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彭明輝:學術卓越與產業競爭力的迷思
2012/06/20
研究有三種主要的類型:基礎研究強調學理的創新與突破,應用研究強調既有學理的新應用,而新興國家產業升級與產品創新,所需要的是先進國家既有技術的引進與專利的突破,其重點在於逆向工程而非原創研究,旨趣迥異於歐美的學術研究傳統。

此外,全球頂尖產業的競爭重點是專利,但亞洲新興國家很難突破跨國企業的專利壟斷,其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主要在於技術升級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然而亞洲各國卻盲目模仿美國,強調基礎研究,許多歐美學者懷疑這樣的發展方向對亞洲新興國家沒有好處,只是浪費資源而已。

以亞洲的資電產業與相關學術研究為例,經驗數據顯示:強調基礎研究的「學術卓越」和亞洲各國的產業競爭力沒有明顯關聯,甚至還可能會背道而馳。

美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的最高榮譽是會士資格(IEEE fellow),用以肯定學者的個人學術成就。從二○一○年到二○一二年這三年期間,亞洲各國所獲得的新會士人數分別是:日本四十七人,台灣卅人,香港廿六人,中國廿人,韓國十三人,新加坡九人。如果以每百萬人口所擁有的新會士人數計算,排名是:香港三‧七一四、新加坡一‧八○○、台灣一‧三○四、韓國○‧二六五、日本○‧三六七、中國○‧○一五——台灣的表現都比韓國和日本更亮麗,但是企業的競爭力卻遠遜於韓國和日本;而且日本有許多會士任職於企業界,韓國三星企業也有兩位新會士,台灣則是有三個公司各有一位新會士。

上面這些數據告訴我們:日本大型企業已經躋身全球頂尖公司,有機會從基礎研究獲得利益,因此願意出資進行基礎研究;韓國三星集團仍以製造為主,對基礎研究的需要才剛起步;但是台灣、香港、新加坡和絕大多數的韓國企業的競爭優勢都在於製造,無法從基礎研究獲利,也不需要基礎研究。因此,韓國近年超越台灣的原因不在於「學術卓越」,而在於產業政策的得失以及產學之間的相互配合。

韓國的學術和企業文化都遠比台灣更像日本,政府在戰後刻意栽培三星與現代等大財團來從事全球競爭,學術上則重視資深教授的領導以及和企業的互動。韓國企業不僅出資贊助許多學術界的應用研究,而且把企業的研究中心設在大學,甚至在私立大學占有股份。這些研究的重點都是針對韓國企業升級的需要,對國際學術界較少貢獻,因此韓國學者在國際舞台上不如台灣學者活躍。相較下台灣學術界的研究經費都來自政府,研究內容與國內業界需要嚴重脫節,對於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罕有貢獻。

此外南韓產業發展多元化,半導體及面板約占其出口比重十五%,船舶、汽車、電腦家電及手機分別占出口比重的十一%、九%及七%,石化業亦占相當分量,因此可以充分運用大學各科系培養的人才,也有助於充分就業。而台灣同期間半導體及面板占出口比重已達卅%,加上資通訊產品則高達四十%,政府租稅補貼過度集中於特定產業,使其他科系人才無所用武,造成教育的浪費與其他產業的發展瓶頸。

各國產業發展條件與社會發展目標不同,必須有自己的產業發展策略;學術界的研究與教學是為產業發展和社會目標服務,更沒道理一窩蜂地抄襲國外。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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