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黨的統治之道(節錄)
「留下買路錢」才好「辦事」
這些並行的巨大官僚機構──在北京的中央部會和地方部門,在政府行政組織和黨組織─都僱用了大批人員,也耗費了大筆國家收入。這些錢從哪裡來?我們或許難以一窺答案的全貌,因為在中國,任何資訊(至少在理論上)皆歸國家所有。但部分答案可從觀察上位者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下位者得知。
知名歷史雜誌《炎黃春秋》編輯、同時也是黨員的吳思說,所有稅收、規費、證照費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收入,其中有大筆金額會落入黨的口袋。他說典型的情況是:一項新建案的費用,其中可能有兩成是真正花在建案上,四成進了建商口袋,而剩下的四成是用來打通關節,包括疏通官員和取得土地。「如果你不付錢,他們就拖個一兩年不蓋官印,或說你的工程品質不夠好。」「他們就像路上的強盜,」他說:「你必須留下買路錢給他們,他們才肯放你過去、不傷害你。」另一種情況是:假使某人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包個紅包能把刑期減到只要三年。」
在這樣的環境下,連找工作都要花錢。一位男士敘述他姪女找工作時遇到的重大挫折。他姪女畢業於頂尖學府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決心要進入國營的中國銀行工作,此銀行可能是中國「中央四大銀行」中最先進的一家。但她很快就體認到生活在現代中國所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儘管她十足能勝任那個職位,但競爭實在太過激烈,或許給某位經理一點好處,可以增加她的勝算。她被迫難堪地向眾親戚開口(其中包括她的叔叔),籌措所需的一萬元。
黨從不公布任何類似預算的資訊,即使是對黨員。它也痛恨被問到相關的事情,部分原因是它假定這類問題是在暗示黨與國可以分離,甚至也應該分離。二○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因此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在二○○七年一場由資深官員舉辦的會議上,一名大膽的法學教授問了一連串驚人直接的問題,可想而知當時現場有多震撼。他的提問在其他國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想像的離經叛道。
比方說,這位教授提問:共產黨是否已登記為社會團體?如果已登記,那它該向哪個部門負責,是不是民政部呢?中國所有其他組織都必須向某個特定的政府部門或機構負責。他進一步再問:共產黨收了多少黨員費?如何使用黨的收入?它如何資助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它有付錢租借人民大會堂嗎?它的領導階層是按照哪條協議得以占據緊鄰紫禁城、占地一百公頃的中南海(中國某個極受歡迎的香菸品牌就取名為中南海)充當總部?它使用這片地價高昂的不動產,有付租金給政府嗎?有為禁止在北京市中心蓋高樓大廈所造成的巨額機會成本損失(所有地上建物皆不得高於中南海),付賠償金給政府嗎?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那些憤怒的高階幹部一片沉默。中共專家李成說:「這些問題既正當又重要。中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在追問黨的資金來源。但在中國,國家屬於黨,國家的所有資產實際上也就是黨的資產,即使理論上不是。」
由於每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組織都有一個黨委員會,而黨委員會裡通常有全職受薪員工,因此黨的某部分收入(還有那類員工的薪水)可以推測是來自政府,假借支付酬勞給決策機構的形式。其他收入源自黨象徵性「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或許還有國營事業的股票。舉例來說,我得知一個消息:掌控全市土地的上海市政府,將一塊位於精華地段的地產,以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上海市的黨支部。那塊土地上的建物又破又舊,黨找來有交情的建商幫忙,現在矗立在那裡的已是一棟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外界並不清楚黨是把土地賣掉賺進巨額財富,還是仍是地主,收取著可觀的租金。但無論是哪一種,黨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大贏家,或可說是最大的贏家。吳思說:「黨的邏輯是這樣: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取得政權,我們掌控了中國,所以凡是這片土地上的都是黨的。」
黨也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所得稅,但這尚未成熟:中國政府每年的稅收只有六%是來自個人所得稅。近年來,中國的整體稅收以每年約二○%的速度成長,是總體經濟成長速率的兩倍以上,但主要原因是積極徵收附加價值稅和公司稅。據信有上百萬人民逃漏所得稅,中國的稅務官員正持續賣力說服他們繳稅,然而在二○○七年只引了三千名志願者上鉤,其中幾乎一半來自北京,有些城市完全沒有人去登記繳稅。所得稅預扣法(稅在雇主支付薪資給員工前就先預扣)只普及於國營事業。
須支付個人所得稅的薪資門檻,在二○一一年九月提高到每個月五百四十美元,估計有兩千四百萬人符合繳稅資格,初始稅率為三%。中國現在估計有五十萬人的資產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但他們之中願意繳納所得稅的人少之又少,連那些鉅富也不想,鑒於中國最高所得稅率為亞洲地區罕見的四五%。政府現在考慮把繳稅資訊連結到身分證和新換發的護照上,還有國外僑民(他們也是政府鎖定的目標)的簽證和工作證上。
中國的股票市場如雲霄飛車般忽上忽下,投資人從中賺來的錢幾乎不須付稅,雖然交易印花稅幾乎是免不了的。但他們現在被要求公布年收入中的股票交易獲利,引發不少人對未來應納稅款的憂慮。
有些拒絕繳稅的人提出了「無代表,不納稅」這個論點。擁有高知名度的新浪網出現一則典型評論:「房子、教育、醫療支出、照顧年老的父母,這些逐漸成為我們肩膀上愈來愈沉重的負擔。繳稅對那些少數付得起的人來說已成為一種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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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在他被捕前不久告訴我:「在西方,國會議員有權查看政府的財務紀錄,但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沒有那樣的權利。」財政部長有義務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年度總預算報告,但內容不會列出細節。當然,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必須保存支出明細,但這些資料不會公諸於世。就如同劉曉波所說,政治活動「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黑箱作業」。
國務院(中國的內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會),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府諮詢機構),全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很清楚的事實。法制機構(包括檢察官和法院)也一樣,操控在黨的政法委員會手上。國家層級政府部門首長的行事作風通常也與部門裡的黨委書記類似,而部門的重要決策都是由黨委員會拍板定案。劉曉波說,如果一個人失去了黨職,「他也連帶保不住他的政府官職。一名重要的官員必須同時在黨和政府內部都有職位。」
一九八七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趙紫陽提議拔除政府部門裡的黨委員會,獲得大會同意,一場分離黨權與政權的實驗於焉展開。不過,實驗才沒開始多久,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抗議活動急速升溫,黨委員會的權力再度被強化。趙紫陽則被軟禁在家中十六年,直到逝世。
雖然現在政府部門已牢牢掌控在黨委員會手中,但統治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想做到滴水不漏並非易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領導階層間的利害關係確實有衝突。比方說,北京希望關閉小型礦場,因為這些礦場普遍不關心人身安全和自然環境。但對貧窮的省分而言,例如位於北京西南方的山西(橫跨古絲路,土壤退化多石,土地滿布裂縫),這樣做就代表經濟成長率將下降、失業率將提高。任職於這些地方的官員,他們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獎金,而能拿到多少獎金就是看經濟成長率、就業率及社會治安的好壞。劉曉波說,這些地方所有層級的政府官員都和小型礦場牽扯很深,「他們不是持有股份,就是有朋友在經營,或是有親戚在裡面工作,甚至是跟這些礦場拿回扣。」劉曉波不是唯一一個說這些話的人,但他的話擲地有聲(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耿直學者,講起話來字斟句酌),對共黨有很大的殺傷力,這一點從他被逮捕即可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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