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寫作《偽滿洲國》和《額爾古納河右岸》的經驗，我在籌備《白雪烏鴉》時，盡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這個時刻，我又像那頭豬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的資料，悉數收歸囊中，做了滿滿一本筆記，慢慢消化。黑龍江省圖書館所存的四維膠片的《遠東報》，幾乎被我逐頁翻過。那個時期的商品廣告、馬車價格、米市行情、自然災害、街市佈局、民風民俗，就這麼一點點地進入我的視野，悄然為我搭建起小說的舞台。

當時的哈爾濱人口剛過十萬，其中大部分是俄國人。中東鐵路開築後，俄國的政府官員、工程技術人員以及以護路隊名義出現的軍隊，紛紛來到哈爾濱。而中國人不過兩萬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這些來自關內的流民，處於社會生活的底層，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1910-1911秋冬之季的東北大鼠疫，最早出現在俄國境內，其後經滿洲里，蔓延至哈爾濱。這場由流民捕獵旱獺引發的災難，到了1910年底，已經呈現失控的狀態，哈爾濱的傅家甸尤甚。風雨飄搖中的朝廷，派來了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幫辦伍連德。這位青年醫學才俊，雖然在英國劍橋受的教育，但做為甲午海戰英雄的後人，他骨子裡流淌著濃濃的中國血。舉薦他的，是外務部的右丞施肇基。施肇基是在考察檳榔嶼時，認識的伍連德。

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後，在最短的時間內，通過屍體解剖等一系列科學手段，判斷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說，這種鼠疫可以通過飛沫傳染。他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籲民眾佩戴口罩，對患病者厲行隔離，調動陸軍實行封城，及至焚燒疫斃者的屍體。雖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盞殘燈，但攝政王載灃難得的一次開明，下旨焚屍，使東北鼠疫防控現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說中，並不想塑造一個英雄式的人物，雖然伍連德確實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我想展現的，是鼠疫突襲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也就是說，我要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

動筆之前，我不止一次來到哈爾濱的道外區，也就是過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還原為那個年代的一個人。在我眼裡，雖然鼠疫已經過去一百年了，但一個地區的生活習俗，總如靜水深流，會以某種微妙的方式沿襲下來。那一段道外區正在進行改造，到處是工地，塵土飛揚，垃圾縱橫，一派喧囂。我在街巷中遇見了崩苞米花的，彈棉花的；遇見了穿著破背心當街洗衣的老婦人、光著屁股戲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輪車的黑臉漢子以及坐在街頭披著白單子剃頭的人。當然，也在闖入像是難民集中營的黑漆漆的圈樓的一瞬，聽見了雜亂的院子中傳出的一個男人粗啞的呵斥聲：不許拍照，出去！而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崗區極難見到的。在接近道外區的過程中，我感覺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驚雷中，漸漸浮出水面。

然而真正讓我踏上那艘鏽跡斑斑的船的，還不是這些。

有一天，從遊人寥落的道台府出來，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橋，停著好幾條駁船，裝載著各色建築材料。水面的工地，與陸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塵小，其他的並無二致。一樣的喧鬧，一樣的零亂。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釣者，並沒有被水上工地的雜訊所襲擾，他們如入無人之境，依然守著釣竿，有的輕哼小曲，有的喝著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條斯理地打著扇子，還有的用手摩挲著蜷伏在腳畔的愛犬。他們那樣子，好像並不在意釣起魚，而是在意能不能釣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層俗世的光影：風吹起的漣漪、藏在波痕裡的陽光、鳥兒意外脫落的羽毛、岸邊柳樹的影子以及雲影。我被他們身上那無與倫比的安閒之氣深深打動了！我彷彿嗅到了老哈爾濱的氣息──動盪中的平和之氣，那正是我這部寫災難的小說，所需要的氣息。

就在那個瞬間，我一腳踏上了浮起的沉船，開始了《白雪烏鴉》的航程。

我繪製了那個年代的哈爾濱地圖，或者說是我長篇小說的地圖。因為為了敘述方便，個別街名，讀者們在百年前那個現實的哈爾濱，也許是找不到的。這個地圖大致由三個區域構成：埠頭區，新城區和傅家甸。我在這幾個區，把小說中涉及到的主要場景，譬如帶花園的小洋樓、各色教堂、糧棧、客棧、飯館、妓院、點心鋪子、燒鍋、理髮店、當鋪、藥房、鞋鋪、糖果店等一一繪製到圖上，然後再把相應的街巷名字標注上。地圖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個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經絡，生命最重要的構成已經有了。最後我要做的是，給它輸入新鮮的血液。而小說血液的獲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場，老哈爾濱就活了。我聞到了炊煙中草木灰的氣味，看到了雪地上飛舞的月光，聽見了馬蹄聲中車夫的嘆息。

然而寫到中途，我還是感覺到了艱難。這艱難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進入了鼠疫情境後，心理無法承受的那種重壓。這在我的寫作中，是從未有過的。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時，儘管我的心也是蒼涼的，可是那支筆能夠遊走在青山綠水之間，便有一股說不出的暢快；而寫作《白雪烏鴉》，感覺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總縈繞著哭聲。依照史料，傅家甸疫死者竟達五千餘人！也就是說，十個人中大約有三個人死亡。我感覺自己走在沒有月亮的冬夜，被無邊無際的寒冷和黑暗裹挾了，有一種要落入深淵的感覺。我知道，只有把死亡中的活力寫出來，我才能夠獲得解放。正當我打算停頓一段，稍事調整的時候，中秋節的凌晨，一個電話把我擾醒，外婆去世了。

雖然已是深秋了，但窗外的晨曦依然鮮潤明媚。我不知道去了另一世的外婆，是否還有晨曦可看？她的辭世，讓我覺得一個時代離我徹底遠去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

我乘當日午後的飛機回鄉奔喪。時至深秋，哈爾濱的風已轉涼了，但陽光依然燦爛；可當飛機飛越大興安嶺時，我看見山巒已有道道雪痕。那銀白的雪痕如同條條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終於忍不住，把臉貼在舷窗上哭了。就是在這蒼茫的山下，七八歲的我，跟外婆在黑龍江畔刷鞋時，看見了北極光；也是在這蒼茫的山下，隆冬時分，我跟外婆去冰封的大江捕過魚。外婆將活蹦亂跳的狗魚扔給大黃狗吃的情景，我還清晰記得。捕魚的夜晚，因為吃了魚，外婆和我的嘴巴是腥的，大黃狗的嘴巴也是腥的，整座房子的氣息都是腥的，可那是多麼惹人喜愛的腥氣呀。

外婆的遺容並不安詳，甚至有點扭曲，可見她離世時，經歷過痛苦的掙扎。這樣的遺容，讓人撕心裂肺。北極村已經很冷了，中秋的夜晚，我站在院子中給外婆守靈的時候，不時抬眼望著天上的月亮，總覺得外婆選擇萬家團圓的日子離去，有什麼玄機在裡面。那晚的月亮實在太明淨了，明淨得好像失了血色。我想大概是望月的人太多了，數以億計的目光傷害了它。午夜時分，月亮周圍竟然現出一團一團的彩雲，我明白了，那晚的月亮是個新娘，飛來的彩雲則是它的嫁衣。外婆可能在這個日子變成了一個花季少女，爭著做月亮的伴娘去了。

中秋節的次日，北極村飄起雪來。起先我並沒有留意到園田中的山丁子果，也沒有留意到大公雞。雪花一來，天地一水地白了，樹上的紅果子，就從雪幕中跳出來了。它們像微縮了的紅燈籠，明媚地閃爍著；再看雪地，也有鮮豔的顏色在流動，那是幾隻羽翼斑斕的大公雞在奔跑。想著外婆停靈於明月之下，飛雪之中，想著她一手抓著把好月光，一手抓著把鵝毛大雪上路，天宮的門，該不會叩不開的吧？這樣一想，我的心便獲得了安慰。

難言的哀痛和北極村突襲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場。料理完外婆的喪事回到哈爾濱後，我開始發燒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輕，到了夜晚，簡直無法忍受，暴咳不止，難以安眠。鎮咳藥幾乎吃遍了，卻毫無起色。我感覺五臟六腑彷彿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裡，肝和肺又去了哪裡，腦袋一片混沌，《白雪烏鴉》的寫作被迫中斷。

病在我身上纏磨了大約半個月，見我對它一意驅趕，終覺無趣，抽身離去了。重回長篇的我，不再懼怕進入鼠疫的情境了。看來哀痛與疾病不是壞事，它靜悄悄地給我注入了力量。

春節前夕，初稿如願完成了。我帶著它回到故鄉，輕鬆地過完年後，正月裡對著窗外的白雪，飛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對它的一次草草「檢閱」。而細緻地修改它，則是三月到了香港大學以後。我與中文學院溝通，將我在校兩個月的活動調整在前半個月，這樣集中完成了系列講座後，我有整塊的時間可以利用，他們慨然應允。

進入四月，我又踏上了《白雪烏鴉》的航程。這次的修改，雖然沒有大動干戈，但為了更切合人物命運的發展，我對其中的個別情節設置，還是做了調整和更改。因為時間充裕，在語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復打磨。這種不急不躁的潤色，讓人身心愉悅。

從我在港大的寓所到維多利亞港灣，步行一刻鐘便到了。工作一天，我常常在黃昏時分，去海邊散步。海面上除了往來的巨型客輪和貨船，還有清雋的私人遊艇；而海灣上空，常常有小型私人飛機掠過。然而我最羨慕的，不是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在我眼裡，那不過是表面和剎那的繁華；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海上疾飛的鷹！鷹本來是山林和草原的動物，不知什麼原因，牠們精靈般地閃現在維多利亞港灣。牠們好像攜來了北方的氣流，每每望見牠們，我都彷彿聽到了故鄉蒼涼而強勁的風聲，無比驚喜！我羨慕牠們鋼鐵般的翅膀，羨慕牠們可以四海為家，羨慕牠們在天地間的那股傲然而雄勁的姿態。在維多利亞港灣，這些鷹無疑就是滾動在天上的黑珍珠，熠熠生輝！人們啊，千萬記住，要是遺棄了這樣的珍珠，就是錯過了這世上亙古的繁華！

《白雪烏鴉》完成了，我踏上的那艘百年前的舊船，又沉入浩淼的松花江了。我回到岸上，在長夜中獨行著。四野茫茫，世界是那麼的寒冷，但我並不覺得孤單。因為我的心底，深藏著一團由極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兒，足以驅散我腳下的黑暗。我願意把這部作品，獻給始終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園──「龍興之地」。只希望它在接納的一瞬，別像那頭貪吃的豬埋怨我：「糾纏不清的傢伙，又把骯髒的珍珠打過來了！」

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