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節錄)

西元前五世紀中葉由於具有轉折、重塑的意義而十分重要。

在此時期,一些建築得以造成,且不僅僅以磚石為材。《尼希米記》中記載了當時的興建工程:房梁直而正,石板裁切整齊,廢棄物受到妥善處理,門框裝上了厚重而堅實的鉸鏈,而鎖匠們則忙得團團轉。《尼希米記》還列出了城市各毀壞區建造小組的分工及其工頭和大人物:「修造糞廠門的,是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兒子瑪基雅;他立門、安門扇和閂鎖。修造泉門的是各荷西的兒子沙崙,他是理米斯巴的管理者;他立門、蓋門頂……其次是提哥亞人又修一段,對著那凸出來的大樓,直到俄斐勒的牆。」

這段文字令我們宛如與尼希米一起騎馬巡視施工現場:敲擊聲不絕於耳,負責人要確保自家的文士仔細記錄所有的施工細節,記下所有參與建造和裝飾的人,就像現代的捐助人一樣,他們期望自己的名字能刻在感恩牆上。

建造工作進展迅速,面對當地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和憤怒,各建造小組不得不隨身攜帶武器以防不測。尼希米為勞工們提供了全套配備,他們一隻手握著瓦刀、鏟子,一隻手提著刀劍或將其倚放在石頭上。他還要時刻盯著那些農民和商人,防止他們利用突然增加的需求哄抬食物價格,尤其更要防止當地的猶太達官貴人,敲詐、勒索那些通過抵押橄欖樹林和牧場參與建造工作的人。修復城牆的工作,只用五十二天就完成了。

如此形塑邊界、共同體的感覺,無法只透過那些冷冰冰的石頭、木料、磚塊、鐵器和砂漿表達。從根本上講,這座代表共同命運的聖所,如它往後幾千年的命運一樣,是由一字一句的記錄,由「字符」(words)構成的。

在完成城牆修復工作後一個月,舉行了第二項正式由「字符」為主的銘誌活動。

根據尼希米不可思議的精確統計,提斯利月初一,全耶路撒冷有四萬兩千三百六十位猶太人及其男僕和女僕(另外的七千三百三十七人),以及兩百四十五位男女歌手(若缺少了音樂,以色列人的宗教便是過去不興、現在不存),聚集在剛剛修復的水門前的大街上。儘管這些統計數字無疑有點誇張(當時,生活在整個猶地亞和撒瑪利亞地區的猶太人大概還不到四萬人),但場面肯定有些擁擠。

這場活動是精心安排的,也是猶太身份自我認定的第二階段,因為站在人群中心的,是以斯拉。而與眾不同的是,他既是祭司又是文士,這樣的雙重職位非常重要,因為文字記錄這一事業,即作為聖職獲得認可。以斯拉手裡捧著「主耶和華授予以色列人的《摩西五經》」。全體會眾(尼希米甚至說,這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並且像所有的早期文獻記載的一樣,男女並未分群,所有人都站在一起)都知道,莊嚴時刻就要到來。以斯拉站在修復的防護牆上一個高高的木台上,這個木台或許是專為當天紀念活動而臨時搭建的。他左右兩邊,各站著一群祭司和利未文士,他們俯視著靜靜等待的人群。當以斯拉打開那卷羊皮紙時,在場諸位皆默然肅立。開始誦讀之前,「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門!阿門!』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然後,以斯拉開始誦讀。那些站得太遠聽不清的人,身邊隨時有利未人予以複述。尼希米詳細地紀錄、列出了這些複述者的名字,彷彿他們也參與了這次誦讀、這整篇「話語」的創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由於許多聽眾的第一語言是亞蘭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所以需要透過利未人「讓聽眾理解」,即讓他們負責翻譯和解釋工作。

如果以斯拉的誦讀並未精確地傳達並使人共鳴,就體現不出聽眾強烈的參與意識。對於上帝的「話語」,聽眾並不只是被動地聽講就行了。尼希米(公認的官方組織者)說,是會眾自動地「聚集起來,像聚成一個人那樣」,他只是作為發起者,延請文士以斯拉帶來耶和華借摩西之手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這種誦讀者與聽眾之間積極的互動關係,在古代中東地區還是比較新鮮的,因為那裡的民眾更習於麻木地聽從國王發布的莊嚴而神聖的「話語」的召喚,他們必須出席他舉行的判決儀式,必須頂禮膜拜他的形象。然而,猶太教儀式的崇拜核心卻是一卷文字寫成的羊皮紙,他們用所有的虔誠膜拜之,並親吻覆蓋其上,一條祈禱披巾的邊穗(這樣的披巾本來是披在偶像身上的)。不僅如此,這還是一個沒有國王的時刻,聽眾的熱情和誦讀者的激情緊密融合,成為一個靜穆誦讀與虔誠傾聽的統一群體。在對中和以色列人的宗教元素與其鄰人傳統、習俗和偶像之間的差異的學術圈關注中,很容易忽視也極其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子民」與其獨一的上帝(他的臨在[presence]是通過神聖的「話語」體現而出)直接立下受保護的「誓約」。無論不忠還是順從、悔過還是無心,他們都是自己歷史舞臺上的主角,而不是任祭司、王子和文士呼來喝去的,沒有個性的無知大眾。猶太教從一開始就十分獨特,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宗教。

在水門前公開誦讀是重演口頭背誦這一古老習俗。用希伯來語高聲誦讀,意味著在聽眾面前高聲吟唱:「qra」一詞的字面意思是「高喊」,而以該詞為詞根的「miqra」則是「聽眾與誦讀人聚集在一起」的名詞形式。於是,遵守同樣的誦讀義務成為聖殿之外猶太人獨有的習俗。由祭司階層召集的聖殿獻祭是等級分明的有組織活動,而誦讀從本質上講,卻是一種共用的、共同的經歷,高聲誦讀所產生的震撼甚至遠遠超出了其字符內容本身。正是這樣一次次的誦讀形成了如今的書面文獻,而這些書面文獻又因一個個珍貴的誦讀時刻而凝練、昇華,此般時刻可追溯到摩西本人直接從全能的上帝那裡領受指示。《申命記》曾指出,摩西當時受命:「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將這律法念給他們聽。要召集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以斯拉高高地立於全神貫注的聽眾之上,並不只是為了簡單轉述摩西的原話,也是對其場景的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再現。

尼希米將其描述為,這彷彿像是在面對一群重新覺醒的人,在這之前,他們迷失了自己,失落了對這些「字符」本原意義的了解。通過這種公開誦讀的形式,律法和歷史宛若新授,歷歷在目,重新燃起了公眾對生活的熱情被。羊皮卷本身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精巧的卷軸意味著可攜帶的記憶,就好像是災難灰燼中留存下的某傳家物。

作為這項活動的總指揮,尼希米當然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目標為何。儘管美索不達米亞的律法文書,在建立王室作為主權國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巴比倫和波斯的宮廷儀式(通常在某個紀念雕像前舉行)主要是做給人們看的。在這次活 動中,以斯拉的任務是負責「說」和「聽」,即賦予「字符」以生命力。誦讀 猶太哲學的方式並非靜靜默讀,這是很早就形成的慣例。在這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刻,猶太人用希伯來《聖經》的風格進行誦讀時,並不是採取獨自默讀的形式(這是基督教修道院的發明),也不是為了加強自我反思意識(儘管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這一點)。猶太人的誦讀是一字一句地高聲朗讀:社會性的、聊天式的、生動活潑的、慷慨激昂的,是一次旨在使聽眾從接受轉化為行動的展示性公開活動;是一次具有重要的、直接的人性意義的誦讀活動;是一次尋求爭論、評說、疑問、打斷與闡釋的誦讀活動;也是一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誦讀活動。猶太人的誦讀從不禁談任何事。

以斯拉的角色是把律法文本(即《妥拉》)的嚴格規定呈現於集體公共領域:展示其神聖性。這是重新獻祭和重新覺醒的「三幕劇」高潮:首先是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牆;然後是在原址上(in situ)建造第二聖殿;最後是公開展示「摩西律法」。如果缺少最後一幕,前兩幕將毫無意義。在這期間發生的每一項活動都不僅只具有紀念性,它們串聯起來意味著宣稱一種無可爭辯的猶太獨一性:耶和華的子民是與眾不同的。重建的城牆是一個建築宣言:耶路撒冷依然是大衛的城堡,即使猶地亞已經不再有國王,但已經重新樹立了王室崇拜耶和華的核心。重建的耶和華居所將作為猶太人唯一、真正的聖殿巍峨矗立,禮儀習俗是否恰當的裁判者和頒佈的「聖地法」(Law of the Land)就是猶太人的憲法。《妥拉》的「字符」賦予猶太民族的獨一性以綱領性的內涵,所以不再需要一位世俗的國王,更不需要一位上天的國王來保證其權威性。在 這些「字符」的背後,是對獨一的、無形的耶和華的堅定信仰。晚近的《塔木德》學者甚至將耶和華描述為:在創造宇宙之前,他也曾求教於一部先存的《妥拉》!

羊皮書卷本身作為正統忠誠的對象,其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如今被以斯拉提升到律法和歷史的高度。正是當時創制的這種經卷崇拜和共同高聲誦讀的義務,超越了對唯一神的崇拜,從而在當時當地使這種以色列人的耶和華宗教從根本上與眾不同。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頓也曾宣佈崇拜唯一的太陽神,並清除了他除太陽圓盤之外的所有形象。埃及人、巴比倫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崇拜都是通過圓雕和浮雕的形式來表現的,通常安放在特定的神龕和神殿中,而最偉大的史詩性碑文,即宣佈神的旨意和國王的智慧的文字,同樣也是(用楔形文字)刻在不可移動的紀念石碑上。每當亞述和巴比倫軍隊出征時,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對代各種神靈和神化的國王的形象,目的無非是為了鼓舞鬥志。然而,以色列人卻完全不同,他們受命要隨身攜帶著神聖的羊皮書卷。

以色列和猶大王國的祭司、文士階層的天才們(以及他們的自由人侍從、巡迴的先知及其保護人國王,當然,他們與這些人時有爭執)要用標準化的希伯來「字符」將可移動的文獻神聖化,從而作為耶和華的律法和他子民的歷史精華的獨特載體。以這種方式記錄並確定之後,口傳(並記憶下來)的羊皮書卷,就能並且將會比紀念碑和帝國的軍事力量更具有生命力。這樣一來,它就成為精英階層和普羅大眾共擁有之物,並且不再受政治興衰和領土變遷影響。荒漠中的帳幕聖所據稱是最初存放《妥拉》的地方,並因此被認為是耶和華與其子民共處之地,但那也不過是頂略加裝飾的普通帳篷而已;裡頭存放的約櫃的尺寸,甚至比你家廚房的碗櫥還小。然而,這正是以色列書卷宗教(book-religion)的創造者獨具匠心之處──他們就是要讓《妥拉》無處不在、無可逃避。他們不將其安放在某個神聖的地方,而是以微縮的形式,以隨時隨地取用;他們不將一個神化的動物或人物掛在門柱上驅逐惡魔,足以保護猶太人的安全的,是門柱經卷(mezuzah)中的《妥拉》「字符」。他們還製作了小小的經匣(teffilin),甚至在會眾祈禱時可以把《妥拉》的「字符」直接戴在額頭或前臂上。標誌著幸運和健康的護身符通常繫在脖子上或掛在胸前,內容同樣也換成了《妥拉》中 的「字符」,而在其他宗教,同樣的位置很可能是掛一尊神像。總之,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住處乃至每一個人,都離不開這份羊皮書卷。

《妥拉》就是易攜帶、可移動的歷史、律法、智慧、詩歌、預言、安慰和自我勉勵的嚮導。正像聖所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建造起來、在危機中拆除一樣,口傳的羊皮書卷甚至能夠在烈火中保存下來,因為那些記錄、編寫經文的文士已經將其口傳傳統和文本作為基礎教育的一部分,令大眾牢記心中。圍繞著「mazkr」這一角色的準確性質,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在詹姆斯國王欽定本中,將其不恰當地譯為「使者」(herald),但以色列人沒有使者。這個詞的詞根是「zkr」,即拉比希伯來文的「zakhor」,意為「記憶」,所以這樣一個角色,無論是俗人還是祭司,只能是一個「記憶者」或「記錄者」。通過同時使用書面文字和大腦記憶,耶和華的子民雖被擊垮與屠殺,但他們的書卷卻能夠永遠流傳下去。

書卷本身作為有形物,在希伯來《聖經》中某些最震撼人心的場景下一再出現,我們不應驚奇於此。當然,這裡指的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書,其早期形式是一種零散的和折疊書頁的抄本:有連續的書頁,有故事情節的版本,是羅馬時期才出現的。羊皮書卷是希伯來《聖經》採用的一種適於保存的神奇形式。性情古怪的祭司兼先知以西結(《以西結書》很可能是在流亡中寫成,因而寫在羊皮紙上的內容特別多)曾經夢見有隻手舉著一卷羊皮紙,上面寫滿了警語和哀歌,有長著四張臉、四個翅膀的「活物」(夢中描述這個活物說不是要讀這卷陽皮紙,而是要吃,以西結也就真的咯吱咯吱地吞了下去)命令他:「『人子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卷書,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其甜如蜜。」只有當食經者在物質上用書卷塞滿嘴,並在文字上消化了其內容之後,他的這張嘴才能成為先知雄辯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