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異中求索,在時代中見證──錢永祥總編輯談《思想》
聯經50.特別企劃

在差異中求索,在時代中見證──錢永祥總編輯談《思想》

採訪撰稿 / 關天林(詩人、編輯)

「思想不是名詞,是正在進行時的動詞。」在《思想》第五十期的專輯「思想的力量」裡,唐小兵的文章這樣寫道。

《思想的力量:俯仰50(思想50)》書封,聯經出版。
《思想的力量:俯仰50(思想50)》書封,聯經出版。

以英文翻譯「思想」,我們可以用thoughts、ideas、minds、thinking,但追求搭建一個面向國際的中文論壇的刊物《思想》,卻選擇了Reflexion,一個寄意更深的字眼:思想必須能夠被反思。正如我們可以找到《思想》對自己的描述:「是一份談論思想的刊物,讓各種議題脫離政治立場的對立,回歸正常的思想論辯」,建立平臺從來不是一勞永逸,而是開啟一個旅程,讓不同的聲音進來,在流動中累積思想的力量。

走進總編輯錢永祥教授的書房,最顯眼的就是從第一期「思想的求索」到最新一期「思想的力量」的陣容,五十本明暗冷暖色調各異的光譜,在書架上展開,貫穿其中的是十八年的時間,也是從臺灣到中國大陸、從香港到馬來西亞的跨地域華文空間。好奇錢永祥最喜歡或最滿意哪一期?他回頭一看,彷彿重新發現:「啊,真沒想到登了這麼多文章,討論過這麼多事情,我們整理了一份目錄,大概有一千萬字,還是蠻壯觀的,所以你問我喜歡哪一期,我真的不曉得。」沉吟半刻,他又說:「最愉快的是能讓那麼多好文章集合在一起。有些文章流傳得廣,有些沒那麼廣,但無論如何也留下來了,一同見證了時代。《思想》出了五十期,聯經也同時來到五十周年,我很高興完成了這件事。」

《思想》1~50期書封,聯經出版。
《思想》1~50期書封,聯經出版。
兩個起點之間

其實在這十八年之前,《思想》還有另一個十八年。1988年,《思想》創刊,但只出版一期就結束了,直到2006年才復刊,走到現在。錢永祥回想三十六年前的臺灣,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來到高潮,校園裡的學生常常參加活動,討論各種問題,對西方最新思潮的接受也是前所未有的熱烈,而《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應運而生的一本翻譯雜誌。「我們動員了很多譯者,選的文章也很好,出版之後大受歡迎,但碰到新的版權法,翻譯必須先取得授權,加上臺灣的譯者也不是非常足夠,所以便無疾而終了。」

《思想》創刊號,聯經出版。
《思想》創刊號,聯經出版。

如果說《思想》在1988年只留下了一個淺淺的腳印,2006年至今便是踏出了一條路徑;腳印雖淺,仍承載著鮮活的、引介新知的意志,遙遙連接到後來重新出發的腳步,而沿著新闢的路徑,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風景變了,翻譯固然重要,但本地的作者更需要平臺,「當聯經的林載爵發行人找我再辦《思想》的時候,臺灣已經變了很多,我們開始找臺灣的作者,並且每期都有專輯的規劃。」

比較創刊與復刊兩個時空,《思想》除了以其重新出發見證了臺灣知識份子的世代更替,背後也掩映著一道凝聚了幾代和理想的人文風景。「1950、60年代活躍的知識份子很多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真正從1949年以後在台灣受教育、成長的知識份子,到1970年代才比較成熟,所以你看《大學雜誌》、《夏潮》那些刊物,作者都是49年之後本地成長的知識份子。當這些人在1980、90年代步入中年的時候,正好有一批1970年代出國讀書的學生回來了,留學生的學術圈開始蓬勃,並且和前一股力量匯合起來,非常熱鬧。有一個朋友就說過,1970、80年代是臺灣的文藝復興年代,就是描述這個情景。再來第三波的力量,就是參與過『野百合學運』的人,他們出國留學後在2000年左右回來,又形成一批生力軍,於是前後幾個世代的知識分子集結,而新一代有新的知識背景,參加過社運也讓他們社會活動的經驗比我們那一代更豐富。《思想》在2006年出來的時機是很好的,那時的知識界,不論學院內外,力量也很豐沛。」

錢永祥為我們梳理了一番《思想》與臺灣思想界的連結,但《思想》從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局限於本土,而是放眼「中文國際」,志在成為一個連結不同中文群體的平臺。

《思想》初期以臺灣作者為主,直到大約2010年以後,才開始出現中國大陸的作者,錢永祥坦言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出版限制較大,有很多精彩的文章找不到發表的機會,便會投稿過來。但這只是被動的一面,《思想》也因應中國的「崛起」,中國大陸作者群的支持,以及華人越來越關注中國大陸發展,而主動調整比例,以每期三分一內容都由中國大陸作者撰寫為目標。除此之外,《思想》也關注香港和馬來西亞,各做過三期相關的專輯,澳門也有一期。作者的構成與主題角度的多樣化,足以證明其做為華人思想交流平台的抱負。對錢永祥來說,中文早已構成一種國際語言,是一個堅實的基礎,既然不同地區的華人都以中文作為共通的寫作與閱讀工具,《思想》也可望以臺灣為基地,來連結彼此。

不同華人群體好像被地域和政治等因素阻隔,但聯繫一直都在。錢永祥便指出臺灣和馬來西亞的關係一直密切,很多馬來西亞華人作為孤懸海外的中華文化繼承者的意識非常強,而年輕華人因為缺乏升學的機會,往往選擇來臺灣讀大學,也造就兩地更頻繁的互動。中國大陸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不論是開會、教學或講學,兩岸知識份子的交流在1990年代便沒有停過,只是後來關係惡化,原來的互動便逐漸斷掉。至於臺灣與香港的關係,20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此前從早期開始,兩地便有一定的交流,範圍也算廣闊,尤其是思想文化的互濟更是可觀。但在香港的佔領中環和臺灣的太陽花運動之後,兩地年輕人有了互相理解以至共鳴的可能,彼此的心情有了類比的可能,更遑論2019年反送中之後大量香港人移居臺灣,港台的文化交流似乎被政治形勢的變化推進了一步。

「我的信念是,這些地方的歷史背景那麼不一樣,各自有獨特的處境和問題要面對,但彼此卻不夠了解,如果能關心多一點,認識多一點,形成一個華人的知識共同體,不是很好嗎?大家的經驗不一樣,正好可以從對方身上學習,但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寧可視線投注到西方,到日本。這不是挺可惜的嗎?對比之下,在西方英語世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有一些原本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他們的寫作者之間透過英文的文化交流、思想匯流就非常精彩。彼此的差異可以成為進一步豐富自己的機會,我希望在華人世界也能藉助於中文做到這一點。」

共同體之難

當然,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距離,阻隔不會因為多少篇文章而消融,「思想」在流通的表面下依舊斷續不明,例如實體書無法發行到中國大陸銷售,只能寄電子檔給作者,又或者發表了一篇書評,臺灣人卻讀不到那本書。但錢永祥在承認種種限制的同時,也沒有失去信心,因為有心人不只一個。有些文章便在中國大陸廣傳開來,例如《思想》目前為止篇幅最長的一篇文章,梁治平先生的〈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七萬字,單獨撐起了第36期的專輯「『天下』作為意識形態」。這篇文章對「天下」觀念進行了精彩的批判反思,雖然在中國大陸不能發表,卻靠著有心人的流傳而備受重視,並持續引發回應和討論。文章也不必長,錢永祥提到上一期(第49期)刊登了羅小茗的〈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小史〉,介紹了文化研究怎樣在中國大陸開始,同樣很難得,有人便分享到微信的公眾號裡,讓更多的人讀到。

《「天下」作為意識形態(思想36)》、《華人左翼思辨(思想49)》書封,聯經出版。
《「天下」作為意識形態(思想36)》、《華人左翼思辨(思想49)》書封,聯經出版。

三年疫情,對每一個社會都造成很大的影響,錢永祥在去年八月解封之後,去北京、上海見朋友,發現他們是不會主動提起疫情的,但如果問起來,他們也願意分享經歷。《思想》便刊出過一篇中國大陸作者寫的關於封控的文章,雖然不是以真名發表,但因為很難得,也就想辦法傳進大陸,果然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但其實時效性、話題性並不是最大或優先的考量。錢永祥指出,不少廣傳的文章,並不是一下子瘋傳,或成為流行熱話,而是慢慢流傳,至於沒有廣傳的文章,既然發表了,就留下了一線聯繫,長遠來講,也為時代留下了紀錄。對此,錢永祥再次引用了他很喜歡的《侏羅紀公園》著名臺詞「生命自會找到出路」:「只要你有心,縱使天網恢恢,還是可以找到出路的。」

網路有助於克服現實的阻隔,但網路也是《思想》必須面對的一個困境。越來越多的人習慣從網路取得資訊,通過手機在虛擬空間閱讀、交流和寫作,而逐漸遠離了紙本這種傳統載體。在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大趨勢之下,這現象似乎很自然也無可厚非。在作者這方面看來,即使很多中國大陸的作者依然看重《思想》而供稿不輟,臺灣作者的來稿卻一直在減少,尤其是年輕一代。錢永祥認為,網路對他們來說更能發揮及時、當下的影響力,相比之下,紙本往往要等一年半載才發表,流通的範圍和效率也遠遠比不上網路。

但網路能否取代紙本刊物?錢永祥並不完全悲觀,他指出網路的公共性表面上很強,任何人都在上面瀏覽、發表意見,但實際上網路同時是一個高度分裂的領域,各個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群體,都在找自己喜歡的東西看,分眾的情況很明顯。「當然,分眾是很自然的趨勢,沒什麼不好,但一個社會、社會中的成員的意識總需要focus(焦點),當社會出問題,影響是很廣泛的,但這些問題卻在分眾的情況下被零散地討論,資訊『巴爾幹化』,困在同溫層裡。而且在網路上寫東西是比較隨性和個人化的,相對缺乏discipline(紀律),所用的語言和所表達的意見,很可能是你不敢、不願意用真實姓名身分和真實面貌在公開場合表達的意見。可是在紙本上發表的話,就必須考慮讀者的觀感和接受,考慮基本的作人的規矩,包括用語的是不是合適,以及主題有沒有得到較完整的陳述,而不會流於發洩情緒,作賤自己,踐踏他人。」可見要把紛陳的議論集中起來,負責任地探討牽涉到更廣更遠的問題,紙本刊物永遠有其存在的必要。

只不過在臺灣這個環境,這種必要性好像沒那麼明顯。錢永祥坦言編刊物最希望的就是文章有爭議性,能引起討論,但他覺得臺灣人普遍不喜歡討論,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就互不理睬,各說各的話,要不就是吵架,無法好好坐下來交流,「碰到不同意見,才是公共生活的開始,要不然就只是一個一個小的私人領域。」與中國大陸,以至現在的香港相比,臺灣明明是更自由的地方,更有討論的自由,卻缺乏討論的文化。錢永祥有點感慨地提到1950年代新儒家與五四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殷海光先生和徐復觀先生雖然也會吵得很激烈,但還是會讀對方的文章,表達對於對方的肯定。

「思想的價值,畢竟在於容納了不同的聲音。」現在這時代喜歡的卻是旗幟鮮明,壁疊分明,「《思想》便經常被標籤,有臺灣人認定《思想》是統派的,在中國大陸卻被視為自由派。」在標籤之間、派別之間的夾縫,思想怎樣才能夠活潑流動、保持開放?

編輯的啟蒙
攝影 / YJ
攝影 / YJ

翻開《思想》,書名頁左下角的「編輯委員會」列出錢永祥和八位編委的名字,乍看之下,人手好像充足,但錢永祥笑言從一開始,《思想》的人力就很有限,因為他和編委都在學術界,要同時兼顧的事務太多,因此當初就打算以季刊形式出版,「但到後來發現一年能出兩三期就很不錯了。」出完四十九期之後,剛好迎來聯經五十周年,為了趕上同渡這麼有意義的「雙五十」,錢永祥一度十分焦慮,覺得已經沒有希望,雖然最終能「完成任務」,回想仍然有點驚險,因為在趕進度的同時,還要等一篇四萬字的文章〈關於目前以阿衝突(阿克薩洪水行動)的基本認知〉,「我並不認識作者,但這篇文章很及時,是中文世界裡少有地把整個衝突的歷史背景講得這麼完整的文章,很值得讀者參考,因此即使出刊時間稍為押後,也要為它保留位置。」

能刊出好文章固然高興,但編輯往往沒有那麼多的主動性。即使想策劃一個專輯,最大問題就是能不能找到作者,「有時辦刊物就像守株待兔,而那隻兔子竟然真的會來。只要碰巧收到合適的或有意思的文章,那只要再找一兩篇,就可以組成一期專輯了,那種感覺還是很奇妙的。」當然,編委們的作用也非常關鍵,比如說在新冠疫情期間,有一個臺灣社會學會的網站,組織過很多文章討論疫情,恰巧有編委相熟,便選了其中一些文章,組成「記疫共同體」這專輯。「這並不是我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每一期出刊,收稿與組稿的過程好像都要講機緣,但把視野拉寬一點,本來每一個時期就會有很多人在同時關注某一兩個議題,只要有合適的平臺,去選擇、整合,自然回應了時代,在割裂、喧囂之中凝聚介入的力量。

聯經五十周年,《思想》十八周年,如果代入人的年齡,《思想》似乎已經「轉大人」了,但錢永祥其實一直在擔心怎樣辦下去,「辦刊物很辛苦,以我的年紀,一早就應該交棒,但年輕一輩好像不太願意接手。而且我們的制度尚未完善,本來應該有多一兩個文字編輯幫忙,讓我和編委可以接觸更廣的知識面。每人都有他的限制,我最大的限制就是我認識的大多是同齡人,對於比我年輕作者比較陌生。」

說起當編輯,錢永祥早在高中時就編《建中青年》,大二接手臺大的《大學論壇》,有志編出能衝撞當代思潮的刊物。之所以有這抱負,源於當年看過很多優秀的雜誌。他看待臺灣歷史的方式就是以不同刊物劃分的,從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文星》、1970年代《大學雜誌》和《夏潮》,《台灣政論》和《中國論壇》到1980年代的《當代》、《人間》,刊物的影響力一直很大,知識份子也是以刊物為中心,形成共同體。他從小就是接受這樣的啟蒙教育,相信一份刊物應該成為一個社會的知識平臺,凝聚社會焦點,下一步才有所謂公共論壇。

錢永祥認為身為一位編輯,要能夠包容、寬闊一點,不能因為自己個人的信念和喜好,讓刊物變成同人刊。但在編輯的過程中,也不能毫無判斷,而是必要時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之下,給作者一些修改的建議,因此跟作者的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期望《思想》這份刊物能做到兩件事:對讀者友善,讓作者覺得自在。」前者,是指作者要想到自己是寫給誰讀的,心裡要有「一般」讀者,避免使用專業語言,文字不可佶屈聱牙,同時必須減少註釋、引文和外文。《思想》畢竟不是學術期刊,而是公共的知識平臺;後者,來稿字數最好在一萬字以內,但幾萬字的長文我們也經常刊登,只要有其「長」的理由跟價值即可;在主題和體例上,則盡量讓作者照自己的意思去寫。「這兩個原則可以理解為讓這個平臺的公共性更強,一方面要區別於學院裡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是網路上隨便的發言,保持在剛好中間最多人可以理解或接受的一個狀態。」

那麼《思想》自己設定的「一般讀者」究竟是誰?錢永祥設定有這樣的一群人,對於《思想》所刊登的大部分文章都感興趣,無論其主題,也不在乎其長短。他認為這樣的讀者,其實就是一般所謂的「知識份子」,與其職業、專長、教育程度的關係不大,重要的是他們除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還關心這個時代的文化走向,關心周遭的各種問題,也關心社會的啟蒙跟進步,關心人類的品質和未來。錢永祥承認他並不清楚這些人在哪裡,但是他願意也需要為這樣的讀者辦這份刊物。

以思想之名,指向未來

「思想」作為刊名,有些人會覺得太老派,但其實日本也有一本《思想》,從1919年辦到現在,上百年始終屹立不搖。又例如西方最著名的幾份刊物,《巴黎評論》、《紐約書評》等,都是樸實無華的名字,卻屹立至今。《思想》從廿一世紀動盪的開場,經歷政局變幻、全球大疫,走到十八歲,雖然不認「老」,錢永祥卻笑言「十八歲不是轉大人,是轉老人了。我只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年輕的副手加入。」

「聯經公司辦這份刊物絕對是賠錢的,我從來不敢問林載爵發行人銷量的問題,他也從不告訴我,但既然他覺得《思想》要辦下去,聯經公司又願意承擔,我想也是一份共同的使命感吧。」的確,驅動著《思想》前行的力量就是一種使命感。紀念「五四」一百周年,追思余英時先生、林毓生先生,是面對歷史承傳的使命感;關注動物議題,做了兩期專輯,回應MeToo運動,以至探討與動物保護相衝突的原住民狩獵權,則是介入現世的使命感。

在第五十期結尾的〈致讀者〉中,錢永祥解釋該期專輯名字「思想的力量:俯仰50」中「俯仰」的用意,除了以「仰不負於天,俯不怍於人」的傳統倫理要求自己,自惕自勉,也為了表達時光荏苒,俯仰之間白駒過隙,與數百位作者攜手留下時代的思想紀錄。這段話,彷彿呼應著十八年前,第一期的主題:「思想的求索」。求索沒有終點,誠如張倫在第50期的文章裡指出,「思想的本質是指向未來的」,我們也不妨回到2006年的起點,以當時的一段復刊詞,祝福《思想》在未來留下更多的見證:「鼓勵中文知識分子,面對這個大變動中的世界形勢與歷史漩渦,忠於知識人的人文理想,為著人性的寬厚與進步,進行自己的思考努力」。

攝影 / YJ
攝影 /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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