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劉以鬯、西西、也斯如何在小說內回應他們的小香港（個人記憶輾轉）與大香港（文化政治變遷）的讀者，可能會在董啟章相關的香港書寫中，分別找到一點點似曾相識處，可是又不全然是同一回事。董啟章有時候極為嚴肅地對待知識與想像所能推衍的深度與廣度，例如長篇「天工開物」三部曲，尤其到了第三部，真不是容易讀的小說；有時候又可以輕指點染，把人與物，物與城，流動的風景，地鐵路線般穿織隱露，電車上層那樣電掣又貼近，像可以不斷開展的風俗／搜神圖卷，例如「V城系列」這四書：《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博物誌》。

Ｖ城即香港，四書寫在1997到2000年之間，殖民地的「回歸」處早成定局，「回歸」後的陣痛如火如荼，董啟章並未以情感充沛的記憶或者異托邦幻想作為書寫上的鎮靜劑，而是繞了路。《地圖集》的後記即指出：「在歷史的必然面前，小說無可作為。既不能去質疑它，也不該去附麗它。」於是他選擇「不去寫它的當下，而是寫它的過去，但也同時寫它的未來」，從過去與未來的相互紡織中，一個使人能夠真正存活的「更有可能的當下」，也許會慢慢浮現。這也可以視為隨後產生的三書的書寫綱領。

如《夢華錄》以潮物為題材，潮，流行也，浪頭過去了徒留一點螢花，不大確定地掠過時間的野草地，而人對於潮物是癡戀，神迷，乃至於生出異象，真是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繁勝錄》以各個「Ｖ城風物誌修復工作」寫作者的眼光來定義Ｖ城的特質，是未來的目光投向過去，在訪問與閱讀中獲取重構的碎片，每一個碎片都像是類書，同類相濡，不厭其煩／繁，羅列變成樂趣，名字即是真實；比如說Ｖ城乃「政府之城」，尚官僚而重集體，文中詳細列出殖民政府架構，井然的迷宮，秩序的幻陣，反而不若當下（乃敘述者的當下，就小說讀者來說，即可能的未來）的無政府狀態來得美好：「在放任中相互容忍、約束、注視、忽略、幫助、侵害，建立了無政府的秩序，以及有秩序的迷失。」

《博物誌》可能是四書中讀起來最輕盈的，通過使人「物化」，或使物「人化」，在看似幻異的設定中其實直指存在本質。例如愛上克力架先生，可是愛即熱情，你的愛使你的愛人扭曲失形，然而被愛又使人具備自我修復的能力。例如〈蠍子〉一篇，寫人對於恐懼的恐懼，少女的長髮辮和蠍子代表的邪惡與突襲重合了，竟使敘述者在夢中拿石頭砸向少女後腦如同砸殺異教徒。蠍子在此彷彿黑暗種子抽出的芽。董啟章的寫法探向內在，是現代觀點。《聊齋誌異》中亦有與蠍子有關的故事，如大軍開拔至一荒廟，至內殿眾人皆頭痛不能禁，「有大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人皆駭走，最後大火燬廟；又有一篇寫南商有捕蠍販蠍者，「見怒於蠆鬼」，追蹤獵殺，該人雖匿藏於甕中，最後仍然化為血水──雖然也涉及恐懼，卻沒有內心的反觀。

張愛玲曾說年少時愛《聊齋》，年長後反而喜歡《閱微草堂筆記》，〈談看書〉中她說：「覺得《聊齋》比較纖巧單薄，不想再看，純粹記錄見聞的《閱微草堂》卻看出許多好處來，裡面典型十八世紀的道德觀，也歸之於社會學……有時候有意無意輕描淡寫兩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異代的讀者感到震動。」V城四書我以為兼有《聊齋》與《閱微》的好處，寄託遙旨，掩映在地圖的、學術的、故事的、歷史的輕紗背後，假作真時真亦假，虛構的樂趣中埋藏著詩的真實，而使異地的讀者感到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