想法—家族國家論。這就好比在游擊隊國家這個建築物上,掛上了新的看板一樣。
新想法的核心是「어머니당」(母親黨)這個新詞。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見的想法。過去關於領袖的稱呼為「어버이수령」(雙親首領),但此時的意思則變成「父親首領」。領袖為父親,黨為母親,民眾則是孩子,形成模擬家族的國家設計。
金日成在一九八六年的授課「朝鮮勞動黨建設的歷史經驗」中曾提到,本黨的活動作風中最重要的是……讓人民感受到黨的真實母愛的特質。勞工階級的黨並非在人民大眾之上統治的官僚機關,應該是為人民服務,對人民的命運負責任,守護人民的母親之黨。本黨賦予人民尊貴的社會及政治生命,引導人民在各自的領域上活躍,關心人民的物質及文化生活,時時刻刻用心關懷人民。如此一來,朝鮮人民才能打從心底視本黨為母親的懷抱,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黨。領袖與黨為父母,將愛與恩情灌注在自己的孩子(民眾)身上,孩子也會以愛與忠誠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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