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節錄)
第一章櫻花的誕生與再生的美學
歷史/神話中的櫻花
米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點無庸置疑,至於櫻花,則有學者認為它在兩書中根本不重要。櫻花的確不像米那樣頻繁地出現,但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確實已經提到櫻花了。雖然還不甚明顯,但是日後和櫻花結合在一起的主要象徵意義,大多數已經在這兩部歷史/神話中出現了。
首先,米與櫻花的象徵性結合表現在天孫瓊瓊杵尊的結婚上。瓊瓊杵尊娶了「木花開耶姬」這位美麗的女性為妻,而許多學者都將「開耶」解釋為櫻花,認為這位女神就等於櫻花。而且櫻井滿還認為開耶姬是巫女,是由櫻花之靈幻化而成。這位木花開耶姬和象徵稻米的天孫結婚了。天孫在以米和稻作為主的農耕宇宙觀中屬於核心存在,米在秋天收穫,而櫻花(此點將於後述)是米在春天的對應物,這位代表櫻花的女性和天孫結婚,應當是合乎道理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故事中,「短命性」已經和櫻花連結在一起了,這個特點在日後被認為是櫻花的主要特徵。兩人結婚時,木花開耶姬的父親勸說瓊瓊杵尊同時娶開耶姬和她的姐姐─磐長姬─為妻。父親同時對瓊瓊杵尊提出忠告:如果他娶磐長姬為妻,就可以像磐石一樣長生不老,如果只娶妹妹為妻,就會像櫻花一樣短命。但是,和開耶姬陷入熱戀的瓊瓊杵尊卻以姐姐貌醜為由,把她送回父親身邊。開耶姬和瓊瓊杵尊共度一夜之後,有了身孕。《古事記》中有一節寫道:應該長命百歲的天皇卻英年早逝,是因為天孫與以短命的櫻花為名的女神結婚所致。《日本書紀》中更認為:不只天皇,一般人無法安享天年也是因為這兩位神祇結婚之故。
對人生的謳歌─歌舞伎中的櫻花
歌舞伎的使命在於娛樂觀眾,它演出人生的悲歡離合來打動觀眾。歌舞伎最基本的手法被稱為「陽之器」,江戶時代的舞臺會要求呈現出傳統意義下的美麗與輝煌。而幾乎沒有什麼比櫻花更能表現出這種感覺了。
舞臺上的背景畫著華麗盛開的櫻花,舞臺前掛滿了人造的櫻花枝幹,舞臺的一角,則裝飾著人造的櫻樹,上面開滿櫻花,戀愛的場景通常在這棵盛開的櫻樹下進行。風月場所「廓」是歌舞伎的主要題材之一,而廓的豪華也幾乎都用櫻花來表現─白天是用櫻花和花魁那豪華絢麗的衣裳來表現,而夜晚則用盛開的白色夜櫻來表現(參閱第四章)。同樣地,「白拍子」是最受歡迎的歌舞伎,她們也常用櫻花作為表演主題。「落花」是歌舞伎的固定表演橋段,為了要彰顯演出者的曼妙姿態,會特意指定要做出散花的橋段。還有一種手法叫「花之雨」,是要表演者在跳舞時手撐摺傘,以表示身在櫻林之中,櫻花瓣飄落如雨絲。在廓的場景使用「花之雨」,明顯表示出廓和櫻花在象徵上具有共通的意義。
櫻花在許多歌舞伎中都是重要的象徵,包括被譽為三大傑作的作品在內。同樣地,「花見」也常是歌舞伎中最精采的場面,在「花見」場景中,櫻花總是被用來讚美人生。
櫻花與山岳信仰
但是,在考慮櫻花與山的結合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日本的信仰中,山是死者的長眠之所,這是日本民間宇宙觀中很重要的要素之一。根據柳田的說法:死者會前去山中,在那裡休息三十三年之後,才「真正的死亡」。因為需要三十三年的時間才能徹底清除「喪」的污穢,這表示日本和許多其他文化一樣,也認為「死亡」和「剛去世的死者」帶有污穢。要經過三十三年之久,死者才不再是「人」,而是變成「先祖」。柳田這個說法中的先祖和前述的山神相同,會在春天時降臨田間,成為田之神。也就是說,「山之神」和「田之神」與「先祖」在本質上是共通的,三者都會守護世人。
先祖和山之神與田之神的關係非常複雜,對先祖的解釋也存有爭議。米和櫻花被認為具有相同的意義,這表示櫻花被視為生命之花,但這也可能只是限定在農耕民之間的觀點。拙著亦曾指出:如果把日本看作「農耕社會的日本」或是「日本人的宇宙觀是農耕的宇宙觀」,等於在日本的歷史中排除了非農耕者。這個宇宙觀源自日本古代的農耕民,八世紀初時,在天武天皇的命令下,為了確立日本歷史的正統性,而被導入到日本人的宇宙觀中。農耕民宇宙觀是古代王朝的象徵基礎,也在後世成為包括武士在內的上流階級的象徵與政治經濟之基礎。農耕民宇宙觀也成為所有日本人,包括非農耕民在內的主流宇宙觀。
第二章 「觸物傷情」的美學價值─從盛開的櫻花到凋謝的櫻花
前章已經敘述過,櫻花在古代日本的重要意義是「生」的慶賀,前章也提到,在另一方面,櫻花的象徵意義非常複雜,除了生之外,可能還包含其他各種意義在內。筆者認為在古代後期─尤其是在平安時代,櫻花的意義慢慢地、但是在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在平安時代,日本的政治、社會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古代後期王朝衰退,京都的貴族也無法再維持他們優雅的生活型態。本章將把焦點放在那個時代,考察櫻花的象徵意義所發生的重要變化,也將重新檢討這個時代的文學的既成定論。
《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證明了櫻花的象徵意義十分複雜,絕對不是僵硬不變的。這是因為《源氏物語》中常用盛開的櫻花來象徵生命力。這部名作的作者紫式部(978-1014?)其實是在一條帝時代(986-1011在位)於宮中任職的人物,書中描述了從平安初期到中期的皇族、殿上人及其家人的優雅生活,以及他們藉由賞月、賞梅、賞櫻、賞紫藤、聽風的機會,互相詠唱的和歌,以及歌中透露出的戀愛和求愛的故事。但是,在這種優雅生活的背後,也隱藏著權力鬥爭和陰謀等複雜的人際關係,《源氏物語》便以光源氏為主人翁,描寫了這些故事。在當時那個時代,有所謂「垣間見」的習俗,女性隱身於簾子之後,選擇站立在簾外、吟詠著求愛和歌的男性;而光源氏─就像字面所示─在宮中是如發光體般的存在,源氏的卓越詩歌、優雅舞姿、巧妙的樂器演奏技巧不只深深打動了女性,連男性都為之落下感動的眼淚。
這些「高尚的」舉止是出於對月、水、風、鳥、花這些自然的細膩鑑賞。菲爾德(Norma Field)對源氏物語的象徵意義做出細膩的解釋,以上這點便是由他所提出的,而光源氏的定位是「人類與自然秩序合一的,永遠回歸的時間中心」。從人名到十二單所使用的染料名稱,「自然」,尤其是植物,一直是《源氏物語》的詩學媒介。
平安後期可以說是一個腐敗和黑暗的時代,僧侶成為僧兵,宗教組織充滿墮落,疫病也連番襲擊人類。如第一章所述,正因為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宣揚有極樂世界存在的淨土宗才開始流行,淨土宗的極樂世界四季百花綻放、鳥語宛轉、飄揚著美妙曲調。淨土宗吸引了上流階級,貴族們為了獲得救贖,致力於修建佛教建築,並祈願能夠延續此世所享有的豪華生活。他們把淨土宗宣揚的極樂視為此世的延長。庶民之間也流行淨土宗,但是庶民信教的理由和上流階級完全相反。庶民是希望逃離此世所受的苦難,並祈願死後的生活能夠比現世更為美好。
由這種觀點出發,便可以了解王朝生活的「奢華」如何開啟強調「觸物傷情」的過程。唯有足以表現至高權力、財富、愛情的光鮮生活,也就是以這種光鮮的生活為前提,才能夠真正理解「觸物傷情」的內涵。換句話說,唯有在全部失去這些東西時,人才能夠真正體會到它們的短暫。
第三章假想世界的美與櫻花──超越了自己與社會的規範
中世的稚兒被視為櫻花
到目前為止,在舉例說明櫻花的美被轉化成人類的美時,幾乎都是用女性當作例子,但在中世時,其實也存在著「稚兒」的例子。「如櫻花般美麗」的描述方式,有時也會用在這些稚兒上。中世的大寺院常會抱養許多稚齡孩童,在他們十五歲至十七歲之前,會有四、五年的時間住在寺院中。在這段期間中,寺院會為稚兒畫眉毛、搽口紅、塗白粉,把牙齒染成黑色。這種染齒的習慣叫作「御齒黑」,古代即有,中世時期開始在貴族之間流行,院政時期的男子普遍染黑齒,後來連民間的女性都開始流行。在室町時代確立寺院抱養稚兒的制度時,女子會在九歲左右成人時,把牙齒染成黑色,以作為成人的象徵,江戶時代的已婚女性也會把牙齒全部染成黑色。除了打扮、禮節的規矩之外,寺院中的稚兒也要學習花道,這種種教養本來都是為了培養優秀的女官。寺院稚兒大都是貴族或武家的子弟,極少數則是「卑賤賣藝者」的子弟。寺院稚兒有些會成為師僧等人的戀愛或性交對象,這些師父輩的僧侶被稱為「無明之火」,而這些稚兒則被稱作「法性」,也就是櫻花。
美麗的姿態對寺院稚兒非常重要。這種美有時會用櫻花來做比喻。例如:歌人二條良基(1320-1388)和能劇作家世阿彌(1364-1443)在寺院中為稚兒時,就曾在信中讚頌這種美。那個時代的文獻中也曾用各種櫻花的隱喻來表現寺院中的稚兒之美,例如:「紅櫻的露珠就像如帶的瀑布般」、「迎風招展的柳枝,可以比作含著露珠的櫻花」、「因為春雨而凋零的夜櫻」。
第五章天皇的兩個身體──主權、神政、軍國主義化
天皇/王權的原生性(primordiality)、日本人的原生性
為了讓國民相信王權的古老淵源,還有第三個,恐怕也是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採用古語。首先是讓出現在《日本書紀》中的「現人神」一詞復活。日本人的信仰中認為:人也可以成為神(請參閱後文),而「人神」這個概念對這種信仰來說極為重要。以前的詞彙都表現出「神和普通人有所連結」這層意義,但是明治時期的政治家所採用的詞彙,卻表示出「天皇是唯一絕對的神(God)的化身」。
而且,「朕」這個詞語變成天皇專用的自稱,在《軍人敕諭》、《教育敕語》等重要的詔敕中都如此使用。這個詞語以前在中國是一般的自稱用語(不問身分高低),但是傳到日本之後,在古代卻是由天皇加以使用,這點在《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萬葉集》中都可以見到。
新政府採用了這些一系列的古語和觀念,它們主要的來源是收錄在《萬葉集》中的「防人歌」。在《萬葉集》中,由防人和他們的近親所唱的歌曲共有九十九首,其中的八十四首收錄在七五五年(天平勝寶七年)編纂的卷第二十中。為了守衛筑紫、壱歧、對馬以及西海的邊境,會徵召農人為兵,這些士兵就稱為「防人」,大部分防人都是東國(吾妻)地方的人。防人制度從664年延續到826年,其間有二千至三千名防人派駐邊防。
明治政府從這些防人歌中採用了天皇的自稱及稱號、尊稱。例如,政府重新採用「君」這個尊稱,這本來是在大和朝廷確立之前,對豪族首長使用的詞彙。七五九年(天平寶字三年),朝廷禁止使用「君」這個字,改用「公」來代替。不過這項禁令並未發揮太大效果,「君」或是加了敬語「大」的「大君」,還是被持續頻繁地使用,在《萬葉集》卷第二十所收錄的防人歌裡就出現了十五次。在七世紀中葉,因為必須特別強調「王」的宗教性格,所以改用在中國具有宗教意義的「天皇」一詞取代了「大君」。在德川幕府奉朱子學為官學的時代,天皇的稱號又轉變成儒教語句中的「天子」,但是在不久之後,又回復成使用「天皇」。明治政府採用「君」這個用語,而且在新創作的國歌歌詞中,就在最前面出現了「君」這個字,因此讓這個用語取得永續性。國歌的歌詞是來自《古今和歌集》中的和歌,這首歌使用了「君」這個字。在明治時期,「君」或「大君」這兩個詞很常被當作天皇的尊稱。
第六章櫻花的軍國主義化──如何將櫻花塑造成由陣亡兵士幻化而成
如櫻花凋謝般的戰死
當對外戰爭的危機迫在眉睫時,軍方除了把軍人比作盛開的櫻花之外,另外又考慮用隱喻的手法,讓凋謝的櫻花來美化軍人的戰死。例如,因為士兵如櫻花般凋零,所以就出現了「散華」這個用語。除了大本營透過媒體發布消息時,時常使用這個詞語之外,連軍人本身也開始用「散華」來形容自己的死亡。「散華」這個詞語原本是佛教的用語,是「四個法要」這個複雜佛法教義中的一部分,是出於讚美佛陀之意,才說像花一般散落。軍方在使用這個詞語時,完全脫離了佛教原本的語義,反而變成用「像(櫻)花般散落」來美化戰死。
以下將介紹政府在美化軍事活動時─尤其是死亡─所用的幾個方法。這裡將釐清,這些方法與櫻花的象徵意義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在幾個有效利用櫻花的事例中,它們的背景都有一個層面更廣的政府計畫。
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創造「軍神」──也就是戰爭英雄的神格化。
……
政府還透過「軍國美談」,將戰爭的行為加以美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會把以前的戰爭故事或是英雄故事編成說書的內容,這是一種民間的傳統藝術表演,不過「軍國美談」和這種民間藝術不同,這種新的「美談」在政府的組織下,由上而下─尤其是學校的教科書和歌唱─開始推廣。這種「美談」中最著名的一個故事就是「爆彈三勇士」。1932年2月22日,江下武二、北川丞、作江伊之助等三名一等兵,帶著裝有炸藥的三公尺長竹製爆破筒,突破上海近郊的中國防護線鐵絲網,這才讓日本陸軍得以挺進。經常與海軍競爭的陸軍盡最大的可能利用了這次機會,在1932年3月時,這三位「軍神」的母親被叫到東京,由陸相荒木貞夫各頒贈一包金子。政府在日本各地都豎立了這三人抱著爆破筒的銅像,並且透過報紙、廣播和其他大眾媒體不斷地重複宣傳這個堪稱為榜樣的美談。
而且,這個英雄故事還被寫成歌舞伎,著名的作曲家西條八十(1892-1970)也以三勇士的故事寫成流行歌〈大和魂之歌〉。這首歌還成為小學三、四年級生必須學習的歌曲。他們的英雄事蹟在全國風靡,還有人捐錢給遺族。直到戰爭結束之前,三勇士的事蹟一直受到稱頌,他們成了為國家犧牲的最佳榜樣,並且被當成全體日本人應該學習的對象,深深烙印在日本人心中。直到三十三年後的1965年(昭和40年),當時的上海大使館陸軍武官補佐官田中隆吉才在電視上發表證言:「如果當時下令的長官給他們一公尺長的炸藥引線─而不是當時的五十公分,這三名士兵或許便能活著回來。」也就是說,即使不犧牲他們的生命,還是可能達到相同的軍事目的,只是為了要有人成為模範,所以才故意犧牲了這些生命。
第八章「選擇命運的自由」──特攻隊的成立
創立與作戰行動
「特攻隊」其實是「特別攻擊隊」的簡稱,在日本國外也被稱作「kamikaze」。特攻隊是由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提議創立的,並由大西和他的直屬部下玉井淺一、豬口力平、中島正等人負責企畫特攻作戰行動。後兩者(豬口和中島)也是上文介紹的書籍作者。開創這種作戰的契機是日本感到失敗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決定進行最後的殊死戰,創立的時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4年10月20日,這種作戰從一開始就被當作是阻止美國進攻祖國的防衛計畫。第一次出擊是在1944年10月25日,敷島隊在雷伊泰灣海戰中以肉身衝撞美軍艦艇。大西為海軍特攻隊取名為「神風」,而潛水「魚雷」是海軍大尉黑木博司另外提案進行的,他們第一次出擊是在1944年11月。
大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對建立航空隊深感興趣,以此為起點,他在日後成了日本航空隊之「父」。日本航空隊並不是獨立的部隊,在創立時就是陸海軍的一部分。眼看著就要戰敗,大西主張日本無論如何都不應投降,應該戰到最後一兵一卒。早在「特攻」付諸實行之前很久,大西已經有用「肉身抵擋」的想法,並且把它叫作「神風」。如眾所周知,「神風」這個詞是指1274年和1281年,兩度把遠來征伐日本的蒙古船隻吹翻,奇蹟般解救了日本的颱風。在宣布戰敗的隔天─1945年8月16日,大西便留下遺書,自殺身亡。遺書中寫著向「特攻隊員英靈」謝罪。
特攻作戰的確是意味著死亡,所以軍方高層不認為這是正規的部隊編制。帝國陸海軍的命令向來是以天皇之名發出的,但如果以天皇的命令讓年輕人執行必死無疑的任務,這被認為是不適當的。所以,這支部隊的編制屬於「戰友群體」,而且隊員也都是「自願」加入的。不過這並不是事實,後面將會詳加說明。
……
特攻隊員主要是由海軍的飛行預科實習生和學徒兵所組成。日本在1872年首度施行徵兵制(請參閱第五章),為了保衛國家,年滿二十歲的男子都是徵兵的對象。根據1927年的修法,大學生在二十七歲之前都可以緩徵,但是因為預期將要發生戰爭,所以兵役法在1939年、41年分別再度修法。1941年的修法是由東條英機陸相所主導(由於東條的開戰主張獲得支持通過,所以近衛文麿內閣總辭)。經過這次修法之後,大學、專門學校的在學年限縮短了三個月,而在1942年更進一步縮短了六個月。最後終於在1943年10月2日完全廢止了高中、大學、專門學校生的緩徵。只有國家認為重要的專門科目─理工系和教師養成系─的在學生可以例外。雖然許多人(以東京大學校長為首)堅決反對,但是在日本歷史中一直被視為神聖領域的「學問」,最後還是無法受到保護。
1943年,日本被迫開始從太平洋戰線撤退。由於山本五十六司令(1884-1943)戰死、阿圖島戰役全軍覆沒,以及義大利投降等等,這時「動員學徒」(徵召學生)成為東條內閣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政府把這次徵兵(也就是召集)稱為「學徒出陣」。不是使用「出征」,而是刻意選用具有古代遺風的「出陣」一詞,就是想要把學生們比附為古代的武士。第一次「壯行會」是在1943年10月21日舉行,接受召集的兩萬五千名學生在明治神宮外苑的競技場集合,列隊前進到東條英機首相和岡部長景文部大臣面前。在1943年12月當中的某三天(9、10、11日),就有六千名學生入伍,其中有五百名來自東京帝國大學。在這場戰爭中出征的士兵當中,就屬這三天召集來的學徒兵,死亡率最高。
第九章特攻隊員的手札
手札─日本文化中的「日記」、文化的脈絡
特攻隊員們遺留下數量驚人的日記,這表示「書寫」對日本人而言,其實是十分重要的。在日本的文化中,討論、對話、辯論技巧這些口頭的溝通型態並不發達,只有記述,才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溝通手段,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會選擇以文字記述表達自己心底最深刻的思考和感情。尤其是女性所寫的日記文學,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由這件事可以看出,自從日記文學在平安時代發展成獨特的文學類型之後,它就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學徒兵才會留下數量如此龐大的手札。而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所以讀寫也是他們的生活重心之一。不過最重要的理由,還是他們必須藉由書寫,才能夠與自己對決,傾吐自己的苦惱。
如果考慮到基地的檢查制度,就會覺得他們竟然遺留下這麼大量的手札,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在軍國主義時代,尤其是戰時的檢查是十分嚴格的。像「資本主義」、「通貨膨脹」這類詞語和「Butter」之類的外來語,甚至連用說的都不可以。在軍隊中,將檢查稱為「剪刀」。例如:近藤孝三郎(畢業於名古屋高等商業學校,戰死於馬來半島)從中國南部寄信給他的兄長時,就抱怨「剪刀」太可怕,所以想寫的事都沒有辦法寫。武井脩(畢業於九州大學,戰死於緬甸)在廁所寫下他想要譏諷東條(英機)的話。色川大吉(東京大學出身的學徒兵)於1999年5月向筆者說明:因為怕被長官,或甚至是極右的同僚發現、沒收,所以都是在熄燈之後,才用很大的字寫日記,然後在准假回家時,把日記交給父親。和田稔(請參閱後述)也感嘆長官的檢查十分嚴格。他會把自己的手札包在油紙裡,藏在便當盒的米飯下方,等父母到基地懇親時,再交給他的父母,或是把信件託給來基地的訪客,請他們到基地之外投遞。林尹夫(請參閱後述)有一本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但是為了避免被沒收,在重讀完之後,他把書一頁一頁地撕下來,丟在廁所中。包括他們的手札在內,特攻隊員的照片(尤其是出擊前拿著訣別杯盞的照片)全部蓋有「不許可」的印章,並且還遭到沒收。
如下文所示,特攻隊員會在手札中吐露自己的思考和感情。這些手札顯露出他們即使在這種狀況下,還是拚命想表現出自己的立場。整體來說,日記是和自己最逼近的對話,可以誠實地表現自己,而信件的內容就包羅萬象。大體來說,寫給父親或雙親的信比較多場面話,不會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感想,大都是些配合政府說法的內容。看得出來很多是特攻隊員為了讓家人和朋友安心,而報平安的信。而寫給母親、妻子或戀人的信,就誠實得多。寫給摯友的信中也會表現出他們最坦率的、心底深處的想法和感覺,不過和寫給母親、戀人的信件不同,會有許多辯論。
佐佐木八郎
在探索美與理想主義的旅程中,佐佐木開始探究日本人在自然中顯現的、最原初的自己,這是受到資本主義污染之前的最原初的自己。對佐佐木來說,櫻花具有各種意義,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食糧」。隨著佐佐木的人生進入不同的階段,櫻花對他的意義也不斷改變,這點已在前文充分說明了。當佐佐木自己也在謳歌他的年輕時,櫻花對他來說,體現了美麗、充滿生命力的春天。不過,或許因為他也預期到自己的早逝,所以他同時也對春天與年輕的短暫感到哀傷。當他在探索個人的誠實與社會要求之間的糾葛,希望找出一個答案時,他認為櫻花不會屈於對世俗名聲的欲望,還保有自己的誠實,是一面借鏡,可以顯現出個人的純粹性,和熱中於戰爭的日本社會正好相反。櫻花正是他的理想的象徵,直到他短暫的人生即將畫上句點時,凋謝的櫻花又成為他自己和對死亡的隱喻。在這三種意義中,第二種─也就是與社會主流相抗衡的個人強度─是佐佐木自己的發想。但是,其他日本人應該也很容易理解這種意義。他把凋落的櫻花瓣當作對自己的隱喻,雖然「為天皇即國家而犧牲」的意識型態也是這樣定義櫻花,不過佐佐木的隱喻並不是根據這種定義而來的,而是源自於日本文化中一般認為的櫻花象徵意義。對佐佐木而言,櫻花這個象徵具有強大的喚醒能力。但這並不是指要為了天皇犧牲,或者櫻花是陣亡士兵的化身。櫻花的美麗是它的核心價值,也是佐佐木的理想主義之象徵。
中尾武德
中尾在手札中的表現十分微妙,讓人難以捉摸,也不易解釋。從表面上看來,他贊同戰時的意識型態。在寫給父母的最後一封信中,他寫道:「我真的是很幸福。……父親、母親,請您們也不要喪氣,一起為了擊退美英而戰。」(第666─667頁)。但是,他真的是打從心底有這個覺悟嗎?中尾為自己的日記題名為《探求錄》,筆者在反覆閱讀這本長篇巨作之後,才真正了解他隱藏在這個題名背後的深意。這本書稱得上是中尾反覆思考生死之後的記錄,如果他對「為天皇犧牲」這件事從來不曾有過懷疑,又何必持續探尋自己充滿苦惱的靈魂呢?
1941年,中尾讀了菲利浦.菲得考夫(Philipp Witkop)的《德國陣亡學生的信件》(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1928年出版,這本名著收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陣亡學生所寫的信件),並且詳細寫下他的感想:
人與人之間的戰爭、血與血之間的爭奪,是何等殘酷啊 !每當在戰場上眼見自己的戰友死去,或是看到殘酷的殺戮,我都會感到自己的死亡即將到來。……有許多學生卻能夠豁然看待自己的命運,雖然明知殺戮慘無人道,但還是明瞭必須迎向戰爭,將生命奉獻給國家,他們一邊祝福著母親和兄弟,一邊步向死亡,這是多麼令人感到驚訝啊!
第十二章 枝幹被扭曲的櫻花
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階段,因為前所未聞的特攻作戰,使得數千名年輕人死於非命。其中大約有一千人是「學徒出陣」的學生,還有許多是當時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這些日本最菁英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應該最不支持日本的軍事、帝國主義行動的人(而且他們也確實知道日本將有一天會戰敗),雖然在思想上不支持這個意識型態,但是在行動上,卻重製了這個意識型態,而且還為日本出征,航向死亡呢?本文認為這是最核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他們遺留下的手札中,明確顯示出他們在思想上,絕對沒有重製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事上意識型態。
這個現象絕對不是「只限於日本的問題」。在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中,由上層強制推動的意識型態都不可能完全成功,或是完全不成功。政治機關如何強制人民遵守政策,以及人民如何協助這個政策,已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進行研究。眾所周知,其中最受到矚目的就是對納粹德國的研究,而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劃時代鉅作(其中提出「罪惡的平庸性」)最為著名,其他也有許多人提出不同的詮釋。在最近所謂的「葛哈根爭論」中,「自願的」、「普通的」這些用詞在歐美諸國成為討論的對象。對於自己國民或他國國民的恐怖虐殺中,獨裁政權之下的「普通」人,就算不是實際的死刑執行者,但是否至少應該算是「自願的」參加者,這個疑問成為爭論的焦點。其實,就算在納粹德國,也有與葛哈根(Goldhagen)的主張完全相反的例子,讓戈培爾的宣傳機構難以稱得上是完全成功 。葛哈根的概括性結論認為德國人全部是反猶太主義者,但是相對於此,克倫佩勒(Klemperer)則提示我們,也有詳細的紀錄顯示在德國人之中,也有各種不同的態度和反應 。尤其是在「個人」這個層級,對於意識型態的壓力會有非常複雜的反應。如果長期暴露在意識型態的壓力之下,大部分的個人既非完全不受影響,也不會完全受到洗腦。本書也確認了在戰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與特攻隊員的愛國心之間,有時候是分裂的,但有時也會有部分的重疊。即使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隊員,也沒有辦法完全擺脫「為了天皇(即國家)而犠牲」的意識型態,這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大部分就如細雨一般,慢慢滲入國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之中。
但是,這種一般性的答案無法單純的「解決疑問」。我們還是必須探討人們──甚至是年輕的知識份子──究竟是如何決定參加這些運動,進而參戰。
…………
從歷史學的觀點來看,日本國外的媒體一直把「kamikaze」塑造成盲目的愛國者,因此會帶給人們不實的印象,這一方面也是因為學者對於這個領域沒有任何研究,所以也不表示反對。除非把過去從歷史中「解放」出去,否則這種不實的表象(例如成見)就會用偽造的「史實」填滿空虛的空間,因此將充滿危險性。這些成見並不是根據真正的史實,所以也「自然的」成為商品化的誘餌。「eBay」(一個線上的拍賣及購物網站)定期會有「日之丸」圖案的纏頭布和飛行員的護目鏡拍賣,而打出的標語就是「kamikaze的相關紀念品」、「歷史的遺物」。
政治常常代表對「歷史」的遺忘,歷史上的行為者會有各自的關懷和動機,而歷史的建構,則常常是他們各自的關懷和動機互相競爭的結果,最近已經有學者警示我們須注意這點。不過,我們對於被故意扭曲的歷史,以及在它的扭曲過程中,政治所發揮的作用,都應該更加關心。特攻隊員們自己已經沒有辦法發聲了。如果「連死者都無法逃過敵人之手」 (這裡所謂的「敵人」是指日本與歐美各國的政治權力不平等,與日本國內對政治的冷漠),那麼他們大概就像是保羅‧克利(Paul Klee)畫中的內容,正在等待蒼白的天使讓他們睜開雙眼,在人性與歷史之中,為他們找到位置。
不管在任何歷史的過程中,某些歷史的行為者(例如極權主義政權的領導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像這種人如果對人性犯了罪,絕對不應該獲得寬恕。隊員們的日記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萬惡與殘暴的行為,它把洋溢著夢想與理想的年輕人們逼入死地。本書在「伊拉克戰爭」爆發的不久之後出版,雖然也會覺得是否失去意義,但是本書不只是為特攻隊員和無數的戰爭犠牲者(包括日本人、外國人)所作的輓歌,而是真切的希望人們要記住這樣的悲劇,不應再反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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