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節錄)


索馬里(Felix Somary)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但他肯定最不為人知。1881年出生於當時稱為奧匈帝國的德語區。索馬里在維也納大學研讀法律和經濟學,與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是同學,與奧地利經濟學之父孟格(Carl Menger)同獲博士學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索馬里在被占領的比利時擔任央行官員,但他大部分職涯是為富人和機構擔任私人銀行家。1930年代他遷居蘇黎世,在那裡生活和工作直到1956年去世。索馬里在二次大戰期間大多數時候住在華盛頓特區,擔任瑞士的金融事務特使,向戰爭部提供金融事務建議。

索馬里被公認是世界最傑出的貨幣專家,經常被各國央行徵詢有關貨幣政策的建言。遺憾的是,這些央行大多時候因為政治理由而忽視他睿智的建言。

他因為具有在別人自滿時預見金融災難的特異能力,而被稱為蘇黎世渡鴉(the Raven of Zurich,渡鴉喻為智者)。渡鴉在希臘神話中與預言之神阿波羅有關。在《舊約聖經‧列王紀》,渡鴉奉上帝之命服事先知厄里亞(Elijah)。索馬里稱得上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先知之一,他的回憶錄英文翻譯本書名為《蘇黎世渡鴉》。

索馬里不僅比別人早預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還精確地警告這些大禍事會帶來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後果。他活著見證古典金本位制之死、兩次大戰期間的貨幣亂局,以及新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體制。他死於布列敦森林體制結束前的1956年。

索馬里成功預測極端事件的基礎,類似本書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他沒有使用和我們現今使用的名詞;在他參與市場時,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和行為經濟學是多年以後才出現的。不過,他的方法可從他的著作中看到。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回憶錄中稱為「桑札克鐵路」(The Sanjak Railway)的一章,描述發生在1908年的一段插曲,牽涉索馬里想籌辦一筆聯合商業貸款。貸款將用來興建一條從波士尼亞到希臘港市塞薩洛尼基(Salonika,現今的Thessaloniki)。鐵路本身是一項不重要的計畫,索馬里受維也納贊助者所託,想試驗該計畫在財務上的可行性。

提議的路線經過奧圖曼帝國一個叫桑札克新市場的省份。這條路線必須由維也納向奧圖曼政府申請許可。

接下來發生的事讓維也納大為震驚。從莫斯科到巴黎的各國外交部長都激烈反對。索馬里寫道:「俄國─法國聯盟對奧匈申請興建一條鐵路特許的反應,是史無前例的激烈抗議─並且反過來採取政治性的反制,提議興建一條從多瑙河到亞得里亞海的鐵路。」

這起鐵路事件恰好在1912至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之前發生,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早六年。但光從法俄聯盟的反應判斷,索馬里正確地推論世界大戰已無法避免。他的分析是:如果一個無關緊要的事件就能刺激地緣政治緊張達到沸點,那麼無可避免會發生的較大事件勢必導致戰爭爆發。

這個推論是貝氏統計學(Bayesian statistics)的完美例子。事實上,索馬里從一個有關世界大戰可能性的假說出發,在沒有任何資訊的情況下,猜中的機率即為50:50。當發生桑札克鐵路這種事件,它們會被加入貝氏定理數學形式的分子和分母,進而升高戰爭的機率。當代的情報分析師稱這種事件為「跡象和警訊」。到了某個時點,這個假說的強度會使戰爭看似無可避免。貝氏定理可以讓分析師比一般人提早獲得結論。

桑札克鐵路事件類似現今從裏海到歐洲天然氣管的對峙,其中一部分管線可能穿過奧圖曼時代的桑札克。參與的國家─土耳其、俄羅斯和德國─和當年一樣。我們這個時代的索馬里在哪裡?誰是新渡鴉?……

本書使用索馬里的方法─病因學、心理學、複雜性和歷史─重新拾起蘇黎世渡鴉遺落的金融愚行線索。

經濟學是科學嗎?是的,而問題就出在這裡。經濟學是科學,但大多數經濟學家不是科學家。經濟學家的行為像政客、布道家或宣傳家,他們忽視不符合他們樣板的證據;經濟學家喜歡科學的名聲,但不喜歡那麼嚴格。現今疲弱的世界成長可以追溯到這種假科學。……

大多數學界的經濟學家不是科學家;他們是教條主義者。他們抱殘守缺,不肯接受新觀念,並且揚棄與教條抵觸的資料。這種具有破壞性的情況不局限於學界,因為經濟學家占據了央行和財政部等具有很大影響力的職位,他們使用過時的理論不僅影響學術,也摧毀國家的財富。

在下一次金融危機發生前,這個主題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因為影響的層面極其廣大。從上次危機到寫作本書時,美國的經濟已持續成長七年,但速度仍然遲緩。從2008年以來的這個間隔,約略與1987年、1994年、1998年和2008年的間隔相當。危機之間差七年並非固定的間隔,短期內發生崩盤的可能性並非絕對,不過,如果發生的話不應該有人感到意外。

在金融體系如此脆弱和政策制訂者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當災難發生時勢必需要極端的政策措施。本書的目的在於喚起當局重估風險的統計特性,開始應用新理論,並且在太遲前懸崖勒馬。……

在本書裡,我以理論家的身分,應用複雜理論、貝氏統計和行為心理學來研究經濟學。這是一個獨特的方法,還沒有形成經濟思想的「學派」。本書也運用「歷史」。當有人問我經濟思想中哪個既有學派最有用時,我回答:歷史;也就是把經濟活動視為從文化衍生的人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