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一九六八年於國家大教堂佈道所提到的科技和社會革命，在他演說時早已展開。革命從當時反文化的道德箴言開始：控制的去中間化，以及人的和諧。最早的網絡，如由《全球目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創辦人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組織的全球電子連結（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即由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孕育而出。布蘭德曾協助小說家肯‧凱西（Ken Kesey）籌辦酸性測試（Acid Tests），這是數千名吸食LSD迷幻藥的嬉皮，隨著新樂團死之華（Grateful Dead）音樂起舞的經典盛會。蘋果電腦創辦人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當年也曾吸食迷幻藥。約翰‧馬可夫（John Markoff）在著作《PC迷幻紀事》（What The Dormouse Said）中寫道：「賈伯斯解釋，他仍然相信吸食LSD迷幻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兩、三件事之一。某些與他熟識的人，因為從未嘗試過迷幻藥，所以無法了解關於他的某些事情。」布蘭德、凱西及賈伯斯均想像有一種真正「由下而上」的新類型網路，但是我們對這種新類型網路終將推翻政治階層統治，並消除不平等的希望，到頭來終究是南柯一夢，僅是數位烏托邦的幻想。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二○一六年的報告指出：「網際網路創新勢必將擴大不平等，甚至加速中產階級就業的空洞化。」為何原先充滿希望的事，會錯得如此離譜？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研究人員，也是網際網路先驅伊森‧祖克曼（Ethan Zuckerman）寫道：「我們先前所為，現已成顯而易見的失敗，所以容我提醒你們，當年我們想做的是十分勇敢而高貴的事。」
網際網路的初始任務遭到一小群右派激進分子挾持，對他們來說，民主和去中間化的理念是詛咒。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從後來成為PayPal創辦人的提爾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班級開始，矽谷的主流哲學開始以遠比蘭德激進的自由放任意識形態作為主要根據，凌駕凱西和布蘭德的公社性原則。提爾是臉書的早期投資人，也是他得意地稱之為「PayPal幫」的教父，而目前統治矽谷的正是PayPal幫。提爾曾明確表達他的信念：「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相容的。」更重要的是，提爾表示，若你想創造並獲得長久的價值，就應該尋求建立壟斷。對藝術家產生危害的三大角色，顯然均為壟斷企業。谷歌在線上搜尋與搜尋廣告市場的佔有率為百分之八十八，在安卓（Android）行動作業系統在全球市場的類別佔有率是百分之八十。亞馬遜在電子書銷售有百分之七十的市場佔有率。臉書在行動社群媒體的市場佔有率則達到百分之七十七。第四家公司──蘋果雖非壟斷事業，因為它的主要硬體事業有許多競爭者，仍在這個故事裡扮演了一個角色。即便如此，我將著重在改變藝術家和藝術工作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上，影響最大的三家數位壟斷企業。
也許從約翰‧洛克斐勒的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建立以來，沒有一家公司獨佔市場的程度比得上谷歌。在谷歌和臉書利用市場力量對廣告主榨取經常比市場價格高出百分之二十的壟斷租（monopoly rent）時，亞馬遜則是利用其買方壟斷（monopsony；一種只有一個買家與許多潛在賣家互動的市場結構），強迫作家、出版者及書商降低價格，讓其中許多人被迫關門。這不是網際網路設計者所想像的去中間化，然而諷刺的是，這正好是網際網路為了擴大規模而設計的一套全球標準，造就網際網路時代這種贏者全拿的經濟。
若是在不同的時代裡，谷歌、臉書及亞馬遜將會受到政府的節制，並且可能只會有今日一半的公司規模，因為它們的成長大部分是透過收購而來，而收購勢必會受到嚴格的反托拉斯執法所阻擋。一九一二年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競選總統時表示：「如果壟斷持續存在，壟斷將永遠掌控政府。現在要決定的是我們是否夠大、我們是否夠有勇氣、我們是否夠自由，足以再度擁有我們自己的政府。」但是從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以來，自由放任主義智庫宣揚的反監管信念，讓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反托拉斯執法努力屢屢受挫。二○一五年，前勞工部長羅伯‧萊克（Robert Reich）寫道：「即使最大的科技公司看來已握有較以往來得更大的市場力量，大型的科技公司仍幾乎均有對反托拉斯調查的豁免權。也許那是因為它們已經累積了相當龐大的政治力量。」
就連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也對這些壟斷事業創造的超高利潤感到不解。在資本主義的標準模式中，超高獲利的事業會鼓勵新競爭者進入市場，最後迫使獲利正常化（經濟學家稱為均值回歸）。高盛的報告表示：「我們總是慎重告誡均值回歸。然而，如果我們錯了，高利潤在接下來幾年仍舊持續（尤其是全球需求成長低於趨勢時），那麼資本主義的效率勢必有著更大的問題要探究。」從華爾街首屈一指的投資銀行聽到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行的說法，的確令人感到驚訝。
這帶領我們來到問題的核心。從一九二○年廣播問世以來，流行娛樂向來有一種由廣告贊助的「免費」模式。但像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這類引領商業傳播趨勢的公司，總是會將一大部分的獲利，重新挹注在內容創造上。相反地，谷歌、YouTube及臉書不在創造內容上進行投資──因為內容都是「使用者創造」的，雖然其中有許多實際上是由專業人員製作，但卻硬是被歸類為使用者。即便時至今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利潤仍只有百分之十一，相較之下，谷歌的利潤卻高達百分之二十二。而谷歌所擁有的這百分之十一優勢，可能就是未投資在內容製作的八十億美元所產生的投射。
《經濟學人》於二○一六年報導：「據顧問業者麥肯錫（McKinsey）調查，二○○三年一家獲利很高的美國公司（包括商譽在內的稅後投資報酬率為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於二○一三年仍然獲利很高的機率為百分之八十三；報酬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司情況也相同。在前一個十年，機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顯而易見的結論是，美國經濟對既有業者來說太愜意了。」既有業者的力量也限制了新創企業的家數，而新創企業向來是美國就業成長的來源。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史考特‧史登（Scott Stern）與荷黑‧古茲曼（Jorge Guzman）的新研究顯示：「雖然新創意和潛在發明的數量正在增加，公司以有意義與有系統方式擴大規模的能力似乎在下降。既有業者愈來愈有利，而新加入者則愈來愈不利。」
現在的安霍創投（Andreessen Horowitz）合夥人巴拉吉‧史里尼瓦森（Balaji Srinivasan）於二○一三年指出，矽谷的勢力已經變得比華爾街和美國政府更大。他說：「我們想證明一個由矽谷統治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就是該『退出』的時機了……它基本上是指：建立一個選擇加入（opt-in）的社會，最終獨立於美國之外，由科技統治。而這就是在矽谷實際發生的情況。這是我們未來十年的方向……例如，谷歌創辦人佩吉想要劃分出世界的一部分，供作不受監管的實驗。」這不只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者的幻想，而是提爾和佩吉想帶領世界到達的地方。提爾已為一個被稱為海上家園（seasteads）的構想提供財務支持，此構想為在沒有任何政府擁有管轄權的領土上，創造一座永久的人工島嶼。這些雲端事業可以藉此類人工島嶼逃避稅賦與監管。佩吉也資助對於私人擁有城邦的廣泛研究。但是，歐巴馬總統已對矽谷的領導者們發出警告，表示：
我想有時候科技圈、創業圈會帶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我們必須炸毀這個體系，或是創造平行的社會和文化，因為政府生來就無可救藥。不，政府並不是生來就無可救藥，只是必須照顧像是歸鄉的老兵這些人，那不在你們的資產負債表裡，而是在我們集體的資產負債表中，因為我們有神聖的責任必須照顧那些老兵。而那是很辛苦又麻煩的事。我們正在建立可以延續到後代的體系，不能炸毀它們。
但這種共同的社會責任感不是自由放任主義教條的一部分，那些教條在許多方面是反民主的。正如班‧塔諾夫（Ben Tarnoff）在《衛報》撰文指出，提爾之所以會受到川普的獨裁主義特質吸引，是因為「他會約束提爾所說的『不思考的人民』，也就是會節制資本主義的民主大眾」。
但就目前來說，科技資本主義受到的節制很少，這個新時代的壟斷獲利對少數幾個人非常有利。為美國富豪排序的《富比士》雜誌，其四百大富豪排行榜把比爾‧蓋茲（Bill Gates）、賴瑞‧艾利森（Larry Ellison）、賴瑞‧佩吉、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及馬克‧祖克柏列為前十大富豪。矽谷創投資本家暨Y Combinator執行長保羅‧格拉罕（Paul Graham）於二○一六年的部落格貼文中，公開表示贊成所得不平等。他寫道：「我已變成怎麼如何增進經濟不平等的專家了。我花費十年的努力這麼做，不只是藉由協助Y Combinator的兩千五百位創辦人募集資金，也撰寫文章鼓勵人們增進經濟不平等，並且提供詳細指導。」
科技億萬富豪不但已取得從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來僅見的強大政治和經濟權力，同時也掌握了文化權力。撰寫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自傳的傳記作家大衛‧納索（David Nasaw）曾說：「卡內基絕對無法想像祖克柏所擁有的那種權力。今日社會變遷的驅動力已經完全不是政府了。」而矽谷的自由放任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流行文化中。正如《紐約時報》影評人史考特（A. O. Scott）指出，在當前的超級英雄電影幻想裡：
主流意識形態是一種宇宙主宰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它鼓舞美國統治階級中最放言無忌的部分人士。超人做的是善事，而且他們知道什麼對我們好，他們從來不需要優柔寡斷的機構──警察、新聞媒體、政府──告訴他們該怎麼做，而是需要大眾的支持和感激，當他們得不到這種肯定時，可能會有點生氣。
祖克柏和佩吉希望我們感激，因為他們會讓我們相信，他們帶來史無前例的創新，將無可避免地不只改善他們的生活，也改善所有地球公民的生活。但這是真的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的統計資料訴說不同版本的故事：經濟成長正大幅趨緩，而已開發國家的不平等正在逐漸升高。有別於二十世紀的創新循環（電子、通訊、運輸）所刺激之百分之六以上的成長，數位革命帶來的是已開發世界不到百分之二的成長與不平等升高。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在評論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著作《美國成長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戈登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未來的生活水準極有可能會出現停滯，因為科技進步減緩的效應將會因為一連串『逆風』而增強：不平等升高、教育水準的高原期、人口老化及其他因素。」如果愈來愈占優勢的科技業壟斷不斷吸聚獲利，這個過程不但正在消滅中產階級的工作（想想機器人和自動駕駛貨車隊），也可以預見科技決定論者的道路終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