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的悲觀主義鼓聲，常常掩蓋過到目前為止我在本書裡所主張的必勝信念歌曲。如果你說這個世界已日益轉好，你可能會被稱作天真和愚鈍；如果你說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好，你將被視為是瘋子。當經濟學家賽門（Julian Simon）在一九九○年代做了類似的陳述，即使他的書中並沒有重大錯誤，賽門仍被稱為蠢貨、馬克思主義者、地球平坦論支持者、甚或罪犯。當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二○○○年代試著表達樂觀的主張，卻一度被丹麥國家科學院「定罪」在科學上不誠實，只不過根據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篇錯誤百出的評論，缺乏具體證據，且沒有給隆伯格說明的機會。然而，隆伯格的著作並沒有顯著的錯誤。海耶克（Hayek）說：「對進步能產生益處的不說自明信心，已經被視為淺薄心智的表徵。」
另一方面，如果你主張大災難即將來臨，你可以期望或許有機會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甚至是諾貝爾和平獎。書店被悲觀主義的重負壓得透不過氣來，空氣中散布著絕望的氣息。自從我成年以來，已經聽慣了貧窮日增、饑荒到來、擴張的沙漠、迫在眉睫的瘟疫、即將發生的水源戰爭、不可避免的石油耗盡、礦物短缺、下降的精子濃度、持續變薄的臭氧層、酸雨、核子冬天、狂牛症、千禧蟲、殺人蜂、改變性別的魚、全球暖化、海洋酸化、小行星衝撞等絕對正確的預測，不久他們將讓快樂的間奏變為恐怖的毀滅。記憶所及，對於這些令人恐懼的事物，每一次持重、知名和嚴肅的菁英都鄭重支持，媒體也都歇斯底里地附和。也沒有哪一次我不被力勸：只有當人類放棄經濟成長這樣的愚蠢目標，地球才得以存活。
讓悲觀主義顯得時髦的理由雖然改變，但悲觀主義始終存在。在一九六○年代，人口爆炸和全球饑饉是重要理由；一九七○年代則為資源竭盡；一九八○年代為酸雨；一九九○年代為大規模流行病；二○○○年代為全球暖化。這些令人懼怕的事物一個接著一個來到，然後一個接著一個離去（全球暖化例外），是否只是因為人類夠幸運？或是像某個老笑話——某個人從高樓跌下來，在非常接近地面時，告訴自己說：「到目前為止都還好？」或悲觀主義是不實際的？
讓我一開始便嚴正承認以下的意見是對的：悲觀主義者主張，如果世界持續這樣下去，則所有人類最終將面臨大災難。如果所有的運輸都使用汽油，則當石油用盡，運輸將會停止；如果農業持續依賴灌溉，而含水層的水用盡，則將導致饑荒。但請注意條件詞：如果。這個世界不會永遠像現在這樣，這正是人類進步的重點、文化演進的重要訊息、動態變化的真義，以及本書的寫作動機。真正的危險來自改變的速度減緩。我認為，人類已經成為集體解決問題的機器，藉著改變方式來解決問題，經常受到市場驅動而產生發明：匱乏讓價格升高，刺激替代物的發展，也就是提高效率，我們經常可在歷史上看到。當鯨魚變得稀少，石油便取代了鯨油；如邁耶（Warren Meyer）所說，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海報應該掛在每一個綠色和平組織的辦公室裡。外延主義是悲觀主義者犯下的錯誤，假設未來只是過去的一個較大版本。如史坦（Herb Stein）曾說：「如果某件事不能永久持續下去，就不會持續。」
因此，舉例來說，環保人士布朗（Lester Brown）在二○○八年的著作裡悲觀指出，如果中國人到了二○三○年變得和現在的美國人同等富裕，則將會發生：
如果二○三○年中國人均紙張消費量和目前的美國一樣，屆時中國十四．六億的人口將需要目前全球紙張產量的兩倍，地球森林將全部消失。如果我們假設，到二○三○年，每四個中國人就有三部汽車，和目前的美國一樣，則中國將有十一億輛汽車。目前全世界約有八．六億輛汽車，為了提供所需的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車場，中國需要鋪設的路面將等於目前種植稻米的面積。到二○三○年，中國每天會需要九千八百萬桶石油，而目前全球每天只生產八千五百萬桶，未來也不太可能增產太多。全世界的石油儲量將用盡。
布朗的外延毫無瑕疵，但正如某個人（或許是虛構的）所預測：到了一九五○年，倫敦的街道上將堆積十呎高的馬糞。也像是IBM創辦人華生（Thomas Watson）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全世界只有五部的電腦需求；迪吉多設備公司的創辦人歐爾森（Ken Olson）在一九七七年提到：「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會有人希望家中有一台電腦。」當時電腦重達一噸，且價格極為高昂，這兩個人的評論相當有道理。在俄國人造衛星發射前不久，英國皇家太空人暨英國政府太空顧問認為太空旅行是「瞎話」和「全然胡扯」。他們的意見在當時並沒有錯，只不過世界改變得非常快。就像布朗對不可能性的現代預測也是如此。到二○三○年，必須更節省使用紙張和石油，或是用其他東西來替代，土地的生產力也必須提高。替代品是什麼呢？禁止中國人變得富有？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和現在一樣？」因為答案當然是「不可能」，而在於我們如何能對必要的改變洪流做出最佳的激勵，以讓中國人、印度人、甚至非洲人的生活和今天的美國人過得一樣好。
壞消息簡史
人們似乎傾向相信，悲觀主義是個新概念，我們目前對科技和進步所持的消化不良觀點源自於日本廣島核爆，在車諾比事件之後變得更糟。但這與歷史不合。悲觀主義者總是無所不在，且總是受到款待。亞當斯密在工業革命之初寫道：「很少有五年的時間內沒有出版某些書或小冊子宣稱：國家財富正快速減少、人口減少、農業受到忽略、製造荒廢和貿易消失。」
以一八三○年為例，北歐和北美變得更加富裕，在超過一代的時間內，第一次有十年以上的和平，而且充滿新奇的發明、發現和科技（科技這個詞在當年創造出來）：蒸汽船、棉織布機、懸索橋、伊利運河、波特蘭水泥、電動車、第一張照片、傅立葉（Fourier）分析。回顧起來，那是一個孕育可能性的世界，準備好要大步邁入現代。如果你生活在當時，你應該會看到財富、健康、智慧和安全持續增加的生活。
然而，一八三○年時的氣氛是樂觀的嗎？不！正如今天，到處可見時髦的悲觀失望。筆名為「搖擺隊長」（Captain Swing）的倡議者對待打穀機的方式，和一九九○年代對基因改造作物的攻擊方式完全相同：詆毀它們。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於一八三○年開通，引發許多邪惡的攻擊。一些人預測，行進中的火車將導致馬匹流產；一些人嘲弄火車的速度，《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出現以下文字：「預期火車的速度可達馬車的兩倍，天下沒有比這更為荒謬可笑的了！我們信賴國會將約束所有的鐵路，將速度限制在每小時八到九哩。」阿諾德（Arnold）博士對第一部蒸汽火車的評論相當有見地：「我很高興看到它，而且我認為封建將因此一去永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