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序

中華民國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完全自由的立委選舉。詭異的是,雖然德國統一及前蘇聯各國自由與民主化的電視新聞,至今依然在我腦中栩栩如生,我卻記不得台灣這件事情在美國曾引起多少新聞媒體報導。很快地搜尋一下谷歌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記憶似乎沒錯:我所能找到當時記載每個主要歐洲國家選舉的英語文章數量,遠比記載台灣立院選舉的更多。

為什麼呢?我猜是因為西方世界雖然有著許多好聽的說詞,但依然把民主制度視為西方的東西吧。

中華民國在過去二十年內,已經發展成一個正常、穩定的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在對立的政黨之間和平轉移,與我們在美國看到的狀況大體相同。

當然,台灣目前的狀況依然異於常態。國民黨是一個國家主義的保守黨,最適合描述民進黨的詞彙則是市場自由主義(market liberal)或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政黨,而那些能夠被歐洲與北美認定為「左派」的政黨,在台灣沒有任何重要力量。此外,我們可以說台灣和新加坡很像,它的存在還一直處於真實的威脅中。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一直在重申自己的國家主義與威權主義,因此儘管在二○一○年經歷了改革並簽署了雙邊協定,我們依然擔心它會不會在某一天吞併台灣。

《經濟學人》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廣受引用的「民主指數」報告(Democracy Index),根據每個國家實現某些民主理念的程度高低,給予零分至十分的評分。台灣在二○一七年獲得七‧七三分,在報告的標準中屬於「有缺陷的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y)。順帶一提,美國、南韓、日本、葡萄牙、比利時也被《經濟學人》評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得到和台灣相當接近的分數。因此台灣的得分在近一百七十個國家中,排於第三十三名。

雖然是「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台灣在選舉流程與選舉制度上幾乎得了滿分,這表示《經濟學人》的研究人員認為該國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真正自由公平的。此外,台灣在保護公民自由以及政府運作上的得分也極佳(沒錯,表現比美國好很多,雖然這大概稱不上什麼成就)。在這些評分項目中,台灣被打低分的則是政治參與度低,以及政治文化被認為有缺陷。

不過這兩個項目比較有爭議。一個優秀民主制度的投票率一定要很高嗎?此外,為什麼我們和《經濟學人》不能認為,人民對領導者與體制抱有一定程度懷疑但並非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優秀的政治文化呢?

我在前一本書《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提到,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尤其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科學家、哲學家、政客,經常抱持一種過於狹隘的公民觀。在這些人眼中,每位優秀的公民都既是素人政治科學家,又是兼職的社會運動者(activist)。換句話說,我們這些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很容易以為自己是優秀公民的榜樣;其他普通人最好變得更像我們一點。

我的看法與此相反。我主張一般的汽車修理師傅因修車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遠比一般選民因投票的貢獻,或一般的社運人士因為從事罷工糾察(picketing)或發起抵制而對國家做出的貢獻高出許多。由於《反民主》這本書,如今我被認為是一個菁英主義者(elitist)。但儘管我對人民政治能力的看法屬於菁英主義,我對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看法卻是民粹主義的(populist)。在我看來,大部分公民彼此幫助的方式並非透過政治參與,而是透過日常生活的活動。

每年我都會開一堂概論課程,討論政治、經濟、哲學之間的關係。我們會花大量時間探究,為什麼某些國家富有,某些國家卻貧窮?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一般民眾,經常假設富裕國家一定佔有地利、擁有資源,或從窮人那掠奪了財富。

但相反地,主流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中大多數人卻認為,優秀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才是確保經濟長久發展的主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乃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或更正式地說,乃是形塑人類互動方式的人為限制條件」。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在解釋經濟成長以及國家貧富原因時,「制度的優劣勝過其他所有因子」。

哪些制度會促進經濟成長呢?由「穩定而包容的政府」實施「法治」,保護「健全的私有財產制度」與「開放市場」的國家,比欠缺這些制度的國家,更可能出現可持續的重要經濟發展。

台灣並非十全十美,但已經是一個令人驚嘆的範例(是我在課堂上引用的範例之一),顯示制度的改善會對各種事情產生多大的正面影響。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廣受引用的歷史資料,台灣在一九五○年的人均GDP低於一九九一年的一千美元(經濟學家討論GDP時,經常以一九九一年的美元作為標準,藉此避免通膨的影響),這表示台灣一九五○年的生活水準還不到一七五○年的二倍。但到了二○○八年,台灣的人均GDP與生活水準卻至少增加了二十倍。台灣在極短的時間內,從「貧窮」國家翻身為真正的富有國家,而且收入分布相對平均,超越了加拿大與大部份歐洲國家的成就。

這是個奇蹟。美國左派民眾不斷表示我們需要消滅全世界的貧窮,但許多人卻似乎對台灣、南韓、日本、新加坡的故事沒有興趣—這些故事都告訴我們,消滅貧窮的並非救濟,而是良好的制度與貿易(不過這句話並不表示我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的一切所作所為)。

如果台灣變得更民主,會不會因此獲益?我不知道。如果台灣開始採用某種知識菁英政治,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模擬神喻使政府」,會不會因此獲益?也許有可能。但至少就我看來,台灣目前並沒有歐洲或美國出現的那些政治倦怠、政府失能、管理不當的問題。

我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和主流政黨支持怎樣的政策有關。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對市場經濟與經濟自由主義抱持友好態度,沒有人想要殺雞取卵。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民眾也記得過去的歷史,明白不能把當下的富足視為理所當然。也許那些好幾代之前就富起來的古老民主國家之所以出現問題,就是因為再也沒有人記得貧窮的樣子,沒有人記得擺脫貧困需要什麼。如果上述這個假說沒錯,那麼我對於台灣未來三十年的政治都相當樂觀。但隨著民主發展的時間更長久,當不再有祖父母一輩能夠記得那段苦日子時,中華民國可能也會面對如今美國,英國、或其他國面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