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的時候，我第一次走進毒氣室。當時，我是參觀我老家附近的哈達瑪爾（Hadamar）「安樂死中心」紀念館 。我記得那天剛好有一場演講，講者具體在談些什麼內容我早已記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講後的Q&A，有位當地的阿嬤分享她個人的見解，說她們當年不知道哈達瑪爾有這麼一個屠殺身心障礙者的地方，演講明顯令她十分激動，或是說那個演講似乎有點冒犯到她，因此她開始幫自己及其他當地人辯護。當她又要談起「我們並不知道……」時，場合的氣氛突然變了，坐後面一點的另外一位阿嬤站起來，開始大聲地反駁前者的言論，她說：「當年，我們誰沒有發現我們鄰居的兒女被帶走！誰不知道那些天天經過市中心的灰色巴士是在運輸誰！誰不知道巴士上山後的黃昏，精神病院的煙囪在冒著煙，全城都是人肉被燒掉的惡味。我們通通都知道！」
至今，德國仍然有不少人不願意面對這段歷史，更不願意面對自己所背負的責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是終結了這七十年之久的謊言：不管是親身前往東歐戰場參與屠殺的幾百萬軍人、黨衛隊、警察，目擊屠殺的民政官員和女性幫手，還是留在家鄉剝奪猶太鄰居財產的德國人，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猶太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遭遇（詳第八章）。即便當年沒有親身參與壓迫猶太人，當時德國家家戶戶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希特勒在書中宣揚他的種族優生學及對東歐「生存空間」（請參考譯序）的渴望，難道還有人能夠對壓迫猶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終結謊言的同時，史奈德並沒有指責當時的加害者，他反而認為，在類似的生活條件及歷史脈絡之下，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成為加害者，這也正是他在本書書名所提的「警示」，而這些條件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論貢獻。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書評中，稱《黑土》不僅是猶太大屠殺的重要歷史著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論作品。確實，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論，挑戰了很多過去對猶太大屠殺的主流歷史論述。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她的經典著作《平凡的邪惡》中，批判納粹德國的官僚體系導致幾百萬人的大屠殺。反之，史奈德認為，官僚體系的衰頹才使得屠殺成為可能。他的核心論點是，在二戰期間，國家制度發揮了保護猶太人的關鍵作用。他主要辨識的國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體系（bureaucracy）、及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從統計數據來看，享有德國公民身分的猶太人，在二戰時期的生存率往往高於東歐國家的猶太人，因為後者的國家制度被德國消滅，使他們喪失國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讓人們得到官僚體系的保護。同時，獨立的對外政策讓納粹德國的邦交國有空間改變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從原先配合德國要求逮捕猶太人，到二戰末期轉向與同盟國合作，選擇不配合德國將猶太人押解送至集中營。公民身分、官僚體系、及對外政策等三個要素，減慢了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速度，最終也阻擋了希特勒殺死全歐洲大陸猶太人的計畫。
反觀，大屠殺得以實行的關鍵前提，是德國鄰近國家政體被摧毀，史奈德稱這個戰略為「國家之消滅」（state destruction）。一九三八年，當奧地利總理宣布「德奧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實質上就毀滅了，並陷入了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宣布合併的隔天，維也納猶太人開始被侮辱，財產也被強制徵收（詳第四章）。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與史達林分別入侵波蘭。按照納粹政權的邏輯，波蘭這個國家從未存在，其法律不僅無效，也被視為從未存在過。據此，波蘭人（包含波蘭籍猶太人在內）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來的權利和保障。對希特勒而言，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過是「次人類」（subhuman）。這樣的邏輯和推論，源於歐洲各國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史奈德將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及其對東歐「生存空間」的追求，放回殖民主義的脈絡裡，並將其理解為一種歐洲大陸境內的殖民主義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