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董啟章的《繁勝錄》，不妨與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文化處境結合，而如果讀者感到《繁勝錄》與卡爾維諾的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的手法有一點相近，是由於董啟章在小說技巧借鑒的同時，也透過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潛在的共同語境，參與那共同語境中的討論，由此提出他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繁勝錄》當中的複雜敘述層次，不是一種小說技藝的展示，而是一種必要的回應，特別是對九七回歸前簡化、割斷、單元二分的歷史觀的反撥。

陳智德

無論是喜讀文學、文化史或風俗學的讀者，都會讀過張岱《陶庵夢憶》以及劉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或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書，這些書留下張岱等人心目中那已消逝的地方風物印象，當中不少也混和著他們的個人情感回憶，其意義遠比單純的地方風物記錄要大，因為他們在時代變幻之際，以時代見證者特有的敏感觸角，記錄地方風物，複以敏銳多情的文學筆法寫出景物背後的象徵意義。

許多時，地方風物的記錄只是一種記錄，但對時代變幻敏感者往往透見轉折中的象徵意義。在現代的相關著述當中，可以舉出葉靈鳳1958年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方物志》，葉在該書的《前記》已清楚明示：「這不是純粹小品文，也不是文藝散文。這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將當地的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著自己的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透過香港地方風物的記錄，葉靈鳳期望把香港與中國的固有文化結合，最重要是在其流徙、失根的殖民地生活中，以聯繫祖國的方式得到慰藉。

時代一再變幻，香港的殖民地時代結束於1997年，相關的文學書寫有許多，而透過地方風物描寫來寄喻回歸問題（包括對殖民時代的反思、對「回歸」的種種樂觀或悲觀的想像）的作品，可以舉出董啟章於1997年由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的《V城繁勝錄》、1998年由香港三人出版的TheCatalog以及1999年由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的《地圖集》。以上三書在今年經過重新設計裝幀，連同1999年原刊香港《星島日報》副刊的多篇文章，修訂再版為《夢華錄》、《繁勝錄》、《地圖集》和《博物志》四書，同時加入李智海、楊志恒、梁偉恩和林志恒四位青年畫家所繪插圖多幅，剛於6月份由臺北聯經出版社列為「V城系列」重新發行。

《繁勝錄》、《地圖集》、《夢華錄》、《博物志》四書實宜於一併閱讀，四書內容都是建基於真實的地方風物和人文歷史，而加以變化、虛構出真幻交織的地方風物故事。《繁勝錄》等書為形式創新的小說，當中的虛構性當然有別于葉靈鳳《香港方物志》的真實記錄，但其以文學筆法寫出景物背後的象徵意義則是共同的。四書中文學格局最精微的應是《繁勝錄》。

《繁勝錄》分為三卷，總合而構成以「面」為基礎的城貌和以「線」為基礎的時間作為「地與時」敘述上的兩大軸，作者由此表達他心目中把歷史與地方重置並觀的地方誌史觀。相對于地與時的「兩維」敘述，小說敘述者角度還分別有「V城風物志修復工作合寫者」維多利亞、維納斯等人與「V城風物志撰寫者」劉華生兩種敘述，前者以觀察和「轉載」等較為客觀、間接的方式描寫，有時雜以論述成分；後者以第一人稱講述、訪談的方式描寫，時帶抒情小說筆調，形成史料與故事、大歷史與個人記述、真實與虛構、敘事與抒情的交替並置，作者由此表達他對歷史記述和史料本身的反思，質疑歷史的真實性，同時也發掘「虛構」在歷史論述中的意義和可能性。

如果要仔細析論的話，《繁勝錄》的敘述結構可以十分複雜，除了以上的介紹，還包括兩種敘述當中書面語（現代語體文）和口語（粵語）的分別使用；但其重點都是突顯歷史敘述本身的層次，在記錄地方風物故事的同時，也自我反思記錄方式和語言的問題，帶一點「後設」的意味，資深的讀者不難聯想到卡爾維諾（ItaloCal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等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一書，我想董啟章也有意借鑒當中的手法。借鑒技巧本是平常，這不是特別值得分析的論題，然而當中不只是技巧的問題，我想還可以回溯八九十年代期間，香港文化界或文藝圈對《看不見的城市》一書的接受、閱讀和演繹的過程，並由此，形成解讀本書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80年代中，何福仁、西西、王仁芸、羅貴祥等作家已在《素葉文學》、《香港文學》和《星島晚報》等刊物翻譯或評介過卡爾維諾的作品，包括《看不見的城市》。1991年，由陳耀成導演、黃耀明、顧美華主演的電影《浮世戀曲》在香港上映，其中有一節由一位演員在影片中向黃耀明等讀出《看不見的城市》的英文版小說片段，並談論該小說與當時香港現象的相似之處。1992年，城市當代舞蹈團演出由黎海寧編舞的戲劇《隱形城市》，劇中直接使用了《看不見的城市》的文本演繹為舞劇，同樣暗喻當時香港的處境。簡述以上一段文化史料是想提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界一再譯介、談論以至演繹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不是一種巧合或出於一時的興趣，而是由於人們共同地從該小說對不同城市的想像性描述，聯想到當時香港面對的九七回歸問題，在那人心迷茫的年代，透過該小說，人們獲得啟發，無論對九七回歸的樂觀或悲觀的想像都有所感悟。

因此，閱讀董啟章的《繁勝錄》，不妨與90年代香港的文化處境結合，而如果讀者感到《繁勝錄》與卡爾維諾的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的手法有一點相近，是由於董啟章在小說技巧借鑒的同時，也透過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潛在的共同語境，參與那共同語境中的討論，由此提出他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繁勝錄》當中的複雜敘述層次，不是一種小說技藝的展示，而是一種必要的回應，特別是對九七回歸前簡化、割斷、單元二分的歷史觀的反撥。

卡爾維諾以外，《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對地方歷史掌故的轉述以至變形，既為二書加進民間歷史掌故的參照，而另方面也衝擊著讀者對歷史記載真實性的慣性認知，這兩方面可說都是二書孜孜於實驗小說形式的意圖。其中有關民間掌故的參照，又催使我們回溯殖民時代特別是八九十年代間，香港民間歷史掌故的書寫，包括上文提及過的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以及八九十年代魯金（梁濤）的《香港掌故》、《香江舊語》、《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九龍街道命名考源》等系列著作。魯金的民間角度地方掌故書寫，補充了大歷史論述的不足，尤其在殖民時代歷史教育貧乏的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其研究和考察的方法也深具啟發性，因此當1995年魯金逝世，香港文化界鹹認為是一項重大損失。

《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當中的地方歷史掌故轉述，相信正來自魯金著作的啟發，然後再將之加以變形，融入二書的小說敘述之中，透過真幻滲雜的論述式小說，質疑大歷史論述中的香港故事，反思殖民地一貫的歷史書寫，同時也向葉靈鳳、魯金等上一輩「香港風物」、「香港掌故」式的民間歷史書寫致意。瞭解《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的「前文本」和當中有關的歷史文化脈絡，當會對《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當中頗為複雜的小說形式更加明瞭。

由此，《夢華錄》、《博物志》也可放回九七回歸前後的歷史脈絡去讀，整個「V城系列」的四書除了作為地方風物的小說性記錄，也在那歷史轉折的時代，見證著文化思考的軌跡。整合《繁勝錄》、《地圖集》、《夢華錄》、《博物志》四書來看，值得細味的除了四書的故事、情節內容之外，四書的形式實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我們瞭解九七回歸前人們對歷史論述的疑慮、對形式的重視以及對城市現象的關注，我們也許更會認為，在以小說回應時代的意識上，四書的形式比它們本身的內容有更重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