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晶　2020年3月4日，寫於武漢

1月23日，武漢封城。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無人知曉。

有朋友建議我寫日記，雖然我有很多顧慮，但還是開始寫了。因為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而我剛好處於一個事件現場，記錄是我最基本的責任。現在回頭看，寫日記是我在封鎖中重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記成為我和別人建立連結的一種方式。

要在一個病毒集中爆發的封鎖之城裡生活，本身就有困難。起初最緊要的事情是保證自己的生存，盡量不讓自己生病。

我一開始毫無頭緒，很多判斷都很當下，就連第一次囤食物都是朋友提醒我的。封鎖中的生活很難有長期的計畫，我甚至不知道第二天還能不能出門。

我沒有想到自己能夠堅持每天寫日記。這大概是我第一次這麼做，至今竟然持續寫日記超過了1個月。

日記是很私密的，一般人不會把日記給別人看。但我寫日記之初就是要給別人看的，難免要向別人做自我暴露，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們都不會輕易暴露自己的脆弱。把日記公開必然會帶來別人的評論，我盡量不去在意。

這是我的日記，寫作裡必然包含「我」。對此，我也盡量克制，因為我寫的不僅是「我」的日記，更是「我在武漢」的日記。這不是純粹的個人日記，而是用日記的方式進行公共敘事。書寫的過程中，我難免會有情緒，有時候寫完日記後都沒有力氣再檢查一遍，發布後的內容裡於是有一些錯別字，還好大家都很包容。後來有朋友幫忙檢查錯別字，真是感激不盡。

我不是一個專門的寫作者，也沒有什麼文筆。沒想到日記意外得到了一些關注和喜愛。我收到很多人的回饋，很多人表示因此了解了武漢的真實情況，也有人從中獲取了力量。

有一天，我的日記沒有在朋友圈發出來，一個網友在晚上11點多發訊息問我：「一直沒有等到妳今晚在朋友圈的發文，妳一切都還好吧？」這太令人感動了。

不過，寫日記後獲得的關注也讓我有不適感。這次疫情中需要關注的人特別多，很多人需要實際的說明，很多人因為得不到救治而死去。我還活著，這讓我有強烈的內疚感。而且，我還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在這座被封鎖的城市裡，能夠寫作也是一種特權。堅持寫作是此刻我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一種方式。我盡力記錄自己的真實感受，也努力記錄我的所見所聞。

被封鎖的不只是城市，還有資訊。我的日記也遭受了封鎖。我無法忽視自己所在的社會，寫的時候已然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但儘管如此，我的日記還是受到了審查， 發在微博上的篇章被限制了流量，無法自動顯示在別人的瀏覽頁面上，別人要專門點進我的頁面才能看到。而在微信上，我也偶爾會遇到文章發不出去的情況，就連把文字轉成圖片都沒法解決。

持續寫日記的過程中，我把自己的微信QRcode公開在網路上，在封鎖中建立新的連結。有人因此向我求助，或者聯繫到我想要捐獻物資的，我就去聯絡可靠的志工團隊，提供一些微小的幫助。看到疫情期間家暴依然在發生，我就和朋友們商量可以做什麼，聯合綠芽基金會，發起了「反家暴小疫苗」的倡議活動，呼籲大家成為反家暴小疫苗，做積極的旁觀者，可以協助報警，可以手抄或列印反家暴倡議書，貼在社區的走廊或電梯裡。

在這封城時期的日記裡，還有很多我的女權夥伴們的智慧。這段封鎖時期之中，我們每天晚上都會聊2、3個小時的天。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友誼。

我的日記，在一定程度上記錄了我們如何一起度過封鎖。

來到武漢是一個巧合，剛來1、2個月就遇到如此浩大的肺炎是個巧合，開始寫日記也是巧合。但一切也並非是巧合那麼簡單。我想也來說一下偶然背後的必然。

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2012年在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參與女權行動，曾給校長寄信呼籲調整學校的男女廁所比例，第二年38婦女節，有些教學樓上的男廁便改為女廁。

行動能夠帶來改變，也是一種自我賦權。

2014年，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我應聘杭州新東方烹飪學校的文案一職，卻因那個職位「僅限男性」被拒絕。於是，我把新東方烹飪學校告上法庭。那是我第一次打官司，而因為就業性別歧視的法律尚不完善，打官司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坎坷。法律規定，法院接到起訴狀後7天內要做出立案與否的決定，然而我花了1個月立案。後來在婦女權益工作者、律師、女權行動者等多方的幫助下，我打贏了中國第一個就業性別歧視的官司。我希望傳遞自己受過的幫助，為其他遭遇就業性別歧視的女性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在助人工作中，我也不斷獲取力量。

2017年，我和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發起了「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致力於為遭遇就業性別歧視的女性提供法律支援。5年間，我從一個求職時遭遇性別歧視，憤而將招聘單位告上法庭的大學畢業生，成為了一名也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女性提供援助的人。

仔細回想起來，我接觸的第一個大城市就是武漢。

我2010年讀大學，在河南的信陽讀書，信陽是一個閉塞的城市。社工是一個實踐性強的專業，但我們基本上都只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2012年，我大三，想要打破現實的閉塞，開始通過網路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時我還沒有自己的電腦，就每天去學校的電子閱覽室，關注了一些社工的平臺、帳號，還看了一些名校的公開課。

信陽離武漢很近，坐火車3個小時左右就到。正巧，當時我看到有一個前沿社會工作實務課程培訓班要在武漢舉辦。我看到消息時，已經過了報名截止日期，但我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打電話過去，主辦方也給了我這個機會。我的舍友聽說我要去這個培訓，都表示擔心，覺得很難核實資訊的真實性。但我想要了解社工實務的決心大過了擔憂，就毅然去了武漢的這個培訓班。培訓結束後，主辦方邀請廣州去的社工參訪武漢的一些社工機構，我便向主辦方爭取一起去的機會。能聽那些社工分享實踐的經驗對我來說十分難得。從那以後，我就開始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而女權的活動是影響我最深的。從小，我就對日常生活的性別不平等有不滿和疑惑，女權主義解答了我的疑惑。女權主義思想具有極強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它也引導我進行自我覺察，覺察自己和社會的關係。

武漢面積有8,000多平方公里，長江和漢水在武漢交匯，將武漢分為漢口、漢陽、武昌三鎮。武昌是政教中心，武漢的高校都集中在武昌；漢口是商業中心，批發和零售集中在漢口；漢陽是製造業中心，汽車、生物製造都在漢陽。我住在武昌，離長江幾百米的距離，江對面是漢口。

2012年之後，武漢開始大規模地興建地鐵，所以我之前來武漢，總是看到很多地方在進行修建工程。於是，這次（2019年11月）來武漢，我便選擇了一個交通相對便利的位置，出入更方便。雖然所處的地理位置便利，但我目前在武漢還是處於一個相對孤立的處境，寫日記讓我打破了地域上的封鎖，讓我有機會和更多人建立起連結。

《BBC新聞》翻譯並轉載了我的日記後，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表達了關心。有的是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也有關注疫情的外國人，他們的關切是我收穫到的意外感動。起初，大家對武漢是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注。然而隨著疫情的擴散，很多國家都有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日本、韓國、義大利、伊朗等國家的情況也已經很嚴峻。有更多人的生活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隨之而來的還有很多社會問題，比如企業破產、大規模的失業、歧視等。

災難本身就能帶來破壞性的毀滅，而如果控制災難的方式不合理，則會加劇災難帶給人的創傷。

這次疫情中免不了會有不必要的犧牲和不公正的死亡。活著的人要如何處理喪親的痛苦、對不公的憤怒、活著的內疚等種種複雜的情感？還有，政府究竟該如何應對災難以及伴隨的次生災難呢？

此外，病毒帶來的恐懼在蔓延，恐懼帶來的歧視、暴力也在發生。很多湖北人在外被隔離，或是受到暴力對待。

克服恐懼不容易，但我們該盡力去了解更多消息，關於病毒的資訊、關於如何防控的資訊，保護好自己，不傷害別人。

在封鎖中，有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了網路，注意到不同弱勢群體的需求，做了大量的志願工作。這是黑暗中的光，照亮著我們前行的路。

能有機會出版我的日記是一種幸運，我也在努力成為一個連結點。

儘管我們在空間上被隔離，但依然可以通過網路建立聯繫、一起行動，在困境中找到掌控感，一起創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