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是民主灰暗的一年，不過對民主評論家來說卻收穫頗豐。下列即是見證：
‧我寫了約十九篇指出民主缺陷的專欄與雜誌邀稿。人們對這議題的關注和二○一四或二○一二年我書寫這主題時截然不同。
‧我也在廣播節目上討論我對一些選民不該去投票的論點。聽眾Call-in說：「你說的我都懂！我們能怎麼辦？」一年前，我在同一個節目討論同一個主題，當時Call-in聽眾質問的是：「你竟敢這樣說！」
‧十月至十二月，我每天都獲數個媒體的詢問邀約。
‧《反民主》一書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瑞典、挪威、瑞士、荷蘭等地享獲媒體關注。至今已有六國語言的翻譯版本。
上述的成就並非吹牛（但不得不承認也許真有些吹牛的成分）。不如說，這是在陳述事實。自二○○九年起，我持續書寫文章與書籍，挑戰我們對政治參與這事最神聖的、不可侵的想法。然而到了二○一六年，人們對這主題有了不尋常的高度關注傾向。他們也許不認同，但已經更願意思考這個問題了。
英國脫歐公投中，脫歐的票數以些微差距險勝。公投前一個月，巿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發現英國民眾系統性地錯誤理解公投相關的事實。舉例來說，投脫歐的選民相信來自歐洲的移民占英國總人口數的二十％，而投留歐的民眾則認為有十％。雖然他們都錯了，但投脫歐者錯得更離譜：真正歐盟移民在英國的人口數約為總人口數的五％。大體上而言，贊成脫歐與留歐者都高估了英國政府支付他國兒童福利津貼，高估幅度從四十到一百％。兩方選民也都嚴重低估來自歐盟的外資金額，並高估了中國挹注的資金量。當然，這並不代表留歐是正確的選擇。不過在這件事上，一個人對相關事實認知的錯誤越多，的確就越有可能投脫歐一票。
美國也跳了支愚蠢之舞。我懷疑川普會不會像我那些被焦慮支配的同事想的那樣，成為一場災難。不過最初支持川普的支持力量，的確是一群資訊掌握度低得不尋常的選民。他之所以能夠獲得提名，是因為共和黨分裂了資訊掌握度高的投票者。一旦川普成了推定的候選人，我在本書第二和第三章描述的黨派的黨性便會接管一切；讓許多原本「封殺川普」的共和黨員轉而投他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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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書評指出，《反民主》這本書裡沒有論及川普或脫歐公投。這是因為當我完成這本書時，雖然川普的支持度正在攀升，但尚未成為提名候選人，而英國脫歐一事也尚未成為公投議題。我並未預料到這兩件事的後續發展。
雖然川普與英國脫歐公投闡明了我的擔憂，不過《反民主》一書並非對此兩件事的回應。我對民主的評析是基於長期、系統性的實證研究。約六十五年前，我們就已經開始計算選民對資訊的掌握度如何，當時結果讓人失望，現在也是如此。自有研究以來，位於統計平均數、眾數、中位數的選民，對於基本政治資訊都相當無知或錯誤；在較為深入的社會科學知識上則更為欠缺。他們在無知與資訊錯誤之下，支持了一些如果能夠更正確周詳地掌握資訊，便不會去支持的候選人。我們因此得到次好的，甚至有時是差勁的政治結果。正如我在本書第四與第五章的論述所言，民主和平等投票權沒有內在價值，因此我們應該保持開放的態度，實驗其他形態的政治形式。只有在實證顯示「一人一票」制度造成的實質良善政治結果，比其他制度更多時，它才是行使正義的不二法門。
我批評民主，同時景仰之。關於「民主與自由」的議題，我在《牛津讀本之自由》（Oxford Handbook of Freedom）中論證指出，民主制度事實上與許多重要結果正相關，而且兩者之間似乎不僅有相關性，還有因果關係。民主比非民主制度來得更能保護經濟與公民自由。現在，這世界上最宜居之地大多是民主的。不過，有鑑於我們知道民主有系統性的破綻，就該持開放的態度去調查並實驗其他可能性。
在《反民主》一書中，我認為我們應該實驗一個多數人最為反感的制度：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知識菁英制保留大部分共和代議民主制的特徵；政治權力會分給許多人，而非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會有權力分立，也會有權力制衡。不過，在法律上，知識菁英政治並不會將基本政治權力平分給每個人；而是透過某些方式，讓能力更佳或知識更淵博的公民，比其他人的政治權力更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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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工具，僅此而已。如果我們找到更好的工具，就該自由地使用。事實上我在第六章指出，我們有責任使用更好的工具。正義的事情終究是正義的。糟糕決策不會因為擁有法律地位，就變得比較不糟糕。政治決策的風險都很高。怎麼有人敢在能力不足的狀態下做出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