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很確定，當初決定寫一本關於鼠族的書是個錯誤。寫這主題面臨的障礙實在太多、太巨大了！第一次在北京地底進行採訪時，才幾分鐘我就被毫不留情地趕了出來。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免得失去他們靠著毅力持續工作掙來的那麼點東西：一個棲身之所──儘管這處所再怎麼骯髒不堪。至於這些地下世界的經營者，他們仗著當局的包庇遊走中國灰色地帶，幹著不怎麼光彩的事，小心戒備地在這些迷宮的入口守著。
要如何才能更進一步接觸鼠族呢？頂著一頭亞麻色金髮的我，機會渺茫。最初打算開始這場冒險時，我馬上聯想到德國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他為了揭露一九八○年代德國萊茵河地區的仇外情形而偽裝成土耳其移工，最後將親身經歷出版成書《最底層》（Ganz unten），但很快地我就不得不面對現實。華萊夫當時可以毫不費力地操著一口土耳其腔德語來接近他的目標，但我卻永遠不可能變裝成一個中國人還毫無破綻；況且以我的中文程度，就算真的成功扮成中國人好了，也只能當個啞巴。
一九九九年我第一次被派遣潛入非洲報導時就像現在一樣沒什麼斬獲，當時獅子山武裝團體「革命聯盟陣線」（RUF）發動「不留活口」（No living thing）血腥屠殺，在短短數星期內造成六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截肢的時候；在靠近獅子山共和國首都自由城幾公里外的叢林裡，我被一群頂多十二歲、拿著AK-47步槍的孩子逮個正著。這些娃娃兵是叛軍招募的，他們的首領認為我一定是白人傭兵或是間諜，我不知費了多少力氣才說服他們我只是個記者。但現在呢，我得輪番假扮成對中國充滿熱情的社會學家、作家、企業老闆、想替他的廉價勞工找住處的臨時承租人等等，什麼身分都行，除了記者──中國人最提防的一種人。要如何接近底層階級，並讓他們接受我？我沒有半點頭緒，手上籌碼脆弱且不堪一擊。
我既不能偽裝成漢學家，也不能假冒成某某中國大學的研究員。我只能依靠優優，他是我北京辦公室的助理，同時也是朋友，負責翻譯。但我該如何讓他明白，有些提問的重點不在於問題本身，而是丟出問題之後能夠引起對方什麼樣的反應或套出什麼話？優優在訪談時的口譯做得十分好，然而他是否有辦法同時從多個對話當中，抓到我無法體會的微妙之處？
剛進新聞界的那幾年，我投身戰地報導，試圖理解驅動瘋狂人性的種種機制，以及生活（或者說某種貌似正常的表象何能在戰爭中繼續存在）。深入悲劇事件的核心、有時緊貼著極端的惡而行，不知不覺我已然學會保持一段安全距離。也許必須如此我才能承受得住一切；比如在獅子山共和國，目睹沉迷吸毒的年輕人把一個九歲的孩子推出去，威脅他砍掉農民的手；在加薩看到小孩在槍林彈雨中奔跑；或是在象牙海岸的村子見到老人被活活燒死。我可以用同樣的無動於衷，跟小劊子手、卑劣的迫害者或是發光發熱的英雄往來。我習慣與黑暗打交道，機械性地描述事件，無須建立起任何關係，刻意避開一切可能的情感連結。
但鼠族的故事是另一種挑戰。我必須讓這些底層的人接納我，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且說服他們跟我講述其生存訣竅。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偽裝成他們當中的一員來達到這一切目的，也知道中國人對所有外國人都心存戒備。然而他們喚醒我內在某種新的關注，我想理解是什麼樣的能量使他們能夠忍受如此條件。我想明白他們面對這個繁榮發展的國家有何感受。我熱切想知道他們對共產黨有什麼想法、心中是否潛伏著反叛的種子。這群人會不會有哪一天將撼動這個國家、要求民主，或單純為了討回他們該有的權利？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麼樣的未來？對這個世界，又對歐洲了解多少？覺得自己鼠於明日強權的一分子嗎？雖然這麼想著，但從今以後要接近他們的世界，我看無異天方夜譚。
……話說回來，換作一般市民，要是一個外國人跟他們提起敏感話題，他們多半馬上把嘴巴閉得跟牡蠣一樣緊，尤其是生怕被房東掃地出門的老鼠。如何讓這些棲身陰暗腸道、有損北京顏面的居民信任我，進而披露他們的生活，誠為一大考驗。有些被害人之所以揭發醜聞，為的是從中得到點什麼，但這些我要採訪的人不同，他們只會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