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幾乎所有偉大的作家都不例外,當你仔細研讀其初期作品,多半可找到作家的文學稟賦、特殊的內在經驗、生活的縮影,以及時代光影的嬗遞。沿著這些線索前進,不但可看到作品展現出來的景致,更可能為認真的讀者帶來一抹驚豔, 甚至引發微妙的震顫。在日本眾多傑出的作家中,尤以谷崎潤一郎的近乎離經叛道的惡魔主義,絕妙的美學視點與文采,如同魅影般的親密召喚,總使人無法抗拒,不知不覺間,走入了他所建構的奇情世界。他擅長用文字渲染的魔力,讓讀者主動加入追隨者的隊列,心甘情願成為其倜儻文風的俘虜。日本當代著名作家淺田次郎談及自己的創作歷程時,曾經這樣說道:他為了習得小說的修辭技法,掌握日語的精妙境界,不惜花費時間,抄寫和臨摹谷崎潤一郎的小說……。或許由此可見證出谷崎的小說美學的影響力,何謂作家眼裡的偉大作家。
從日本的美學傳統來看, 小說〈刺青〉裡,作者描寫刺青師匠在藝伎的背上紋身的情景,同樣在展現日本人的究極之美。在追求尚美的大和民族看來,與其將絢麗的圖景畫繡在和服上,不如把它深深烙印在青春的肉體上,反而更增添生命的活力,儘管這肉體哪天必定腐壞消亡,終將被捲入時間的深淵。然而,只要能留住美妙的事物,哪怕短暫即逝,它便具有了絕對的意義。這樣的美學精神,與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金閣寺》裡的主角──小沙彌,在感嘆金閣寺美不勝收之餘,為了永恆地將其鑄在心底,而縱火把它燒個精光的狂烈作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悲壯而絕美的毀滅行動看似極度矛盾難以調和,但它卻在日本作家的文化基因裡,不停地起著關鍵作用,在各種主題和文學技巧上顯現出來。
同樣的,在〈惡魔〉這篇小說中,對於主角因三角戀情最後導致被殺的事件,無論是揮刀砍人的落魄書生,意志薄弱而且生活放蕩的主角,行為散漫的女主角,作者都有生動的心理描寫。乍看下,這故事的情節並不稀奇。但在某種程度上,正如專家指出的那樣:它試圖藉由這個故事來反映和抒發青年時期擔任家庭教師所受到屈辱與挫折。那個時代有個社會風潮:豪門世家通常為成績優異的「書生」提供膳宿,資助他們進入大學讀書。不過,條件是必須為其子弟授業補習,此外仍需負責雜役工作。這對於自視甚高的知識人而言,自是備受精神的煎熬。特別是,這個階段正值書生情竇初開,渴望愛情和性欲的溫潤,不自覺地愛上了主家的女兒, 豈料卻遭到無情的拒絕,還被訕笑與羞辱,這雙重的打擊徹底粉碎他的卑微與自尊。於是, 他只好從「惡」的力量中,發現和鞏固他所求的美的對象。
果說,作者對於在〈惡魔〉裡書生直面的頓挫,還覺得不夠盡興的話,那麼在〈神童〉的情節裡,進而把書生的病理特徵,面對知識青年與情欲的衝突,如何做出痛苦的抉擇,有更層次細膩的刻繪。這名天資聰穎的神童,自小生長在貧困的家庭,到了主家之後,又打從心底鄙視主家夫婦財大氣粗,缺乏文化涵養,只沉溺於奢侈的物質享受,不懂得高深的哲學思想。更糾結的是,他又嫌棄主家的兒子腦筋魯鈍, 怎麼教導都不見效果,動輒便是厲聲斥罵,失去身為家僕應有的本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富有家庭的薰染下,逐漸受到女主人的信靠與愛戴,終於體悟到這樣的道理:深奧的學問只能擺放在學術殿堂,物欲享受並非原罪,端看你如何拿捏這個界線。與前作相比,這篇小說有書生更多的自我醒覺,同時呈現出明治末期的日本知識人的精神面貌。他們急於追尋「立身出世」的幻影,卻又想過著放蕩的生活,在矛盾的撕扯之中歡呼。
此外,我們似乎又可從〈祕密〉和〈富美子之足〉的精彩描述得到佐證,作者的惡魔主義如何煉成的。一名寄居東京的書生,生活百無聊賴之際,打扮成女人的模樣,到電影院裡勾引男人,與女人競相爭豔, 反而被另個難耐寂寞的富家小妾給看中,展開了一場冒險而激情的幽會。而後篇故事所展示的結局,同樣具有震撼效果。一個垂死的老人,向來眷念小妾的美足,幾乎與戀物癖無異。在他彌留之際,並非交代後事,而是卑微祈求小妾把其美足放在他的額頭上。他希望在「美」的注視下,安謐無憾地死去。或許這是作者託物寓意的手法,出身東京的他,仍不忘宣示江戶男兒追求風流瀟灑的美學? 換句話說,其實作者更想言說的是,所有的男人直到死亡之前,都時時刻刻在與肉體裡的惡魔搏鬥。當然,在這個過程裡,必然帶來許多精神創傷,但你要成為惡魔的化身,就必須付出這個代價。惡魔的詩歌只能由自己吟唱。
邱振瑞
日本現代文學翻譯家與作家。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從小立志當小說家,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目前在文化大學講授日本現代小說筆譯課程。譯著作品豐富,譯有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等名家作品; 如《片腕》、《太陽與鐵》、《我青春漫遊的時代》、《編輯這種病》、《鈴木商店的當家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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