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變了樣的國家（節錄）

殖民地的合作與選擇

殖民地合作是一種複雜又非常敏感的現象──而且不僅是在越南如此而已。我們在之前的越南歷史上，談到中國在越南的千年統治，以及越南本身的殖民擴張，都曾遭遇這類問題。在戰時，我們還會碰上它。葛洛斯（Jan Gross）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殖民地合作時說，這種合作幾乎千篇一律，總是「占領當局驅動」的，征服者迫使被征服者接受條件，否則使用優勢軍事武力，從而建立合作，並透過合作架構進行治理，對地方性選項、忠誠以及各式各樣社會與政治關係造成深遠衝擊。它可能意指為了在艱難且性命交關的情勢中生存，不得不與占領當局合作：值此困苦之秋，被征服者必須考慮養育、照顧心愛的家人，而且還往往不得不在違背本身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這麼做。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征服者由於強迫造成改朝換代，為原本遭到邊緣化的族群提供了政治與社會的晉身階。無論出於有意或無心，新占領當局往往重燃蟄伏已久的爭議，以新方式使原已存在的社會政治緊張情勢更形惡化。最後，合作從來不會靜止不動；占領當局實力減弱、外力干預的可能性增加、或國際勢力變化消長等等，都會造成合作的變化。而每在變化出現時，與占領當局合作以及與之對抗的策略，也隨之改變。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人純以自利為目的而與占領當局合作。二戰時期的法國有這樣的人，世界史上處處可見這樣的人，越南也不例外。

不過，並非所有留下來、在法國占領當局下工作的農民、官吏，甚或那些留下來的王，在一開始都是叛徒。再怎麼說，他們都是被征服的人。法國人壟斷了現代暴力使用手段，而且使用起來毫不猶豫。在本書第二章中，皮耶‧洛蒂描述的那場一八八三年順安大屠殺並非孤立事件。有鑒於這場戰役一面倒的特性，大南軍的迅速潰敗，讓平民百姓只有幾個選擇：或與占領當局合作，或撤入山區，否則可能遭遇身體上的重創。無論是精英與平民百姓都有人反抗（如前文談到的張廷）。但法軍與他們的越南盟友往往以極端暴力對付反抗，完全不考慮這些暴力可能對人命、財物或人民生計造成的影響，一把火將反抗者的村落與寺廟燒成平地。至於那些困在戰火夾擊下的男子、婦女與兒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只能聽天由命了。在十九世紀末的法軍攻擊結束後，里歐培‧卡德耶（Léopold Cadière）神父根據劫後餘生鄉間貧農的口述，寫出他們的困苦，令讀者為之鼻酸：

那些住在鄉下的窮人，那些農民、漁民、伐木工，那些靠森林維持生計的人，活得多痛苦，命運又多麼令人憐憫！夾在叛軍與我們的軍隊之間，他們不知何去何從。我們聽說，金祿市市長「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他的村子」。他是不是就因為沒有提供我們要的情報，而遭槍殺或下獄關幾個月？他的案子是典型範例。撇開國家情感不計，大批可憐的安南人都是時事犧牲品，而他是他們的代表。在我方哨戒人員看來，這些人裡面當然有叛徒、有叛軍、有敵人。但其中也有許多人只因為恐懼而行動或拒絕行動，也有許多人所以什麼都不說，只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楊文美‧伊利約（Duong Van Mai Elliot，譯音）在她的北方家族史作品《神聖柳樹》（The Sacred Willow）一書中，有一段談到她的曾祖父當年年紀輕輕、還是官場新秀時，面對法國征服引發的劇變。作者是否真能洞察她曾祖父內心深處的感受，雖說令人不無疑慮，但楊文美寫的，確實是當年幾十名地方大員必須做成的艱難決定：

我的曾祖父在一八八三年榮登金榜，成為河東省令尹，當法國於一八八四年握牢在北方的控制權時，他的仕途之路展開未久。他終於達到他多年奮鬥、極力爭取的目標。偏命運弄人，在任官不過幾個月以後，朝廷喪失獨立，出人頭地的喜悅也蒙上陰影。他在任上留了三年，但他的心始終不在上面。他以母親病重為藉口，於一八八六年提出辭呈。這是他在職涯中多次辭官的第一次。儘管他一再被迫重返政府任職，或出於無法拒絕的官方徵召，或出於家庭沉重的財務負擔逼迫，或認為自己可以在國家需要他的時候為國家做點什麼，我的曾祖父每次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直到他退休，終其一生，他始終就在當年學者所謂「進」與「退」兩者之間掙扎。身為科舉出身、受過為朝廷與國家服務訓練的他，應該冒著被冠上與法國人串通的汙名之險，加入政府工作？還是說為保名譽無損，儘管出來為官或許能為國為民做一些事，他仍應該抽身政務之外？他還必須為學者們視為人生核心價值的忠誠議題掙扎。他能將對朝廷的忠誠，與對控制朝廷的法國人的忠誠分割，而選擇「進」路？身為官員的他，能在忠於人民、忠於人民福祉的同時，卻不為法國人牟利？

想了解越南人與法國人的合作，還得考慮其他一些理由。越人的政治忠誠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呈現分割狀態。嘉隆在一八○二年統一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時，將曾在鄭主與黎朝任官的官員邊緣化。一些遭邊緣化的精英，由於在法國對阮朝的戰爭中協助或不反對法國人，這時發現他們有機會在法國統治下重拾影響力，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原在北方任官的黃高啟就是例證。他以自己的知識、人脈關係，與民兵、與法國合作，配合法國在十九世紀末年展開「綏靖」行動。法國也對他酬庸有加，將他一路晉升到東京經略大使的高位。若不是法軍占領，黃高啟家族絕不可能在二十世紀成為力能呼風喚雨的政治勢力。此外，許多生活在中央高地的非越民族也發現，若能與法國合作，他們有機會保護自己，掙脫越人幾百年來的殖民束縛，建造一個獨立的新未來。一名孟族人因痛恨阮朝自一八三○年代以來對孟族的高壓殖民統治，而於一八八八年背叛咸宜帝。

 

反抗、君權與選擇

只要從北到南有越南人起而反抗，反抗持續一天，法國統治的安定性與合法性就一天無法踏實。許多越南人起而反抗，而且反抗得很英勇。交趾支那的「綏靖」行動持續了十年，十年期間，法國當局往往遭遇激烈反抗。順化朝廷雖在一八六二年和約中與法國講和，但它無力阻止決心一戰的地方指揮官與官員。在失去最南方的土地以後，幾名朝廷高級顧問力主與法國作戰。其中尊室說更是慷慨陳詞，反對進一步割地，力主備戰。尊室說在朝中的勢力隨嗣德帝健康狀況在一八八三年惡化而漸增。他支持年輕的皇子咸宜繼承帝位。不過咸宜帝僅統治了一八八四年與一八八五年部分時間，就因法國武力強占而失去江山。一八八五年七月四日夜，在法軍攻擊首都時，尊室說與盟友將咸宜帝祕密送出順化，進入附近高地一處安全基地。還是孩子的咸宜帝就在這裡頒發敕令，要官員與學者拿起武器對抗外國侵略者，支持皇帝，重建國家獨立。

這是要全民反抗的呼聲。幾道「勤王」敕令送到北方的東京與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咸宜帝與他的攝政王呼籲各地官員動員地方民眾備戰。皇室第一次公開呼籲民眾造反。鑒於大南的都市化程度原本就低，也因為文官結構仍然存在，將許多受過訓練的中層官員送回他們原本的鄉村與地區，勤王運動透過主客、師生與親友關係，在鄉間引起極大迴響。許多地方官員與學者透過這種關係動員整個村落，也有人用這種關係取得地方默許，為勤王運動提供食物、庇護與兵源。在流亡的咸宜帝於一八八八年被捕以後，反殖民人士仍能繼續推動保王反抗運動許多年，原因就在這裡。

法國官員知道自己必須對付的，不是他們在宣傳中所謂的一群「土匪」與「海盜」。他們也知道，除非能控制越南皇家法統的代表人（不只是仍在順化、成為他們傀儡的同慶帝），整個殖民統治的成功仍無法確保。一名法國軍官說，「在民眾心目中，咸宜帝代表對抗外國人的愛國鬥爭。」殖民戰略顧問賀蒙（Jules Harmand）甚至認定必要時應滅阮朝，他也相信，愛國信念會將人民和官員聯合起來去效忠他們的皇帝，繼續推動反抗。賀蒙儘管口頭強硬，為爭取這些越南精英，卻決心為他們在印度支那營建過程中立即提供特權夥伴地位，原因就在這裡。也因為殖民地高官抱持這種越南愛國認同概念，法國人才會一方面因為擔心殖民地皇室謀反，而設法削弱皇室，另一方面卻竭盡全力運用皇室，相信只要處理運用得當，他們可以將皇室當成活象徵，透過它將這群愛國精英納入他們的統治。換言之，法國共和派可能把他們本國的王剷除了，但對越南，他們有前後一個世紀緊抓殖民皇室不放。

名氣最響、領導反法抗爭前後超過十年的保王派官員是潘廷逢。潘廷逢於一八四七年生於河靜省東泰村，他家世顯赫，遠溯自黎朝起，祖先十二代都做官。他以優異成績通過一八七六至一八六七年的區域與都會科考。在那次科考中，他以嗣德帝出的考題為文，力主朝廷應仿傚日本人進行軍事現代化。潘廷逢雖因為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與尊室說意見不合而一度宦途失意，但之後尊室說往訪中國向清廷求助，並且滯留中國，潘廷逢遂成為勤王運動領導人。

由於事關殖民國法統存續，法國人想盡辦法逮捕潘廷逢、打敗他的黨羽。總督德蘭尼松（Jean-Marie de Lannessan）重用黃高凱，想憑藉黃高凱與他跟保王派的淵源辦成這件事。黃高凱與潘廷逢是早在幼時已經結識的玩伴。一八八五年，黃高凱找來村中舊識，捎了一封信給潘廷逢（潘廷逢的人馬出沒在附近山區）。黃高凱在信中引經據典，用官宦階級的語言呼籲老友放下武器。信中說，抵抗不會有任何成果，只會增加百姓苦難。黃高凱還揚言要挖盡潘氏家族祖墳，並將剛抓到的潘廷逢的兄弟分屍，以為榜樣。潘廷逢接到這封信，顯然表示不屑，向身邊的人保證自己絕不會與法國人合作。他告訴他們，事到如今，只想自己的家人已經不再可能，事到如今，必須以拯救「我們國家所有其他的兄弟」為念。對黃高凱與法國人串通，以及他寫的那封信，潘廷逢表示極度蔑視。他呼籲越南同胞起來反抗，「如果有人把我的兄弟分屍（煮湯），別忘了把一些湯汁送給我嘗嘗。」他做成結論說，「現在我只有一條死路可走了。」

不過，叢林山區的日子畢竟難過。疾病、淒冷與孤獨，不僅削弱了體力也摧殘了心志。許多反抗軍因過於疲累而棄甲返鄉，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有些反抗軍被捕，還有人變節投靠法軍。一八九三年，為重振士氣，勤王軍對黃高凱坐鎮的義安省省城發動全面攻擊。這項行動由於正面攻擊，遭敵軍砲火猛擊、死傷過於慘重而失敗。潘廷逢的核心圈開始式微，法國與他們的越南同路人將潘廷逢的家人下獄，挖了他的祖墳，把支持保王派、或只是涉嫌支援「叛軍」的村民嚇得噤若寒蟬。眼見越來越多反抗軍領導人不支倒地或無心再戰，潘廷逢知道勤王運動已經來日無多。黃高凱察覺潘廷逢可能有意投降，於是立即又寫了一封法國人批准的書信，信中對潘廷逢仍然忠於王室的決定表示讚譽，但再次強調現在必須以百姓福祉為重：「只是忠於皇帝，卻忘了萬民期望的人，又豈能留名青史？」信中又說，潘廷逢如果繼續反抗，「不僅我們的鄉村人口會遭摧毀，我們整個國家都會化為一片屍山血海。」潘廷逢在回信中提醒他這位兒時玩伴，造成這場權力均勢轉型、造成整個國家受苦受難的，是法國人而不是保王派。回信中指出，「我們的山河遭他們一舉兼併，變成異邦土地。這些事件影響整個國家、整個人民。在這項試煉中受苦受難的，不是任何特定地區，也不是任何特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