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節錄)
探究認知失衡下的永恆價值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張中復
做為一千五百年來擴展最為快速的宗教體系,伊斯蘭已成為形塑世界文明價值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事實。除了一神教的信仰本質外,伊斯蘭知識的豐富性與多樣性,遠遠超過一般未曾深入接觸過的人們所能理解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深邃的信仰哲學及其自我體認的積極性,卻能在穆斯林的生活實踐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並跨越地域、國家與族群的藩籬成為一種內化的普世價值,同時也能不斷地將之傳承與延續。因此,很難想像在闡述人類歷史與文明的發展全貌時,如果忽略了對伊斯蘭的正面認知和評價,是不能僅以拼圖少了一塊的模糊概念來概括之,而應是像桌子缺少一隻腳一樣的明顯失衡。
然而,除了穆斯林世界,伊斯蘭的文明話語權始終在解讀全人類相關現象中被邊緣化。這種偏差,是不能用近五百年來西方崛起這類簡單的概念來總結。儘管西方社會在描述其自身文明史或文化史的論述中,對於中世紀時伊斯蘭所代表的知識主體的完整性,及其日後讓西方文明開啟再生動力所產生的承接效應都給予很正面的評價;可是數百年來,一神教的宗教文明觀的詮釋主體似乎被西方基督宗教所壟斷,伊斯蘭一直像是個負面的對照組而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就像一般人對聖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e of Hippo)從五世紀開始奠定基督教神學體系基礎的事蹟不至於太陌生,可是能理解自十二世紀初以來,波斯裔神學家嘎札里(Al-Ghazali)對伊斯蘭哲學以及法學有所重要貢獻的人卻是鳳毛麟角。
今天當我們談及自然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中對人類自古到今的發展總結時,占全人類約四分之一的十六億穆斯林的信仰本質與具體的生活實踐,在某些價值觀的操弄下,往往不是被刻意略過就是被斷章取義。甚至將伊斯蘭貼上保守、落後與愚昧的反文明標籤。原本認為科技發達以及人群互動交流日趨頻繁之際,這種對伊斯蘭文明認知意識的失衡或許能得到修正。但隨著強權所主控下的國際局勢日復詭譎,大眾媒體隨之刻意誤導,加上社群網路的氾濫與挑戰傳統道德價值的共暖效應,以及如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達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推波助瀾,伊斯蘭有時不僅未能擺脫西方強加其上的「綠禍」(Green Peril)負面形象,同時更在當代「仇恐伊斯蘭情結」(Islamophobia)氣氛的挑動下,將這種認知意識的失衡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非理性總結,即伊斯蘭是對人類文明與所謂的普世價值產生威脅的宗教;激進者甚至欲將之消滅而後快。更重要的是這種威脅是來自伊斯蘭的本質,並明顯與西方價值體系產生絕對的對立。
美國學者埃斯普西托(John L. Esposito)在其《伊斯蘭威脅︰神話或事實》(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一書中將這種伊斯蘭式對抗西方式的相對性概念總結為以下三種類型,即:一、原教旨主義對抗現代性(fundamentalism against modernity),二、靜態的傳統對抗動態的變遷(static tradition versus dynamic change),三、企圖以簡單形式的回歸或保存過去來對抗適應現代生活(the desire to simply return or preserve the past versus adaptation to modern life)等。事實上,這些型態並不能涵蓋所有西方社會與伊斯蘭互動下的全部模式,但在威脅論的渲染下,都會被隨意冠上以偏概全式的單向解讀,讓伊斯蘭成為反西方價值的同義語。而這種話語權的失衡與強權政治的操作形成一種反伊斯蘭的共犯結構,並隨著媒體社群力量的擴散而不斷蔓延,甚至成為新興種族主義與排他思想的溫床。
然而,激進與過度非理性的思維總是處在所有陣營光譜中的極端位置,雖不時會從中心方向往外滲透擴散,但願意從理性的角度來檢視伊斯蘭的歷史與當代價值的人應不會是少數。在此類知識的建構與詮釋的過程中,除了伊斯蘭教內知識體系化論述以及教外人學術專研這兩種傳統趨勢外,一種從多面向的理性思維與普及化論述來反思當代「理解伊斯蘭」意義的投入,也成為抵抗威脅論、衝突論等反伊斯蘭情結的一股新興的覺醒力量。其中部分現代穆斯林知識精英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引人注目。
以本書的作者佶亞伍丁.薩爾達爾(Ziauddin Sardar)為例,他出生於巴基斯坦,從小就在英國成長並在當地接受完整的教育。隨後他又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大學學習,並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即二十四歲時完成了前往麥加朝聖的使命。往後薩爾達爾成為英國著名的期刊與媒體如《自然》、《泰晤士報》的專欄作家,並為英國倫敦週末電視、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製作一系列有關伊斯蘭的專題報導。此外,他也在英國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與美國芝加哥東西大學(East-West University)等學府從事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身為作家、學者與媒體人的薩爾達爾,在觀察當代伊斯蘭事務中十分關注穆斯林少數族群權益,以及伊斯蘭政治體制在世俗化過程中所面臨的衝擊與挑戰。這可以從他先後參與英國人權與平等協會(Equalitys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內閣辦公室國家安全臨時論壇(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Forum)的運作,以及曾擔任馬來西亞副總理、著名反對黨領袖安華(Anwar Ibrahim)的政治顧問等事蹟中得到證明。
身為穆斯林公共知識分子的薩爾達爾,在西方理科教育的背景以及對於公眾事務投入實際經驗中,使他深切感受到想要理解伊斯蘭的當代精髓內涵,必須從更為寬廣與系統性的知識結構,以及對這個結構開展身體力行式的學習體驗後才能有所成就。而這也是為什麼薩爾達爾的知識論述有時也會被列為社會建構主義論者(social-constructivist)的緣故。同時,他也強調穆斯林精英也必須做到充分的內部批判與反思,這對理解伊斯蘭的現代性適應與後現代主義趨勢而言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責任。從一九七七年薩爾達爾出版第一本專著《穆斯林世界中的科學與科技》(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uslim World)開始,他就秉持上述的理念,希望讓不同的讀者(尤其是非穆斯林)在具體的知識架構與反思精神下重新體認、理解伊斯蘭的文明內涵,以及從歷史到當代之間它所邁出的坦途與走入的歧路。
值得注意的是,薩爾達爾這部書寫麥加的論著出版於二○一四年,可以算是他著作等身成果中的新著。從薩爾達爾三十年前像億萬穆斯林般走上麥加朝聖之途開始,那分心靈的悸動以及對信仰的回歸,多年來一直沉澱在透徹學理知識與練達人生的交錯裡。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薩爾達爾在人生接近七十的收成期重新解讀麥加的歷史定位與古今糾結,彷彿在告訴世人人心之「欲」,與伊斯蘭之「矩」,就是人類文明天秤中兩個平衡共存的端點,缺一或失衡皆不可。雖然在汗牛充棟的伊斯蘭論述中似乎都會論及麥加,但細讀本書之餘,可以充分體會到的是,麥加「聖城」的神聖性不在於它不可侵犯褻瀆,而是它那種不論是對正道還是邪路都能如大海匯納百川般的絕對包容力。雖然一千五百年來這種包容力一直受到人心私欲的侵蝕與挑戰,但它永遠就像燈塔般企圖導引在黑暗海洋中迷途的船隻。這在人類的宗教情懷中確實是一種永恆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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