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莖──見證日華斷交的台灣人外交官(節錄)
「斷交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等一通電話」
台灣人口譯林麗韞在北京參與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段歷史性的過程時,另一位台灣人外交官,則在東京見證了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畫上句點。
如果說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站在「光」的下面,那麼,日華斷交就屬於「陰影」的部分。相較於東京和北京都對邦交正常化過程留下了詳細的紀錄,東京和台北經歷了斷交這麼重大的事件,兩方面留下的紀錄卻都非常少。這固然反映出當時東京方面所關心的焦點和天平偏向的一方,同時台北方面因為斷交的過程受了重創,似乎不太敢直接面對斷交的殘酷事實,也沒有心情留下有系統的紀錄。
「我是在大正十二年,也就是中華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的七月十八日出生在現在的台南縣佳里鎮。我是個鄉下長大的孩子。」林金莖這麼形容自己。他是唯一一位在東京目睹日華斷交的台籍外交官。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夜裡,他接到外務省高級官員的一通電話,於是這齣日華斷交的劇碼就以駐日中華民國大使館為舞台,一下就走到了結局。
「九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在東京的官邸等電話。大概是在晚上九點的時候吧,外務省事務次官法眼晉作打電話給我,說:『明天早上九點,可以和彭孟緝大使一起來一趟外務省嗎?有重要的事。』我那時候就覺得『啊,終於還是走到斷交這一步了。』於是馬上打電話給鈕乃聖公使,向他轉達法眼審議官的話。」
在發生斷交的一九七二年九月,林金莖是駐日中華民國大使的政務參事官,距離筆者對他的採訪時,已事隔三十多年,但他依然對日華斷交前一晚的事如歷歷在目。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夜晚,田中和周恩來之間的第四輪首腦會談圓滿結束,而前一天晚間田中角榮與毛澤東也已順利會晤,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而位於東京元麻布的中華民國大使館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正在大使館周圍採訪的台灣記者,也都感到日華兩國似乎在下一刻就要斷交了。
在當時中央日報東京特派員黃天才的回憶錄中是這麼寫的:
「九月二十八日晚間十時前後,我在家中接到日本外務省次官法眼晉作辦公室的電話,(當時,首相田中及外相大平都在北京訪問,有關日本與中共建交的事,東京就由法眼當家。)法眼次官邀約中國(筆者註;指台灣)記者於九月三十日清早八時在東京帝國飯店四樓『桂之室』進早餐,談今後中日問題。我接到這個電話後,知道北京的談判一定有了重要發展,遂立即打電話給大使館的鈕乃聖公使,把法眼邀約中國記者們早餐的事告訴他,並向他探詢有無其他消息;鈕公使告訴我,法眼次官當晚九時也有電話給大使館政務參事林金莖,請彭大使於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到外務省,有事『面議』云云。鈕公使在電話中說:情勢已十分嚴重了,大家心裡應該有所準備。」
在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日本各電視台馬上以新聞快報的方式,報導「日中共同聲明將於日本時間二十九日早上十一時發表」。台灣各媒體派駐東京的特派員也都將這個重大新聞傳回台北,嚴陣以待明天即將到來的重大新局面。
二十九日天一亮,中華民國大使館的職員就都已一早聚集在大使館。駐日大使彭孟緝隨同林金莖等人,一同前往外務省。
「早上九點,彭孟緝大使、鈕乃聖公使和我,三個人一起搭著大使的公務車到外務省。下車之後,秋雨漸漸大了起來,公務車的車頭插著的中華民國國旗,也被雨淋濕了。我們三人看著淋濕的國旗,心裡一邊沉重地想著『中華民國和日本的關係也就要結束了』,一邊走向外務省。三人在車內都靜默無語。我只記得彭大使問了我一句:『昨晚有睡嗎?』我回道:『沒有,怎麼都睡不著』,於是大使的臉上似乎出現苦笑的表情,什麼都沒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法眼晉作次官在外務省等待三人前來。彭孟緝和法眼的對話是由林金莖翻譯的。他對於日本方面的「斷交通告」是這麼描述的。
「法眼次官在字斟句酌之後告知我們:『今天待會兒,很快地就會在北京發表共同聲明,日本政府將承認中共。請各位到這兒來就是為了這件事。』接著又一口氣說道:『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雙方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因此既然日本已經決定和中共之間建立外交關係,以日本政府的立場,雖然甚感遺憾,但也無法再維持日華之間的外交關係,望貴方理解。』聽完之後,彭孟緝大使單刀直入的詢問日方『是否要斷交』。而法眼次官的回答是:『儘管我們不想使用這種說法,但這可說是改變承認邦交的對象。若是貴國―他們當時的用語是台灣―希望的話,日本可以與台灣維持政治之外的經濟、貿易、文化、體育等其他各方面的關係。』」
法眼晉作向台北政府方面說明日中共同聲明的內容,而彭孟緝則詢問日方要如何處理《日華平和條約》。台北政府方面也問了要召回大使的時程,法眼則只回答:「其他未決的事務,需要合理的時間進行處理。」直到現在,林金莖都還清楚記得當時雙方的對話。
「彭大使是陸軍大將出身,是什麼都要清清楚楚的性格。聽完法眼的話之後,他便大聲的說:『我知道貴國的意思了。我會盡快向我國政府傳達。不過,日本政府也太豈有此理了。蔣介石總統在戰後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精神,但是日本竟然以怨報德。我在這裡表達嚴正抗議,請你們自己反省。』」
對於彭孟緝的興師問罪,法眼也只有如下回應。
「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我是遵照田中首相的指示,向各位傳達上述訊息。對於蔣介石總統在戰後對我們展示『以德報怨』的精神,我們心存感謝。不過中共已經發展成大國,與他們的經濟貿易關係也日益重要,我們不可能全然不加以考慮。我能說的,就只有這些了。」
轉述完法眼當時的話之後,林金莖又小聲地說:「其實那個時候,法眼先生也不好受吧。我在翻譯時聽到他的聲音,和平常不太一樣。」
林金莖形容當時兩人之間瀰漫著一股劍拔弩張的氣氛,讓人覺得喘不過氣來,接著又說:「抗議也抗議了,不過對局勢也不會有什麼影響。談話結束之後,我們落寞地離開了外務省。」
中華民國失去了極為重要的鄰國友邦。在日本戰後的外交上,「斷交」也是前所未有之事。
過於簡化的「斷交通告」
外務省所做的「斷交通告」就這樣結束了。彭孟緝在早上十點前就已經回到大使館,急急忙忙地指示使館人員打電報回台北,向台北傳達外務省的說明。
這時候,彭孟緝向林金莖等隨行人員說了些話。
「在返回大使館的車上,彭大使一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也不說話,氣氛十分凝重。就在進入大使館的建築物之前,彭大使好像曾告訴我們:『大使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即將開始了。雖然很辛苦, 不過大家不可以喪氣, 要好好地做!』當時大使的臉色好像很不好,但可能是我也很沮喪吧,當時彭大使所說的話和表情,現在竟然完全想不起來了。」
彭孟緝向林金莖和鈕乃聖交代完之後,突然改變方向,一邊一一向周圍的人交代事情,一邊疾步向辦公室走去。
「現在想起來,彭大使應該是為了甩開自己的悲傷,所以一再激勵其他人,並且顯出一副更忙的樣子。彭大使曾在日本的步兵學校就讀,他對日本有很深的感情,應該超過我們的想像。他也有許多日本人朋友。同樣曾在日本留學的蔣介石總統和張群先生應該也是如此。」
二二八事件時,彭孟緝是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年紀較長的台灣人中,對他心懷畏懼或怨恨的人,應該不在少數。像彭孟緝這樣的外省籍軍人,也都超乎一般而言算是「親日」的台灣人的想像,對日本抱有感情,並與日本人往來頻繁,可以想見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之間其實有密切的關係。
早上十一點,大使館的電視開始播放北京的實況轉播,使館內立刻籠罩著一片讓人深感鬱悶的沉默。林金莖形容當時「即使使館同仁互相照面,彼此也都不知道該講什麼。北京的轉播開始不久之後,有幾個人便接到了認識的華僑打來的電話。也有人大聲哭著說:『我們這些中華民國籍的華僑以後怎麼辦呢?越看越不安,連電視都不敢看了。』」
同一天早上在台北,日本駐台北大使宇山厚也前往拜會外交部次長楊西崑,一方面闡明日中共同聲明的內容,並傳達田中首相的訊息:「感謝蔣介石總統在戰後,長期以來對日本表示的友好。」並且告知在共同聲明簽署之後,大平外相所發表的談話將意謂著《日華平和條約》的終結。
大平的談話提到「《日華平和條約》將失去存續的意義,等同於已經終結」,意謂著日本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已正式結束。在發表這番談話之後,大使館外馬上聚集了日本和其他各國的記者,當然也包括台灣的媒體。記者們是為了台北方面的斷交聲明而來的。中午過後、甚至到了接近傍晚時,台北方面都還遲遲未發表斷交聲明。聚集在使館內的記者開始出現了不滿的聲音:「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發表斷交聲明呢?這是早可以預期的發展不是嗎?」
在這時候,鈕乃聖苦口婆心地對集結在使館內的台灣媒體記者說:「以前有國家與中共建交,我方就立即宣布斷交時,曾有人批評這是我方所楬櫫的漢賊不兩立原則在作祟。不過,這次的狀況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希望以後不要再出現這種批評了。」而在二十九日早上,外交部指示駐日大使館以非正式的方式,確認日本政府是否當真要與中華民國斷交。鈕乃聖露出不快的表情嘆道:
「外交部似乎還存著一絲希望,認為就算日本與中共建交,也不一定會宣布與我方斷交。如果日方不宣布斷交,好像我方也不打算宣布斷交。我們已經再三說明中共方面的決心已經十分明確了,然而中共與日本展開建交談判的前提條件,便是要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外交部也應該都了解了。」
鈕乃聖又說:「我們遵照外交部的指示,今早已請賀屋興宣先生(自民黨右派的眾議院議員,曾任大藏大臣及法務大臣。東京審判中作為甲級戰犯被判終身監禁,一九五八年被赦免出獄)與法眼次官確認此事,得到的只是一個冷酷的答案:『隨著日中邦交正常化,《日華平和條約》已失去存續的意義,雙方的外交關係也隨之中止。』外交部遲遲不發表聲明,可能是因為最後再修正成嚴厲一點的語氣吧。」
美國國務院雖然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兩個當事國的問題」,但也正式表明會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美國生怕日本的動向會影響其他亞洲各國的判斷,產生滾雪球效應,讓其他亞洲各國紛紛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
「鑑於日本政府此種罔顧(日華平和)條約義務之背信忘義行為,茲宣布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且此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
二十九日深夜,即將跨到三十日的最後時刻,中華民國外交部終於發表了對日斷交聲明。
大使館關閉之日,全體使館職員流淚撤出
重新翻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當時的新聞報導,會很驚訝地發現,對另一方當事人台灣的相關報導幾乎是寥寥無幾。對比當時正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舉國沸騰的日本,只有在報導大陸方面招待田中一行人的歡迎及歡送儀式這類「慶祝報導」之外,才會偶爾像是突然想到似的,出現對台灣的報導,這使得台灣的形象讓人感到格外悲壯。
在田中訪中之後,各報的標題盡是「治安當局戒備反日示威 日本大使館接到恐嚇電話」(產經/九月二十六日)、「台灣/日本大使館 發表聲明時須戒備暴力」(讀賣/九月二十七日)、「當地大使館對日人全力保護/台灣當局指令 為保護日人全面進入戒嚴體制」(讀賣/九月二十九日)等令人不安的字句。斷交之後,新聞也報導台北方面對日本的不滿,例如:「日本製醫藥品遭燒毀 台灣首次反日示威」、「批評日本重現『珍珠港事變』國民黨報如是說」(日經/十月一日)。
不過,筆者曾對知悉當時狀況的台灣居民和僑居台灣的日本人進行訪談,兩者都表示:雖然一般市民都對斷交深感惋惜,但是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的,其實是由當局所動員的團體為主,在實際的生活中,幾乎是令人感到敗興的平靜無波。當時與日本有貿易關係的台灣商人表示:「前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就知道跟日本斷交只是時間問題。當然與日本斷交還是很令人難過,對於日本這種偷偷摸摸的態度也感到很火大,不過我們比較在意的還是航空路線和經濟關係。」當時還是學生的一位男性也回憶道:「我喜歡石原裕次郎和小林旭,當時很擔心斷交後是不是就看不到日本電影了。」人民關心的其實都是比較實際面的問題。
對於這種種疑慮,外務省表示若是台灣人想要入境日本,會發給提供來自非邦交國家人民的「渡航證明書」,也就是維持過去許可入境的措施,而對於要從日本到台灣的人,則會發給護照。
而日本的經濟界也已冷靜下來,以大型企業為中心,企業普遍都認為「雖然可能有一時的混亂,不過在經濟面應該不至於斷交」(三井物產)、「不可能馬上撤回分公司,或是停止交易」(三菱商事)。也有企業預測「因為台灣和日本在經濟上有密切的連結,所以(台北政府)應該不會採取強硬措施吧」。如航空路線存續這類尚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自從斷交確定之後,除了表達台北情勢很險惡的報導之外,也零零星星出現了別的報導:「居留台灣的日本人大致平靜 向台北電話洽詢 城市一切如常/飛往台北的飛機幾乎沒有乘客」(日經/九月三十日)。
斷交之後大約過了一個月,大使館於十月二十五日降下了中華民國國旗,林金莖說,他到現在都還記得降旗那一瞬間的事。
「全體大使館職員都泣不成聲。我的心裡也充滿了不甘與悲傷,淚流不止。」
因為遵循與日本的協議,在十月二十六日之後,位於元麻布的大使館就再也不曾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經過了這段令人感到遺憾的時間之後,還有殘酷的現實等在前面。日華斷交之後,必須面對關閉大使館、設立斷交之後的對口機構等問題。林金莖說:「誰也沒有過斷交的經驗,所以完全不曉得要做什麼事。這就像沒有人有死亡的經驗一樣。在這個國際關係面臨重大變化的歷史時期,擔當大任著實令人感到緊張。」在斷交之後,林金莖還繼續留在東京,負責指揮剩下的各類事務之處理。
斷交這種前所未有的事態,讓過去一直是大使館人員的他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斷交之後,日本因為受到中共的壓力,決定要我們將現有的大使館、總領事館等所有財產、房屋、土地都交給中共。最後,我們只好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把大使館的九十幾把鑰匙交給交流協會。和日後跟美國斷交的情況相比,美華斷交時,我方在美國國內的資產都受到保護,日本方面的處置實在是很不恰當。」
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想和日本方面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因為已經沒有外交關係了,日本方面也不願意再與台北有任何牽扯,林金莖描述當時是「連要和日本方面的誰討論這些問題,都不知道」。這時候,駐日大使館的大使和公使的回國時間也都逐一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這邊充滿了焦急和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緒。林金莖是這麼說的:
「大家都對我們不理不睬,而時間卻是無情地一直流逝,我們只能持續處在不知所措的心情中。彭大使回國述職的時間已經決定了,我也知道自己遲早會被召回。我對阻止斷交無能為力,真是該切腹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決定讓我以顧問的身分留在日本,處理剩餘的事務。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與日本交流的機關,由馬樹禮先生出任代表,兩國關係從此展開了新的實務關係。這之間大概也來回奔走了三個月的時間。」
兩國斷交之後,東京和台北雙方都仍欲維持實際上的關係,所以都急著成立民間的交流對口機構,但是雙方對於名稱卻僵持不下。
「日本方面希望用『日台交流協會』,不過我方無論如何都希望名稱能夠冠上『日華』。日本方面認為『華』這個字帶有中華民國的影子,所以無論如何不想使用,同時也不贊成我方對日機構使用『華』這個字。所以我方後來提出折衷方案,表示既然日本和中華民國都位在亞洲的東部,不如就叫『亞東關係協會』,但日本方面仍然感到猶豫。所以最後既未使用日台,也未使用日華,而是叫做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從林金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台北和日本兩方的態度落差。對於與台北維持關係一事,日本方面的態度相對消極,但台北方面卻是極力想要維持對日關係。
中華民國大使彭孟緝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台,而日本大使宇山厚也在三十日歸國,之後於十二月一日,在東京成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由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堀越禎三出任會長。接著在隔天十二月二日,於台北成立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則是台糖董事長張研田。日本駐台大使館接著在十二月五日關閉,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熄燈,核發簽證等業務則移交給上述兩協會。從斷交到撤回大使共經過兩個月,到大使館關閉則是三個月,而兩協會的職員幾乎都是大使館時代的職員。從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出日華斷交有多麼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