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英雄／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言：「我必須學習政治與軍事，讓我的兒子有機會學習數學與哲學。他們必須學習數學、哲學、自然史、造船術、航海、商務、農業，才能讓他們的孩子有權利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編織和陶藝。」亞當斯本身是個政治動物（如果當時有這種人的話），但他希望未來的世代可以活進更高的層次。
這本書會告訴你，我們為何應該努力實現這種願望。
政治參與會喚起高貴情操，抑或腐化人心？彌爾與熊彼得的看法
十九世紀的偉大倫理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我們應該選擇有用的政府形式，使其導向最佳結果。他建議我們思考所有選擇的後果。也就是說，在選擇君主制、貴族制、代議制或其他政府制度時，我們不該只看顯而易見的面向（例如：維護自由權利、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也應該思考政府形式對於人民智力與道德的影響。某些政府形式可能讓人民愚蠢而被動，某些則可能讓我們鍛鍊出鋒芒，變得積極。
彌爾認為，參與政治會讓人民更聰明，更關心公眾利益、有知識，情操更高貴。他希望讓工廠工人思考政治，認為這就像讓魚兒看見比海洋更廣闊的世界。他期待政治參與能讓我們的心靈更堅強，而非軟弱。他冀望政治活動讓我們超越眼下的短視近利，以長遠廣闊的視野思考事務。
彌爾很有科學頭腦。在他的年代，世上沒有幾個國家採用代議制，而且即使在那些國家，也只有少數菁英擁有投票權，無法代表人民利益。政治參與在彌爾的時代，通常是讀書紳士的特權。另一方面，彌爾也沒有那麼多支持論述所需的證據，所以大體來說，他的說法算是一種合理但未經驗證的假說。
一百五十多年後，驗證假說的時刻來了。這點之後會提到，實驗結果大體來說是無效的，而且我認為彌爾會同意該結論。大部分常見的政治參與形式，不但並未讓我們更有智識、更為高貴，反而讓我們愚蠢而墮落。這與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看法相當接近：「一般民眾一旦進入政治領域，智力表現就滑落一個層級。面對真實利益，他們分析事情與討論的方式立刻有如嬰兒一般。在政治裡，大家都變回原始人了。」
如果事實偏向熊彼得，而非彌爾，我們就得提出下一個更難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民眾參與政治多深？甚至，政治事務中能讓民眾參與的比率有多高？
民主衰落的光明面
許多民主和公民參與的書籍，都抱怨公民參與程度下降。它們指出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大型選舉的投票率介於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如今即使是總統大選，投票率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六十。中期選舉、州選舉以及地方選舉，更是落到百分之四十。比較完這些數字，作者就開始咬牙切齒，說美國民主的包容性愈來愈高，讓更多民眾坐上政治談判桌，但願意出席的人卻愈來愈少。這些作者認為，現在的公民不再認真看待政治自治的責任。
我的看法不一樣：政治參與度下降是好的開始，但之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甚至應該希望參與度變得更低，而非更高。完美的狀態下，政治只會吸引一小撮普通民眾的注意；大部分的人生命中則是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編織、陶藝，也許再加上足球、NASCAR賽車、拖拉機競賽、閒話家常，或者去Applebee’s連鎖餐廳吃東西。在完美世界中，大部分民眾根本不會在意政治才對。
然而某些政治理論家，卻希望政治能觸及生活中的更多層面。他們希望增加政治討論，認為政治會孕育高貴情操，民主可以讓小市民擁有權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在這些「公民人文主義者」眼中，民主本身就是美好人生的一環，至少也算是一種高尚的願景。
至於兩種解釋何者較接近真實，則部分取決於人性的特質、民主參與對我們的影響、以及大型政治參與可以解決什麼問題——或者產生什麼問題。
民主公民的三種面貌
如今我們不需再像彌爾那樣猜測政治的影響。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早已投注六十年以上的心血，研究民眾思考、應對、決策政治的方式。專家們調查民眾已知與未知的資訊、信念內容與信念強度，以及改變意見所需的條件。除此之外，還研究民眾的頑固程度、彼此結盟的原因與方式、讓人參與政治或採取行動的原因。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一一細述這些研究結果。目前且先容我簡括結論。
民眾在政治意見強度上有所差異。有些人對信念的忠誠有如宗教信仰，有些人則相當薄弱。某些人的意識形態多年如一，某些人換立場只需要一瞬間。
民眾的政治意見一致性也各有不同。有些人擁有整套融貫一致的意見，有些人則會相信彼此矛盾的事情。
民眾心中的政治意見其數量也不同。有些人對每件事都有意見，有些人則幾乎一點看法都沒有。
民眾心中的政治信念，背後的支持證據數量也不同。某些人會用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作為強力證據，有些人只會看新聞。某些人對於政治幾乎一無所知，心中雖有某些信念，但幾乎（或完全）沒有任何支持證據。
對於自己不同意的意見，民眾的在意程度與回應方式也各自不同。某些人認為反對者就像妖魔，有些人認為對方只是搞錯了什麼。有些人相信反方陣營裡至少有幾個人可以理性溝通，有些人則認為反對者都是愚蠢之人。
民眾參與政治的程度與方式也各不相同。某些人對政治的狂熱，與其他人陷入戀愛時的行為如出一轍。有些人會投票，有些當政治志工，有些人參加競選活動，另外一些人則捐錢。不過也有人從未參與政治活動，甚至永遠不會參與。如果國家剝奪了這些人的政治權力，他們也不在乎，或根本不會發現。
上述每一個變項，民眾都各自站在光譜的不同位置；但在本書論述中可以適度簡化。在此，我要把民主社會中的人粗分為三類，分別將其稱為「哈比人」（hobbits）、「政治流氓」（hooligans）、「瓦肯人」（vulcans）。
‧哈比人：絕大多數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在大部分事情上，他們都欠缺固定而有力的觀點，甚至經常毫無任何觀點。他們幾乎不具備社會科學知識。對當下事件渾沌無覺，也沒讀過判斷／理解事件所需的社科理論或社科資料。對世界相關資訊與國家的歷史，他們只有粗淺的認識。這些人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不想花太多腦筋思考政治。美國大部分不投票的人，就是哈比人。
‧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擁有強烈且大半既定的世界觀。這些人可以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解釋其他立場時卻無法讓異議者滿意。他們帶著偏見吞吃政治資訊，努力尋找證據支持心中的政治定見；碰到與自己信念衝突的資訊或反面證據，就刻意無視、避開，或直接反駁。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信任社會科學，但大多片面擷取資訊，且通常只看支持自己立場的報告。這些人無論對自己的能力或知識都過度自信。政治觀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加入政治團體會讓他們自豪。在他們心中，在美國選擇民主黨／共和黨，在英國選擇工黨／保守黨，或在德國選擇社民黨／基民黨，對自我形象的影響就宛如信神的人選擇基督或伊斯蘭一樣。這些人經常蔑視反對者，堅稱其他的世界觀愚蠢、邪惡、自私，或至少受到嚴重誤導。大部分經常投票的選民、熱心政治的民眾、社運參與者、黨員、政客，都屬於政治流氓類。
‧瓦肯人：對於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他們的政治意見幾乎全都奠基於社會科學與哲學。這些人會自我反思，證據不足的部分不敢隨便斷言。他們可以用讓異議者滿意的方式解釋自己反對的意見。這種人對政治有興趣，但卻欠缺熱情，原因部分來自他們努力避免偏見，不讓自己喪失理性。這類人不會認為所有反對者都很蠢、邪惡或自私。
這三種形象都是理想化或概念化的原型，每個人符合的程度各自不同。我們多多少少都有偏見，沒有人能真正成為瓦肯人，但可惜的是，許多民眾的形象卻與哈比人或政治流氓相當吻合。大部分的美國人都屬於這兩者之一，或位於兩者之間。
請注意，我沒有用政治意見的極端程度來分類這三種人。政治流氓未必都是極端人士，瓦肯人的意見也未必折衷。某些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就是瓦肯人，大部分的溫和民眾則可能是哈比人或政治流氓。
大體來說，意識形態也與這些原型沒有必然關係。以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ism）為例，其中就有一部分哈比人。這類哈比人會傾向自由意志主義，或者說容易認同該派的結論，但本身並不思考或不大關心政治，通常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許多（或大部分）自由意志主義者則屬於政治流氓，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身分是他們自我認同中最大的一塊。這種人的臉書頭像是黑金二色的無政府旗，約會對象一定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只讀被視為異端的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經濟學，以及安‧蘭德（Ayn Rand）的小說。但除了這兩種人，自由意志主義者之中也有不少瓦肯。
彌爾假設，讓民眾參與政治便能啟蒙他們。我們可以說，彌爾認為代議制政治的討論過程和政治參與可以讓哈比人變成瓦肯。熊彼得的假設則相反，他認為政治參與會讓人固執己見，讓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
在之後的章節裡，我會檢視各種認為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對我們有利的論述，並一一加以反駁。我堅信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對大部分人的整體影響都是負面的。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哈比人或政治流氓，而且哈比人通常都是潛在的政治流氓。遠離政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