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初期，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到世界經濟論壇等重大國際高峰會與談判中，反全球化倡議者人數減少到只餘數千人。抗議者代表的利益從西方工會團體到非洲的農民，他們共同譴責全球化的不公平，宣稱它使南北分裂更加惡化。現今我們知道他們是錯的，而他們也知道他們錯了。這正是抗議停止的原因。
「反對」運動──反資本主義、反科技、反全球化──總是失敗。它們並非代表普遍的人性，而是偏狹的短視。缺少貿易的問題遠大於不公平貿易，缺少互聯網連線的問題遠大於數位鴻溝，缺少財富創造的問題遠大於高度不平等，而太少基因改造作物的問題也遠大於企業農耕。數十年來聯合國宣言呼籲對全球經濟重分配所達到的成就，比不上全球化在短短幾十年所達成的。當比爾蓋茲2014年說「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時，我們應該感謝全球化。
未來永遠來得比我們預期快。我們的祖先清醒時不知道世界是圓的，現今我們醒來時知道我們與一個全球網絡連結，任何兩個人間的分隔只有幾度。毫無疑問的，連結帶來更高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但一個我們確知明天依然會和現今一樣的地方，往往不是我們願意待的地方。
如果全世界的人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追求現代化和連結──後者是通往前者的主要通道。連結無疑是一股比世界所有政治意識形態加起來都大的力量。拆解毛澤東大躍進的蘇維埃式公社、甚至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鄧小平，在1970年代推動改革，把中國連結到世界經濟並從貧窮落後一躍成為超級強權。宗教的情況也一樣。在大多數地方，宗教和市場和平共存。宗教復興於印度和中國新崛起的中產階級間，與感激和祈求在全球經濟中持續成功有很大關係。這兩個社會都知道，若沒有連結，他們將不會有多少值得感激的東西。
連結已變成全球社會的基石。畢竟，個人與世界的連結不是透過政治，而是透過市場和媒體。供應鏈事實上體現了我們如何（間接地）感受到彼此：低薪資的亞洲勞工壓低了全世界消費者購買行動電話的價格，凱達組織激進分子攻擊沙烏地煉油廠造成都市通勤者加油費用飆漲，印度和菲律賓的電話服務中心員工解決所有人的科技難題。不管分隔幾度，供應鏈連結了孟加拉成衣廠的勞工與沙克斯第五街的購物者，以及剛果的礦工與在香港機場購買鑲鑽Vertu手機的顧客。沒有任何事物能像供應鏈那樣連結富人與窮人、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儘管這些連結可能很遙遠，我們比較可能關心與我們有連結的事物，勝過沒有連結者。空氣汙染從中國飄過太平洋到達加州，比下沉的太平洋島嶼更讓美國人想到氣候變遷。為西方品牌生產衣服的孟加拉成衣廠倒塌吸引更多注意──和行動──超過很少銷售到海外的中國爆竹廠大火。連結帶來指引我們道德進化的同理心。
供應鏈秩序因此不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幻想的市場統治世界，也不是普世社會主義者的樂園。它是一個演化的現實，我們應建構務實的策略以善加利用，而非撤退到民粹式的神話和古板的論述。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在近一世紀裡鼓舞我們相信現代國家終將提供最好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秩序基礎，但現今有超過五十億人長期未獲得國家政府足夠的服務和遭到忽略。
即使出生在西方的優勢超越出生在其他地理區域，但相對的好運氣已不再掛保證。在歐洲政府裁員導致數百萬公民被迫自力更生時，美國千禧年世代的所得很可能已跌到他們父母幾十年前的所得水準以下。未來將是一個自食其力、而非生而富裕的世界：富裕不是天賦的權利。
將民族社會視為有組織的倫理社群，而與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謂的忽視社群聯結的「市場社會」對立起來，是一種錯誤的二分法。人們不再等待政府提供正義、尊嚴和機會，而是開始紛紛組織新的聯盟──專業、商務和虛擬的──不是為了取代地方社會資本，而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新類型全球社會資本。
全球連結因此是一個進化我們的地圖繪製和道德的機會。我們應該利用供應鏈，而非只是讓供應鏈利用我們。一個根據連結而非分隔所重繪的地圖，有潛力促進我們從「我們─他們」的心態轉變成更寬廣的「我們」人類的身分認同。我們沒有理由走回老路。
在一個全球社會中，道德的試金石是善用連結來達成功利的目的：為最多數人謀求最多的福祉。我們必須把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社會道德的試驗應用在全球規模上，以我們如何對待底層階級來批判自己，並矯正不平等以改善最貧窮者的生活。我們仍有可能把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所說的「壞的」不平等，轉變成能激勵和促進成就動機的「好的」不平等。事實上，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全球化和連結已改善數十億人的生活品質，雖然它們也無可避免地造成高度不平等。
更大膽思考的時機已經來臨，我們該想想如何利用幾近鋪天蓋地的連結以提升大規模人類發展。基礎設施、市場、技術和供應鏈不僅可以在後勤上結合世界，也能推動我們邁向更公平和永續的未來。但未來的路途仍然很遙遠。數十億人仍然沒有道路和電力；糧食仍然匱乏；錢仍然是奢侈品。不良的基礎設施和體制阻礙著供應和需求的暢通。克服這些問題是道德的當務之急。……
建立這種新地球秩序的成本需要數百兆美元，但其利益也同樣龐大，而且只是可用財務衡量的部分。這是一個新興起的全球社會契約：如果我們可以設法把累積的成本由社會分攤（甚至免除），好讓數十億沒有足夠服務或就業不足的人得以釋放生產潛力，我們就能夠在一個遠為富裕的全球社會中集體共享財富。我們對於想要成為何種全球社會並沒有正式的共識，即使我們正加速建構中。我們應該擁抱並塑造這個歷程。
連結也引發一場認知革命，讓我們把全球性當作一個新的基準：每一件事物都有全球面向。西方或東方的概念都不能唯我獨尊，智慧是雙向流動的，介於西方的管窺之見和東方的整體論間、人道主義和科學物質主義間、民主和技術官僚體制間。清華大學的加拿大籍政治理論家貝淡寧（Daniel Bell）指出，和諧是一個可以橋接東方和西方的概念，因為儒家思想認為和諧乃是尋求和平的秩序，但也尊重社會關係中的多樣性。它並非像一般人認為的以畫一為前提。選擇像和諧這種似乎是「東方的」概念做為秩序的新標準，一點也未讓亞洲占上風：在和諧指數排名最高的都是西方小國如挪威、瑞典、瑞士和紐西蘭。這種興起中的全球文化，正隨著兩種全球語言──英語和程式碼──進一步透過軟體和即時通訊連結世界而加深。……
即使是競爭性的大戰略，也能促進一個自我穩定的世界。當美國、歐洲和中國與各自的鄰國投資在基礎設施，促進區域整合和增進全球連結時，它們終究還是──即便不是有意地──對更大的集體韌性做出貢獻。當年為了探求石油，驅使納粹入侵中東、日本人入侵馬來亞，現今我們擁有的能源已經不虞匱乏──沒有石油尖峰，而是「天然氣過剩」。十餘年來，西方人害怕中國會出於帝國主義者的欲望而將原物料視為禁臠，一如19、20世紀時的歐洲帝國一般。然而結果卻是中國龐大的投資加速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資源開採，為世界市場帶來大量的全球供應（甚至供應過剩而導致某些商品價格崩盤，因為中國本身的需求下滑）。而隨著能處理各種從重原油到輕原油的新一代煉油廠興起，石油供應也將變得更有替代性，因為某個供應來源中斷時可以很快被另一個取代。拜發現和技術所賜，現在能源價格是由供需而非卡特爾所決定。
長期來看，連結的競爭能降低我們的集體風險。當資源廣泛分配時，政府較無須憂慮珍貴的原物料來源被切斷而發動戰爭。「資源戰爭」已經沒有必要。
追求戰略連結也以別的方式讓豐沛的全球能源能夠滿足全世界的需求。想想建立新貿易路線和轉運港的競賽。雖然戰術上它似乎是零和遊戲，但實際上北極海開放全年船運加上修築跨歐亞貨運鐵路網，確保蘇伊士運河因恐怖攻擊或區域衝突而突然關閉之時只會對整個系統造成微小的衝擊。互聯網纜線的情況也相同：每年至少有二十次海底纜線因為被鎖定攻擊或意外船錨破壞而中斷，但不斷舖設更多纜線可以有餘裕因應我們資料流動的快速成長。分散式的連結協助我們避免任何單點的失敗。
現今若能做正確的投資，將使2050年地球的九十億人口得以更平均分布在南北半球，同時面對不可測的自然力量時更具機動性和適應力。未來幾十年有許多國家確實可能必須興建新內陸城市，以安置受海平面上升導致沿岸淹水影響的人口。火山爆發和電磁脈衝可能造成飛機停飛，因而需要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高速氣墊船服務。這類投資可能無法立即有商業獲利，但到時候將不可或缺。經濟學家也許會說這是「產能過剩」，但在無法預測的世界中，它似乎較像常識。
一個海岸巨型城市的地球文明應該對維持供應鏈的連續更感興趣，勝過對帝國霸權的興趣。貿易城市想要海岸防衛隊和反恐主義，更甚於占領外國和核子武器。它們寧可有多重並存的關係，而不要單一的超強巨獸。一個開放而混合文化的世界如桑吉巴和阿曼、威尼斯和新加坡，將是一個比歐威爾式巨型帝國更和平的世界。我們應該朝向這樣的都市治世（Pax Urbanica）努力。
未來的每一幅地圖將陸續呈現愈來愈多連結和愈來愈少分隔。至今已超過兩個世代未曾再出現重大的全球衝突，升高的緊張也都被審慎地管理，且因為世界貿易和投資增加而紓解──這些都恰如其分地響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我們花費大量精力在估量國界內部活動的價值，該是時候將同樣的精力投入跨越國界的連結所能帶來的利益了。
沒有比從一個國家─邊界的世界轉變成一個流動─摩擦的世界更關係重大的問題了。我們需要一個無國界的世界，因為我們承擔不起破壞性的領土衝突，因為矯正人與資源的錯置可以釋放不可思議的人力和經濟潛力，因為很少國家提供充分的福利給它們的公民，也因為有數十億人還未從全球化獲得足夠的利益。國界不是對治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解藥；更多連結才是。但如果我們想享有一個無國界世界的利益，我們得先建立這樣一個世界。我們的命運還在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