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摘要
本文從新文化運動後到一九三○年代青年界常見的「煩悶」狀態入手,探索「主義」在成為中國近代思想中一種支配性論述後,何以能吸引眾多有著人生困惑之年輕人的過程。過去談「主義」時,往往強調其自上而下籠罩眾人的一面,而本文從「受眾」和「接受端」的角度,論述「主義」既是國家與民族的,也是人生觀與日常生活領域的。特別呈現了很多苦悶的知識青年對「主義」有一種自發的、心悅誠服的迎向。換言之,「主義」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於其救國及政治的層面,它也提供給日常生活「意義世界」龐大的資源,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注入生活的目的感,賦予生命意義,「主義」在救國與人生這兩方面成為一種「大小總匯」,一方面指引新的救國方向,一方面提供人們創造有意義人生的各種方案。
在近代尊西趨新的大潮中,由於「主義」在私人領域起著賦予意義、積極導引和提供答案三個方面的作用,各種新「主義」不僅吸引了大量信從者,也逐漸成為人們私人領域中牢不可破的宰制者,導致了「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關鍵字:政治化、煩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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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幾年前,我著手撰寫了一篇長文〈中國近代思想中的「主義」〉,那篇長文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關於「主義」逐漸成為一種支配性論述的過程,題為〈「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 第二部份討論「主義」為何吸引人,也就是本文。
本文的重點與一般對「主義」的討論所關懷的重點略有不同。第一、我是從「受眾」、從「接受端」的角度去了解主義何以吸引人, 涵蓋的時段主要是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一九三○年代。在此之後,「主義」有新的風貌,非本文所能包括。第二,過去談「主義」時過度強調「主義」像「彌天之網」由上罩下的現象,忽略了在比較早的階段,它是一種自發的、心悅誠服的迎向。第三,過去討論「主義」之所以吸引人之處往往只重救國及政治的層面,而忽略了「主義」對日常生活的「意義世界」所提供的龐大資源。它與解決人生觀、提供大經大法、賦予生命意義、目的感,解決日常生活中極度的煩悶與困惑感是分不開的。「主義」在救國與人生這兩方面成為一種「大小總匯」,一方面指引新的建國方向,一方面提供人們創造有意義人生的各種方案。
此外我要在此先說明兩點:近代中國各種主義的名目達二千多種之多,有文藝的、思想的、政治的,不一而足。本文中的「主義」偏向「新主義」,也就是左(馬克思主義)右(三民主義)兩種主義的崛起,而這兩種主義有一段時間又攪混在一起。至於胡適(1891-1962)「自由主義」等則著墨較少,這是有意的選擇。至於「煩悶」或「虛無」的一詞,本文只是用了一個寬鬆的詞彙,在當時的文獻中有時稱為「苦悶」、「苦惱」、「煩惱」,不一而足。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要是從新文化運動之後青年界常見的「煩悶」或「虛無」的狀態入手,探索「主義」在私人領域的賦予意義、積極導引、提供答案等三個方面的藍圖。這是新「主義」吸引大量信從者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主義」也逐漸成為人們私人領域中牢不可破的宰制者,也就是本文副標題所說的「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所以「主義」是國家與民族的,同時也是人生觀與日常生活領域的。但因有關前者的討論較多,後者幾乎未見著墨,故本文將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二、「組織」與「信仰」
前面提到,煩悶的第一個理由是國家民族之衰落,而又不知從何處下手解救的苦悶,「主義」的出現滿足了人們的渴望,消解人們對國家命運模糊、低迷而又找不到下手處的痛苦。關於宣稱「主義」作為一種救國的萬靈丹,可以說是近幾代中國人的常識,故本文不多作討論。本文只舉例討論當時新主義者所一再宣揚的「信仰」、「黨」、「組織」這幾種救國的利器。
晚清以來是一個大的「離心力」的時代,故梁啟超(1873-1929)、孫中山(1866-1925)、毛澤東(1893-1976)等人皆一再提到中國是一盤散沙。民國以來,思想家便一再感嘆,沒有辦法「粘這散了板的中華民國」 。每經一次挫折,尋求強力粘著劑的動力愈強,「向心力」成為時人的一種渴求,而人們也不斷地尋求如何塑造新的向心力。我們從當時一些人的日記中看到,在皇朝、大家庭崩潰之後,他們面對自己大力鼓吹而自己卻也相當陌生的新生活,頓時手足無措,沒有可用的模式可以遵循。面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問題感到困惑,難以解決,遂傾向將一切交給一個集體化的組織去管理。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晚清以來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團體化運動」:「群」、「聯大群」、「軍國民主義運動」、……都是這個「團體化運動」的環節。而晚清以來人們提到「主義」並加以讚頌的主要原因也與這個「團體化運動」有關:首先,是「主義」使得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有定向,不會扶得東來西又倒,第二是「主義」成為團體內部的粘著劑,使它具有統一的意志與奮鬥方向。
五四的學生運動為組織化、團體化打了一劑強心針,當時人目睹無拳有勇的學生自動組織起來,竟可逼迫軍閥退讓,這種在今天看來相當常見的活動,在當時卻令人大開眼界、大受震動,許多人察覺到「組織」的力量。五四前後,全國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各種青年社團,即是一個例證。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一)〉寫於民國8年(1919)7月,便是受到這一風潮的啟示。他說:「勝負所分,則看他們聯合的堅脆,和為這種聯合基礎主義的新舊或真妄為斷。然都要取聯合的手段,則相同。」
「組織」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政治實力,它還提供一種新的共同生活。惲代英(1895-1931)說:「我們因為要有一種組織,以練習且完成共同生活的必要。」 又如陳範予(1901-1941)所說的:「要有組織,才有紀律,才可做事。」 《陳範予日記》中有一條提到學生正在練習開會組織, 充份體現了當時是一個「組織覺醒」的時代,但是又發現想過所謂有組織的公共生活是不容易的,這時候便有人請「主義」上場了。《惲代英日記》中有一條反映了:人們想過群眾生活,卻又發現公共生活的素養太難養成,經過不斷地摸索, 終於走向靠「主義」來維繫新組織的生活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