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們熱愛的生活
外國人篇
亞瑟‧米勒
(Arthur Miller.1915–2005)
「我希望我寫作能有固定的時程表,」米勒1999年告訴訪問者說:「我一早起床,到工作室去寫作,但接著我就把手稿撕碎!這是我的時程,真的。然後,有時候,有什麼東西卡在那裡,我就跟著它而去。我能想到的唯一意象就是在閃電雷雨時,有人手拿鐵棒在風雨裡行走。」
索爾‧貝婁
(Saul Bellow.1915–2005)
「曾有人因為我的自我紀律太強, 而稱我是(作家裡的)官僚。」貝婁1964年受訪時說:「其實連我也覺得太嚴格了。」貝婁每天寫作,由一大早開始,到午餐時分才停筆。詹姆斯.亞特拉斯(James Atlas)在2000年出版的貝婁傳中描述這位小說家在1970年代的工作習慣,當時住在芝加哥的他正在寫《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這本小說:
他每天早上六點立刻起床,用平底鍋熱兩杯濃咖啡提振精神,然後提筆工作。由他的窗戶可以看到大學的運動場,以及洛克菲勒紀念教堂(Rockefeller Chapel)的尖頂。通常打字員來的時候,他還穿著破舊的條紋晨衣。他會坐在她身邊的椅子上,由他前一晚留下來的筆記口述讓她打字──多到一天二十頁。就像在起居室有人陪伴之下寫稿的狄更斯一樣,貝婁也在混亂中寫稿。他一邊創作,一邊接編輯和旅行社、朋友和學生撥來的電話;倒立以便讓自己專心;如果兒子丹尼爾在家,他就和丹尼爾玩鬧。通常他中午時休息,做三十個伏地挺身,吃簡單的鮪魚沙拉或醺鮭魚午餐,如果工作順利,再配一杯葡萄酒或一小杯琴酒。
在1968年的信件裡,貝婁更簡潔說明了他的作息:「我早上起床工作,晚上閱讀,」他寫道:「就像林肯一樣。」
村上春樹
(Haruki Murakami.1949–)
村上春樹在寫小說時,總是凌晨四點起床,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下午他則用來跑步或游泳(或者兩者都做)、辦雜事、閱讀、聽音樂, 晚上九點上床。「我保持這樣的作息,天天如此,從不改變,」2004年他告訴《巴黎評論》說:「這樣的重複本身就很重要;它是一種催眠。我為自己催眠,以求更深入我的心靈。」
村上春樹曾說, 為了在寫小說的這段時間維持這樣的重複,需要的不只是心理上的紀律:「身體的強健就如藝術的敏感一樣必要。」他先在東京經營一家小爵士樂咖啡館,幾年後打出專業作家的招牌,但他發現這種坐著不動的生活方式讓他體重增加很快,而且他還吸菸到一天六十支。他很快就下定決心要改變自己的習慣,帶著妻子遷往鄉下,戒了菸,減少喝酒,並且改變飲食,以蔬菜和魚為主。他還每天跑步,而且一直持續這個習慣,逾四分之一個世紀。
村上春樹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認這種自訂作息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它沒有留多少時間社交。他寫道:「你一再拒絕人們的邀請,結果冒犯了他們。」但他認為和讀者的關係才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只要我能讓每一個新作品都比上一個有進步,讀者就不會在乎我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生活型態。身為小說家,那豈不才是我的義務,和我的第一優先嗎?」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儘管在福克納的一生當中,他能夠依需要適應各種寫作時程,但通常他寫得最好的時候還是早上。他用來寫《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的時間,是準備到大學電力廠作管理員打卡上晚班前的下午。他覺得上夜班並不難,只要早上睡幾小時,下午寫作,上班途中去探視母親,喝杯咖啡,然後在沒什麼事做的晚班時間打個瞌睡。
那是1929年。1930年夏天, 福克納夫婦買了一棟殘破失修的大房子,福克納辭去工作,以便整理房子和土地,因此他一早醒來,吃過早餐之後,伏案寫作整個早上。(福克納喜歡在書房裡工作,但因為書房的門沒有鎖,因此他乾脆把門把拆了下來,隨身帶著。)中午吃過飯後,他會繼續修理房子,也會散個長步,或者去騎馬。晚上,福克納和妻子會拿一瓶威士忌,在門廊上放鬆一下。
傳聞福克納寫作時要喝酒助興,是否真實則不得而知。有些故舊知交說他有這個習慣,但他的女兒卻斷然否認,說他「寫作時總是保持清醒,寫完之後才喝酒。」不論如何,他的創作力似乎並不需要誘導。福克納最多產的時期,由1920年代晚期到1940年代初期,他以驚人的速度工作,每天經常可以寫到三千字,有時還可以加倍。(他曾寫信告訴母親,他曾在上午十點至午夜中,單日寫出十萬字──創下個人最高紀錄。)「我感動時,就會寫作,」福克納說:「而我每天都會感動。」
以上文章摘錄自《創作者的日常生活》,即將由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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