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月內帶來的疾病與死亡。這次封鎖也迫使中產階級的德國人為了獲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壞了法律，致使他們一個個感到惶惶不安，對權威不抱信任。
一如希特勒所言，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是由英國的海軍勢力所構成的。他相信英國提倡自由貿易只是他們想主宰全世界的幌子。提倡自由貿易能使所有人衣食無虞這樣的虛言對於英國而言是合理的，因為這種信念能打消其他人與英國海軍競爭的念頭。實際上，也唯有英國人能在身陷危機時防禦他們自己的補給線，也因此得以防止食物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英國人在戰時封鎖了他們的敵人─這顯然違反了他們自己鼓吹自由貿易的意識型態。希特勒強調，這種既能確保食物來源、又能避免食物外流的能力，正是一種權力的形式。這種除了英國人以外所有人都缺乏穩定食物來源的狀態，希特勒稱之為「和平的經濟戰爭」（peaceful economic war）。
希特勒明白，德國在一九二○、三○年代未能透過自己的領土餵飽自己，也知道如果德國人盡力嘗試的話就能免於挨餓。德國當時應當可以從德國的土壤中生產出足夠的卡路里來餵飽其人口，只是必須得犧牲一些工業、出口、外幣。要使德國繁榮需要仰賴與英國的貿易，但希特勒認為也可以藉由征服一座規模足以與英國匹敵的陸上帝國來取代這種交易型態。德國只消獲取適切的殖民地便可以維持其工業優勢，並將自己的食物來源從英國所控制的海路轉移到自己的帝國內部。如果德國控制了足夠的領土，德國人便能夠擁有他們所渴求的食物種類和數量，且毋須犧牲德國工業。只要德意志帝國規模夠大，就能夠具備「自給自足的經濟」（autarkic economy），衣食無虞。希特勒將德國的農民浪漫化為拓墾遠方荒地的英雄，而非平和的耕者。
英國人被尊為德國人在種族上的親族與偉大帝國的肇建者。重點是要穿透他們的權力網路，但又不迫使他們予以回應。在希特勒的想像中，從他人手中奪走土地不至於威脅到那偉大的海洋帝國。長期下來，他期望與大不列顛「在瓜分世界的前提下締結和平」。他期望德國能成為世界強權，但也避免「與英國同歸於盡」（Armageddon with England）。對他而言，這是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這種世界秩序的另一選項─某種再全球化（regloablization）─在晚近也曾經實現過。對於幾代以來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和對於希特勒本人來說，陸上帝國的實例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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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會了希特勒需求與欲望是如何彼此交纏，還有欲望是如何因比較而生。德國人不只是為求生存尋求糧食的動物；德國社會也並非只是在難以預測的英國全球經濟中謀求安定的社會。家家戶戶都會觀察其他的家庭─不僅僅是觀察街坊鄰居；拜現代媒體之賜，人們也看得到全世界的其他家庭。人生應當如何過的觀念已不再限於維生、安定乃至於舒適等標準，生活水準已經變成比較性的，而比較則變成了國際性的。希特勒寫道：「現代科技與通訊使人與人之間的國際關係變得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如此緊密，以至於歐洲人不知不覺地將美國的生活當成是他們自己生活的基準。」
全球化帶領希特勒走向美國夢。每位日耳曼軍人的背後在想像中都站著一名貪得無厭的德國女性。美國諺語「和左鄰右舍比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譯按：原文指「跟上瓊斯家（的生活水準）」）意指生活水準是相對的，建立在認知他人的成功之上。在他最尖酸刻薄的時候，希特勒甚至呼籲德國人要變得像蟲魚鳥獸那樣心裡只想著存活與繁殖。但是他隱藏著的幽微恐懼其實是相當男性化的，亦即對日耳曼家庭主婦的畏懼。將自然界的鬥爭圍籬拉得更高的就是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希特勒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德國的殖民語言就已經在玩弄經濟（Wirtschaft）一詞的雙重意涵：同時指家戶（household）與經濟（economy）。德國婦女被指示要將舒適與帝國等同起來。而由於舒適總是相對的，在政治上將殖民地正當化也永無止盡。如果德國家庭主婦比較的基準是瓊斯太太而不僅只是約拿斯太太（Frau Jonas，按：德國姓氏），那麼德國人就需要擁有像美國一樣大的帝國；德國男人就必須在遙遠的前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救贖其種族與地球。而女人則要支持他們的男人，這同時也具現著某種無情的邏輯，永無止盡的、追求更富足的家庭的欲望。
在德國人的心目中，美國是個難以忽視的存在，這也是希特勒認為科學不能解決日耳曼民族最根本問題的終極原因。雖然新發明的確增加了農產量，但是要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話，德國不能僅依賴這個力量。兩國都擁有科技，而可耕地的數量卻是變因。所以，德國需要擁有與美國同樣廣大的土地與同樣高的科技成就。希特勒宣稱永無止盡的土地鬥爭是自然法則，同時他也明白人類想要更加富足的欲望也可以產生恆常的動力。
且如果德國的經濟繁榮只能是相對的，那麼終極的成功就遙不可及。希特勒沉痛地寫道：「日耳曼人的前景黯淡。」但又緊接著澄清：「不論是現在的生存空間還是恢復一九一四年國界，都無法使我們過上與美國人一樣好的生活。」只要美國存在一天，這奮鬥就不會結束，而這表示奮鬥將會非常曠日費時。希特勒將美國視為後起的世界強權，美國的核心人口（「極端純淨無汙染的日耳曼人」）是「世界階級的人民」，他們比留在歐洲的「日耳曼人還要年輕，還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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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寫作他第一本書《我的奮鬥》時，他學到了生存空間（Lebensraum）這個重要的德語詞彙，並且將之挪為己用。從為了生存而永無止歇的種族戰鬥，到主觀上為了得到最高的生活水準而進行的永無止盡的戰爭，這個詞在他的書寫和演講中含括了他所賦予自然競爭的完整意涵。生存空間一詞是以法語的群落生境（biotope）或者住所（habitat）的同義字進入德語系統。在社會語境（而非生物學語境）下，它有另一層意涵：代表家庭的舒適，即某種接近「客廳」的東西。這兩重意義並存於一個字中，更推進了希特勒的套套邏輯：自然無非是社會，而社會又無非是自然。因此，動物為了生存所做的鬥爭其實就無異於家家戶戶爭取更好的生活。兩者都是關於生存空間。二十世紀是為了相對的舒適而引起無止盡的戰爭。希特勒早期的納粹同志之一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給生存空間下的定義是「一個種族必須擁有更多文化、更多的美，否則該種族便會滅亡。」希特勒的宣傳員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將滅絕戰的目的定義為「豐盛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上千萬人可能必須挨餓，而他們挨餓不只是為了讓德國人得以存活而已，而是要讓德國人爭取到舉世無雙的生活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