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階段，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國師策士》是四部曲的《舍我其誰：胡適》系列的完結篇。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他們之間的不同，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胡適則明白宣示他「苦撐待變」的真諦，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以便一舉反攻大陸，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胡適的反共，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晚年的胡適不是「自由主義者」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新保守主義者」。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新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