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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版序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位處於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求知之心萌生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的軍隊之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蒐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重新理解蔣介石,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棉薄之力。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十分湊巧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
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我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和留存在台灣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一盡己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蘆荻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所在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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