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余英時是這代最偉大的思想史家,也是近代用中文寫作最常被廣泛閱讀的史學家」
──克魯格獎褒詞

余英時先生是國際知名學者,也是克魯格獎唯一的華人得主。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在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


先生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並任康乃爾大學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2014年榮獲「唐獎漢學獎」。


余英時先生許多重要作品由聯經出版。1976年《歷史與思想》,為余先生在臺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收錄多篇最具代表性的早年論著,包括轟動一時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以及就章實齋與柯靈烏闡釋中西方歷史哲學異同等。出版至今四十餘年,歷久彌新,影響深遠。


而後,余先生的每部著作在在引發廣泛討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剖析曹雪芹筆下「烏托邦」與「現實」兩個世界的對比與照映,打開紅學研究的新境界;《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申論自先秦以迄魏晉,中國知識階層的發展和演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回應韋伯的命題,探索中唐以降禪宗、道教、儒家的交涉,以及思想與商業發展的互動;《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則對中國思想多項核心論題進行通貫性與斷代性的觀察。


2008年,聯經一連推出四部余先生著作。《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收入余先生多年來英文代表論著之中譯,勾畫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自先秦至當代的發展;《漢代貿易與擴張》考察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並審視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東漢生死觀》探索東漢民間生死信仰的考察,亦論證佛教以前中國的靈魂觀與來世觀;《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則為余先生1978年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執筆的總結報告及每日活動,為當代中國史學情況留下第一手紀錄。


余先生創作力旺盛,往往下筆不能自已,有多次「以序為書」之例。《重尋胡適歷程》與《未盡的才情》,就是余先生應邀為《胡適日記全集》與《顧頡剛日記》撰寫序言而誕生的作品,從生活與生命史的角度,深入兩位重要民國學人的思想與內心世界。


《論天人之際》則為余先生晚年代表作,利用「軸心突破」的分析概念,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以比較文化史的脈絡,重建出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


除余先生個人論著外,聯經也曾出版《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與《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收錄他與門生故舊的互動,展現他多年來作育英才無數,對國際歷史學界的深刻影響。《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則是余先生學思歷程最為完整的紀錄,亦是了解他治學途徑與經歷的入門之作。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先生與世長辭,享壽91歲,但他的論著、精神與人格將會長存不朽,給予未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鼓舞與啟發。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爲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相關著作|在經典中追尋哲人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