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有三種主要的類型：基礎研究強調學理的創新與突破，應用研究強調既有學理的新應用，而新興國家產業升級與產品創新，所需要的是先進國家既有技術的引進與專利的突破，其重點在於逆向工程而非原創研究，旨趣迥異於歐美的學術研究傳統。

此外，全球頂尖產業的競爭重點是專利，但亞洲新興國家很難突破跨國企業的專利壟斷，其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主要在於技術升級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然而亞洲各國卻盲目模仿美國，強調基礎研究，許多歐美學者懷疑這樣的發展方向對亞洲新興國家沒有好處，只是浪費資源而已。

以亞洲的資電產業與相關學術研究為例，經驗數據顯示：強調基礎研究的「學術卓越」和亞洲各國的產業競爭力沒有明顯關聯，甚至還可能會背道而馳。

美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的最高榮譽是會士資格（IEEE fellow），用以肯定學者的個人學術成就。從二○一○年到二○一二年這三年期間，亞洲各國所獲得的新會士人數分別是：日本四十七人，台灣卅人，香港廿六人，中國廿人，韓國十三人，新加坡九人。如果以每百萬人口所擁有的新會士人數計算，排名是：香港三‧七一四、新加坡一‧八○○、台灣一‧三○四、韓國○‧二六五、日本○‧三六七、中國○‧○一五——台灣的表現都比韓國和日本更亮麗，但是企業的競爭力卻遠遜於韓國和日本；而且日本有許多會士任職於企業界，韓國三星企業也有兩位新會士，台灣則是有三個公司各有一位新會士。

上面這些數據告訴我們：日本大型企業已經躋身全球頂尖公司，有機會從基礎研究獲得利益，因此願意出資進行基礎研究；韓國三星集團仍以製造為主，對基礎研究的需要才剛起步；但是台灣、香港、新加坡和絕大多數的韓國企業的競爭優勢都在於製造，無法從基礎研究獲利，也不需要基礎研究。因此，韓國近年超越台灣的原因不在於「學術卓越」，而在於產業政策的得失以及產學之間的相互配合。

韓國的學術和企業文化都遠比台灣更像日本，政府在戰後刻意栽培三星與現代等大財團來從事全球競爭，學術上則重視資深教授的領導以及和企業的互動。韓國企業不僅出資贊助許多學術界的應用研究，而且把企業的研究中心設在大學，甚至在私立大學占有股份。這些研究的重點都是針對韓國企業升級的需要，對國際學術界較少貢獻，因此韓國學者在國際舞台上不如台灣學者活躍。相較下台灣學術界的研究經費都來自政府，研究內容與國內業界需要嚴重脫節，對於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罕有貢獻。

此外南韓產業發展多元化，半導體及面板約占其出口比重十五％，船舶、汽車、電腦家電及手機分別占出口比重的十一％、九％及七％，石化業亦占相當分量，因此可以充分運用大學各科系培養的人才，也有助於充分就業。而台灣同期間半導體及面板占出口比重已達卅％，加上資通訊產品則高達四十％，政府租稅補貼過度集中於特定產業，使其他科系人才無所用武，造成教育的浪費與其他產業的發展瓶頸。

各國產業發展條件與社會發展目標不同，必須有自己的產業發展策略；學術界的研究與教學是為產業發展和社會目標服務，更沒道理一窩蜂地抄襲國外。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