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好書金榜 |
|
|
|
|
書目分類 |
|
|
|
|
特價書 |
|
|
|
|
讀者服務 |
|
|
|
聯經文化天地 |
|
|
|
About聯經 |
|
 |
| |
|
|
書摘內容
書名：台灣山岳傳奇  第一篇 傳奇的台灣山史 山在虛無縹緲間 (古早以前) 曲冰遺址 撥開第一重迷霧 以往常有人認為，台灣高山本無人居，原住民之所以進入山區，是受到人口壓力的緣故。曲冰遺址的發掘，證實在兩三千年前，台灣高山已有人類活動的聚落。 台灣的高山，曾經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怎麼樣的痕跡，至今仍是一團迷霧。 從日據時代到近代，學者對台灣高山的研究，大都偏重在高山原住民人類學方面的調查研究，至於高山本身的歷史，則少有人去挖掘關注。 台灣人對台灣高山的過去，是一片茫然，這樣的情形，一直到民國70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陳仲玉在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境內，發現並挖掘出「曲冰史前遺址」後，台灣高山的神祕面紗才初露端倪。 曲冰遺址的發掘，可以說是台灣高山地區史前聚落的第一次曝光，也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高山考古研究，陳仲玉說，曲冰遺址證實了台灣高山地區，至少在兩千七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居住活動的聚落。 曲冰遺址所在的位置，海拔九百多公尺，四周都是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高山，東面更是與三千公尺以上的中央山脈相連。這個聚落相當完整，從房屋、石棺，到水溝系統、石器作坊全都具備，現場也挖掘出上萬件的石器與陶片，說明了這是一個很有規模且成熟的史前人類生活的村落，而且居民前後在此活動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陳仲玉說，台灣過去由於考古研究大都集中在平原地區，對於高山的現象與歷史很不清楚，因此曲冰遺址的出土，對了解台灣古代高山地區的聚落型態，有很重要的價值。 以往常有人認為，台灣的高山本無人居，原住民之所以進入山區，是受到人口壓力的緣故，曲冰遺址的發掘推翻了這種理論，陳仲玉表示，曲冰聚落在二、三千年前即形成，如果說在那麼早以前，台灣即有了人口壓力而促使族群被趕進高山裡以求生存，這種說法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陳仲玉由曲冰遺址而推出的一種假設是，台灣海峽分隔了台灣與大陸後，島上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來自華南或東南亞的移民，他們分別自不同的母地，不同的時間，循不同的路線，一波波地移進台灣，當他們抵達時，就各自找尋喜歡的地形求生，有人定居平原，有人定居丘陵，有人則進住高山地區。 選擇高山聚居，陳仲玉說，很可能這個族群組織規模比較小，或是為了逃避可怕的瘧疾，而不得不以高山為居處，才能讓族群繁衍存活下去。 類似曲冰遺址這樣的高山聚落遺址，在台灣的高山深處還有很多，而由這些高山遺址所引發出來的問題，如：這裡原本住著那些史前人群？他們與現代高山族群有什麼關係？至今都還沒有找到解答，台灣的高山，仍然充滿了未知的神秘。 社商通事 入山的先鋒隊 清朝時期雖有少數不怕死的平地人在台灣高山裡出入，但他們可不是為了登山的樂趣，而是為了官方與經濟上的目的，才冒險進山的。 清朝之前，人類在台灣高山地區的活動情形，幾乎是無法考據的。 據今七百多年前，元代的一位探險家汪大淵在其所著的《島夷誌略》上，曾經記載著大屯山的攀登紀錄，這可能是台灣歷史上可考的首次登山紀錄。 不過，缺乏文獻的記載，卻並不表示早期台灣的高山是人跡罕至的絕境，正好相反，在沒有文字記載之前的台灣高山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台灣原住民的山岳生活史。 從遠自二、三千年前的曲冰聚落，直到清朝有正式文獻記載為止，台灣的高山上一直有人類活動的痕跡存在著，有學者甚至稱這些人為「山岳民族」。 山岳民族中，現今我們稱為原住民的六個族，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魯凱，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們世代活躍在台灣的高山地區，過著半獵半耕的生活，每個族都有自己的活動區域，像泰雅族在雪山、大霸尖山，布農族在玉山，排灣族在大武山等。 一直要到清朝，台灣高山才有了正式的文字記載，但是這個時期的人對台灣高山的描述與印象，都停留在一種浪漫與非科學的臆測，而且說明文字不是過於簡單，就是錯誤百出。 曾經為了調查台灣高山而遍覽古籍的登山專家楊南郡說：「清朝時的台灣人，對於山基本上是毫無概念的，不要談爬山，那是完全不敢想像的事，所謂上山，最多是到丘陵地區走走，至於高山，對一般人來說，根本就是禁區！」 清朝的《淡水廳志》裡有這樣的記載：「……相傳偽鄭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另外《噶瑪蘭廳志》也這麼寫著：「至則其山上，非煙非霧，白氣騰空，其下則四水環山，雖五六月，嚴冷而不可耐……。」從這些清朝文獻對台灣高山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山，是抱著一種恐懼害怕的心理的。 楊南郡指出，從前所謂入山就是入番界，當時的原住民都保有出草獵人頭的習俗，凡有外人入其境，必殺，一般人哪裡敢踏入這個禁地？ 不過，即使在高山是「番人的聖地、平地人的禁地」這樣的環境下，清朝時仍然還是有少數不怕死的平地人在台灣高山裡出入，他們可不是為了登山的樂趣，而是為了官方與經濟上的目的，才冒險進山的。 楊南郡說，這樣的人在清朝時代有「社商」、「通事」、「番割」等，都是辦理和原住民來往貿易或傳達官方命令的人，當然到了清朝後期，為了闢建越嶺古道，也就有更多的平地人進入台灣的高山了。 前進後山 清代的越嶺古道 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深感台灣後山國防空虛，乃投下不少人力，修建了八條連通台灣東西部的越嶺道路。 在清朝統治台灣之初，台灣的高山只有原住民活動的痕跡，一般漢人是不准入山的，這樣的「山禁」情形，一直要到清同治年間，清朝開始修建山中越嶺古道之後，才有所改變。 清同治十三年，台灣爆發了牡丹社事件，日本藉口漁民被殺，向台灣進軍，占領南台灣七個月之久，這個事件對清廷刺激很大，深感台灣後山(中央山脈東部地區)國防之空虛，於是為了鞏固後山的治權，鼓勵漢人移墾後山，以及撫番的諸多目的，乃有開闢多條越嶺道路的計畫。 在清朝所修建的八條古道中，除了北路外，其餘的七條都是由台灣西部翻越中央山脈直至花蓮、台東，所經之處，皆為崇山峻嶺、人煙罕至的高山地區，一百多年前，其開闢工程之艱辛，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在這八條清朝古道中，北路、中路、南路是最主要的三條，對古道素有研究的楊南郡指出，北路就是蘇花古道，中路是八通關古道，南路則是崑崙坳古道，其中南路最早修建、最早完工，但是也最未被利用而荒廢在深山之中，直到去年才被楊南郡所率領的勘察隊發掘出來。 以八通關這條名氣最大的古道來看，從南投竹山越中央山脈至花蓮玉里，全長152公里，穿山越嶺，最高點在海拔三千三百公尺處，據說當年開山總兵吳光亮率一千五百名飛虎軍，花了十一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個令人驚嘆的工程，清廷所投下的人力物力是難以估計的。 楊南郡說，從八通關古道所經之路，上山下溪，均沿稜線溪谷而走，有時落差達三千公尺，其陡峭險峻，實在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且在開鑿過程中，有時「大雨兼旬、雪雨交霏」、有時「六月飛霜」，清兵都得穿皮衣，吃飯時因天氣太寒手發抖，連碗都拿不穩，摔破不少，現今古道遺址處破碗碎片無數，可為明證。 清兵修越嶺道路，得到高山上原住民的協助不少。據日據時代學者鳥居龍藏的記載，原住民曾經被清兵「徵召」參與古道的開闢；楊南郡在探勘古道的過程中，也碰到原住民表示自己的祖父因為曾與清兵共事修古道，因而學會說廣東話。 不過，可惜的是，清朝花下這麼大功夫在台灣高山中開闢出來的道路，實際利用的情況卻很低落，楊南郡表示，一來古道所經之處都是十分險峻的山區溪谷，一般人要走都有危險，更何況是攜家帶眷的大規模移民至後山？另外，清廷對於當初開路時的目標之一──漢人移墾後山，一直裏足不前，並無鼓勵政策，以致一般人對於要翻山越嶺、冒著生命危險去後山，也興趣缺缺。 少人走動，再加上維修不易，清朝的這八條山中道路，在完工之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就因為台政緊縮、台灣割日，而逐漸荒沒在高山蔓草之間，為世人所遺忘，歷經了日據、光復一百多年的時間，直到近年來，才在楊南郡等研究古道的專家考據勘查下，一一重見天日。 從探險到趣味登山 (日據時代的登山活動) 隘勇線前進 日據時代的古道 日本人在台灣不遺餘力的開山築路，目的是鞏固政權。日據時代的理番道路，像蜘蛛網一樣，全面伸入台灣的山地，有原住民部落的地方就有道路，道路所不及的深山高山地帶的部落，則被迫遷村下山，以便控制治理。 在統治政權未進入台灣之前，台灣山中的道路，都是原住民用腳走出來的自然步道，這樣的情形一直要到清朝與日據時代，才有所改變，台灣高山中開始有了人為開鑿的道路。 如果說，清朝開道的目的在於「撫番」，鞏固政治力量，那麼日本人在台灣不遺餘力的開山築路，則是為了「理番」，目的也是鞏固新生不穩的政權。道路，尤其是高山道路，成為政權控制台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古道專家楊南郡說，日據時代的理番道路，像蜘蛛網一樣，全面伸入台灣的山地，有原住民部落的地方，就有道路的開通，至於道路所不及的深山高山地帶的部落，則被迫遷村下山，以便於控制治理。 日據時代的理番道路，楊南郡指出，有很多都是原來平地與山地交界地帶的「隘路」所延伸而成的。所謂「隘路」，是早期在原住民與平地人地區交界處，往往設有隘寮，雇有專人駐守巡防，在隘寮之間、或是平地到隘寮之間的通路，就叫做隘路，隘路遍布全台灣，原本是為防堵原住民而開的。 日本據台後不久，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就實施五年的理番事業，以武力手段，一面打仗一面開路，從台灣各地的隘路開向深山地區，當時稱為「隘勇線前進」，開闢出許多理番道路，現今中橫附近的錐麓斷崖古道，就是當時開鑿出來的，因為是武力開發，所以與原住民多所爭戰，雙方都死傷很多。 從現在仍存的幾條有名的日據理番古道來看，日本人對台灣山地的抓緊政策，是不計代價的，即使投資再高、犧牲再大，也在所不惜。 像北部新竹深山中的「鹿場連古道」，貫穿新竹與苗栗地區，控制了整個台灣北部的山地與境內的泰雅族群；南台灣的「浸水營古道」，從屏東枋寮越中央山脈到台東大武，控制了南部的排灣族與卑南族；中部的「中之線古道」與「八通關古道」，則全面掌握了中央山脈南北各區域，使其中強悍勇猛的布農族與泰雅族無所遁形。 楊南郡說，日據的理番道路可以說就是日本治台的基層建設，不但道路平緩開闊，二輪車可過，並且沿途都設有駐在所、教育所、醫療所，雖然實為控制，但是也的確為光復後的台灣山地建設，打下了基礎。 如今這些日據古道，有些成為登山健行道路，有些則和清朝古道一樣，湮沒在深山荒草之間，楊南郡說：「古道即文化，古道即歷史。」這些歷史所遺留在地表上的痕跡，的確是台灣過去最好的見證。 認識台灣 日本人從山開始 日據之前，台灣是沒有所謂登山活動的；日本據台之後，組織了一批批的隊伍，進入台灣高山的原始處女地，開始了他們對台灣無窮盡的探索，也揭開了台灣登山的歷史新頁。 日本人據台之初，對這塊新領土充滿了好奇，而他們對台灣的了解，是從台灣的高山開始的。 在日據之前，台灣是沒有所謂登山活動的，更不要說以登山為志趣的登山家了，那時廣闊的高山地區都是原住民的勢力範圍，一般人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至於說爬山休閒運動，無異天方夜譚。 這種情況，在日本人進入台灣後，立刻有了巨大的改變。對台灣滿懷新鮮感與好奇心的日本人，組織了一批批的隊伍，冒險犯難，進入台灣高山的原始處女地，開始了他們對台灣無窮盡的探索。 如果我們把大正十五年(西元1926年)成立台灣山岳會這件事，作為劃分日據時代山岳活動的分水嶺，那麼可以說，在大正十五年之前的日據前半期，日本人在台灣高山中所從事的，是一種職業性的登山探險活動；而後半期，則是比較為登山而登山的業餘休閒性質，日人稱之為「趣味登山」。 不過，雖然說日本人一到台灣，就有了探索研究的念頭，但是實際的行動，卻要等到二十年後，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番事業完成，高山理番道路開通，原住民歸順以後，台灣的高山才有了基本的安全保障，讓有志於探索台灣的登山隊伍，可以安心無虞的入山登頂。 日據時代前半期的山岳活動，絕大部分都是帶有各種目的的，登山探險只是一種了解台灣的必要手段，而許多完成台灣各大高山首登者的職業也都和山岳有關，這其中又以地理測量、產業調查、學術研究為三大主流。 日本測量隊為了測量台灣地形、繪製台灣地圖，進入台灣高山勢在必行，這其中最有名的測量師是野呂寧，他不但率隊深入台灣各大高山，本身也是一個很傑出的登山家，南湖大山與大武山的首登紀錄，就是由他寫下的。 日據時代的測量隊南征北討，不但在台灣各高山頂峰打下三角點基石，並且也經由實地測量得知，台灣有比日本富士山更高的玉山、雪山，因而報請明治天皇將之改名為「新高山」、「次高山」，意思是比富士山還要高的山。 而台灣各高山的首登，也是從日據時代才開始有了紀錄。在此之前，台灣高山雖有原住民活動的軌跡，但是卻無人類攀登的正式文字紀錄，日本人一到台灣，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內，便已踩上大部分台灣著名的高山頂峰，像玉山、雪山、南湖大山、奇萊山、能高山等，寫下了人類首登的紀錄，這樣的探險精神與毅力，是讓人不得不佩服的。 從台灣的高山，日本人開始了對台灣的認識，而同時也由此，正式揭開了台灣登山的歷史新頁。 台灣山岳會 帶動登山風潮 日據時代後半期登山風氣蓬勃，台灣山岳會的成立，代表了一個里程碑。台灣山岳會的會址就設在最高行政單位總督府內，所有參與的幹部理事絕大部分都是行政官員，由他們帶領著倡導登山活動，登山熱潮遍及社會各角落。 大正十五年(1926)成立的台灣山岳會，可以說是日據時代登山風氣達於巔峰的一個明證。 日據時代前半期的探險性登山活動，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已經告一段落，台灣的著名高山大都已寫下人類初登的紀錄，日本人對台灣的高山有了基本上的掌握，自此之後的高山攀登，已經不宜再用「探險」來稱之，而逐漸擴及業餘休閒性質了。 登山從探險擴及休閒，從專業擴及業餘，民間的登山風氣因此大盛，這由兩方面可以明顯看出來：一是幾乎各學校與機關團體都設有山岳部，積極從事登山活動；其次則是台灣山岳會的成立，代表了登山人口的劇增與未來發展潛力，已經有必要成立一個正式的登山組織，來做有計畫的山岳活動推廣。 日據時代後半期登山風氣的蓬勃，可以說是由上而下、官領民從的結果。台灣山岳會的會址就設在最高行政單位總督府(今總統府)內，所有參與的幹部理事絕大部分都是行政官員，由他們帶領著倡導登山活動，當然刺激了一般民眾的登山欲望，因此登山風氣一時大開，登山熱潮遍及社會各角落。 從台灣山岳會成立時的宣言，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對登山的重視，以及對台灣高山的歌頌：「登山理應成為一個偉大國民的年中行事，民族的興起多發源於山岳地帶，偉人高僧多藉山靈養育完成其人格，山岳感化人類成就其偉大，並成為土地上精神養成的唯一靈場。」「……回顧本島(台灣)，峻嶺雄峰競峙，……新高次高兩大山彙堂堂相對峙，其景冠於天下，據估計，高度一萬尺以上者四十八座，八千尺以上者百餘座，……台灣實為上天恩惠的山岳之國，而且這些山岳莊嚴偉大，並配有質樸勇敢的原住民，……由熱帶至寒帶，大自然的景觀變化無窮，陸續在眼前展開，是他地無法趕及的獨有特色……」 台灣山岳會成立之後，社會登山風氣蔚然成形，但同時，對於高山的冒險與新路線的探勘，也並沒有停下腳步，這個時期最轟動的一件大事，就是大霸尖山的首登成功。 大霸尖山素有世紀奇峰之稱，它那四面峭壁深垂的孤峙危峰，幾十年來多少日本的測量隊與登山家都不得其門而入，連連受挫，一直要到昭和二年(1927)，才由台灣山岳會的五名隊員攻頂成功，寫下人類首登的紀錄，這在整個日據時代的台灣登山史上，都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台灣山岳會有一個特色，就是學者會員很多，這些學術研究者遍及各領域：氣象、地質、地理、森林、動物、植物、昆蟲、人類學等，他們藉著登高山，進行本身的學術研究，也使得登山與學術結合的結果，造成整個日據時代學術研究的大放異彩，這種「學術性登山」是日據時代台灣登山界很大的一個特點。 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登山風氣的興旺，有人說是「空前絕後」，即使今日也難與相比，而這樣的盛況風潮，台灣山岳會功不可沒。 學術登山 完美結合成果豐碩 日據時代，許多台灣高山的探勘活動，都伴隨著學術性質的調查研究，當時幾位知名的學界大師，本身也都是爬山探險高手，他們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全是靠著探險台灣高山而獲得的。 日據時代的台灣登山活動有一個特色，就是登山探險幾乎等同於學術調查。 這個時期，許多台灣高山的探勘活動，都伴隨著學術性質的調查研究，當時幾位知名的學界大師，本身也都是爬山探險高手，他們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全是靠著探險台灣高山而獲得的。 這種結合了學術與登山的學界大師，無論在地質、動物、植物或是人類學各方面，都有代表性的人物，像植物學的早田文藏、佐佐木舜一，人類學方面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地質學方面的佐佐保雄、富田次郎、鹿野忠雄等，都是學術及登山兩方面的傑出好手。 拿鳥居龍藏來說，他前後來台五次(一般記載都認為鳥居只有來台四次，但據鳥居研究者楊南郡的考據，鳥居實際來台次數是五次)，進行全台灣原住民的調查研究，其中第四次在台停留的時間最長，不但自阿里山攀登玉山頂，並且還橫越中央山脈，在山區裡整整活動了九個月，徹底調查了台灣西部山區與東北部的原住民族群，這種冒險犯難的大膽行為，是當時對台灣高山畏懼如虎的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但是鳥居龍藏也因此而記錄下台灣高山族群在尚未接觸外來文化之前的真實原貌，他的研究論文成為後來研究台灣土著族群最重要的資料。 鳥居龍藏的助手森丑之助，更是一位被稱為「大探險山岳家」的人類學者，他因為醉心於原住民的研究，在台期間幾乎每年都要前住中央山脈深山進行調查，短則一、兩個月，長則半年、一年，還有一次不知所蹤達兩年之久，可見他對台灣高山狀況了解之深與對原住民研究的入迷程度，現今省立博物館中大部分台灣高山族早期的標本文物，都是他所採集來的。 但是要談到結合學術與登山最高的典範，恐怕就非鹿野忠雄莫屬了。這位集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與人類學各種專長於一身的學者，對於台灣高山路線的開拓更是貢獻良多，他不但曾寫下許多台灣高山的首登紀錄，並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縱橫台灣各大高山地區，獲致地質學、生物學、原住民各方面豐富的學術成果，這種成就是教人驚嘆的。 日本學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著生命的危險進入台灣高山，然而台灣的高山也的確從未讓人失望，提供了這些日本學者珍貴無價的學術珍寶。 楊南郡就說：「台灣高山是知識的寶庫。」對於台灣的學術研究者而言，走入高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台灣幾乎四分之三是山地，植物、動物、原住民皆垂直分布於高山地區，要研究這些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的知識，不入高山無異紙上談兵。 曾有外國人說：「台灣是地理學的教科書」、「原住民最佳的實驗室」，都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台灣高山的可貴性，而日本學者在日據時代所累積的輝煌學術成果，更是這兩句話最有力的註腳。 小女子 首度登上新高山 在五、六十年前的日據時代，一批年方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在老師的鼓勵帶領下，完成登玉山的壯舉，成為台灣第一批踏上玉山頂峰的女子，並且在當時的社會上造成轟動。 1990年代的今天，要登玉山已經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但是想想，在五、六十年前的日據時代，一般人想上玉山，還非得有些本事不可，更何況是年紀輕輕的女孩子。 然而，當年就有這麼一批年方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在老師的鼓勵帶領下，完成了登玉山的壯舉，成為台灣第一批踏上玉山頂峰的女子，並且在當時的社會上還造成轟動，她們爬玉山的過程被全程拍攝成電影，公開放映時，吸引了大批人潮圍觀。 當年這群女學生之一的林蔡娩女士，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了。提到這段「當年勇」，身體依舊健朗的林蔡娩笑瞇瞇的說：「那真是一件令人懷念的事呢！」 林蔡娩回憶道，當時她在台北市第三高女念書，學校裡的老師大橋捨三郎很喜歡爬山，是台灣山岳會的理事，常常帶著學生去爬台北附近的山，像七星山、大屯山等，後來他靈機一動，想到從來沒有女性爬玉山的先例，便向學校建議，由第三高女的女學生來實現這個創舉，校長也同意了。 要爬玉山，並不是全校性的活動，也不是強迫參加，而是志願報名，林蔡娩還記得，當時總共有三十多人報名，她是其中之一。 報了名，學校還要選拔體能夠格的人，所謂的「測驗」，就是由當時台北的北門走到南門、再走到東門，繞著台北城團團轉，走完這幾十里路後，再量脈博、心跳，體力不足或腳力欠佳的人就被淘汰，最後只有十二位女學生入選。 十二位女學生，加上山胞十位、警察三位、老師三位、照相師一位、電影師一位，這就是第一批女學生爬玉山的全體陣容，一行人浩浩蕩蕩，沿途還有記者發新聞，在當時社會頗引人注目。 林蔡娩說，那時的社會很保守，女孩子不許穿長褲，所以這群女學生全都穿著裙子爬玉山，這恐怕也創下了一個紀錄呢。 在山胞與警察的護衛下，加上沿途走走停停的拍電影、照相，林蔡娩說，玉山爬起來一點都不辛苦，而且那時候行李、背包全由山胞負責，每個女生只管爬，輕鬆得很，「反而後來再去爬玉山，東西都得自己揹，才累！」林蔡娩這麼說。 成為第一批上玉山的台灣女子，林蔡娩少女時代的壯舉，也埋下她日後愛山、爬大山的癮頭，後來台灣光復，林蔡娩三、四十年間爬遍台灣的三尖五岳，玉山更是上了十幾次，但是看著昔日第一次爬玉山的老照片，相片中那群梳著辮子、穿著裙子、手拿拐杖的天真少女，站在玉山上燦爛微笑的模樣，林蔡娩仍是無限懷念：「畢竟，那是我第一次爬玉山，讓人難以忘懷！」 望山興嘆 台灣人無緣參與 日據時代的登山活動，操控在日本人手中，台灣人最多只能爬爬近郊的小山。 日本人在台灣五十年，開啟了台灣登山運動，也寫下許多空前絕後的紀錄，這段期間，台灣所有的知名高山都已踏上人類的足跡，所有的登山路線都被試走過，台灣的高山，可以說已經經由日本人的探險經營，打下了日後登山活動的基礎。 不過很遺憾的是，在日據時代這蓬勃熾熱的山岳活動中，身為次等國民的台灣人卻無緣參與，社會上山岳活動的幕後推動者──台灣山岳會，也都是由日本人所控制，沒有台灣人的會員。 台灣登山界大老蔡景璋，今年八十七歲，他說：「日據時代，台灣人一來貧窮，二來受限制，那能參加山岳會，連登山的機會都沒有！」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蔡禮樂，今年七十三歲，是最早參與登山活動的台灣人之一，他說：「日據時代的登山活動，的確是操控在日本人手中，台灣人最多只能爬爬近郊的小山。」 蔡禮樂指出，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登山活動，在日據時代是涇渭分明的，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組織，台灣人有台灣人的組織，而且這也是日據末期、光復前夕的事了。 日據時代的登山組織，全都集中在台北，總共有三個，「台灣山岳會」勢力最大，影響面也最深，而且是半官方性質，會員大都是政府官員與學者，比較是以探險、研究性質的態度來登山；而一般以休閒健行為目的的登山活動組織，則有「趣味登山會」與「萬華登山會」兩個。 蔡禮樂說，趣味登山會是日本人的社團，萬華登山會才是台灣人的登山社團，那時候大約有一百多個會員，主要是爬爬台北附近的郊山，至於名岳高山，那是只有日本人才能爬的，一般台灣人是申請不到入山證的。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的光復前夕，日本戰事吃緊，整個台灣的登山活動也日漸蕭條，三個登山組織遂結合為一，總稱為「台灣山岳會」，以集中各方的力量。 台灣山岳會一直要到日本戰敗之際，才終於接納台灣人為會員，不過蔡禮樂表示，兩百多名台灣山岳會的會員中，台灣人不到十分之一，大概只有十多人，而這十多位台灣會員，在光復之後接收了日本人的台灣山岳會，延續了台灣登山活動的香火，也成為台灣最早期登山界的元老主幹。 總之，日本據台五十年，登山在台灣都只是一項日本人專屬的活動，台灣人在其中，是沒有置喙的餘地的。 從沉寂到興盛 (光復後至今) 老社團 傳承一脈香火 光復後，台灣人接收了台灣山岳會，保留下台灣登山界的一脈活火。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日據時代台灣熱騰騰的登山活動畫下了一道休止符，隨著「台灣山岳會」的日籍主要幹部紛紛準備回日本，台灣山岳會這個日據時代最重要的登山組織即將面臨解散的命運。 現任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蔡禮樂回憶道，雖然台灣山岳會是日本人的組織，主要會員也都是日本人，但是過去幾十年所累積下來的山岳資料、圖冊、甚至財產，都很可觀，如果就此解散消失，是台灣登山界的一大損失。 因此，包括蔡禮樂在內的十多位台灣會員，在光復初年就要求接收日本人的台灣山岳會，繼續在台灣推動登山活動，日本人也同意了，蔡禮樂還記得，當時台灣山岳會的總幹事平澤龜一郎不但勉勵他們說：「真的要做，就專心的去做，心血不要浪費了！」而且還把一根登山手杖與一條登山繩交給他們，當作一種交接傳承的象徵物。 台灣山岳會由日本人手中交到台灣人手中，象徵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與新時代的開始，不過蔡禮樂說，那時候兵荒馬亂的，加上人手又少，交接之際匆忙草率，發生了幾件讓人遺憾的事。 其中之一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山岳會，在全台各地都有不少良田財產，但是戰爭時敵機轟炸，把收有台灣山岳會田地契約收據的辦公室給炸掉了，後來光復後，因為沒有收據，台灣山岳會也就沒辦法追討回這些財產。 此外，還有一件更讓人扼腕的事，那就是作為日據時代探險與學術研究重鎮的台灣山岳會，幾十年下來所累積的台灣高山研究資料、地圖等，都是最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光復之初由平澤龜一郎保存著，「有一大倉庫那麼多」，蔡禮樂這麼形容。 可惜的是，蔡禮樂這些台灣山岳會的中堅幹部因為人少事多，一直拖著沒去平澤龜一郎處拿取這些資料，等到民國35、36年間，二二八事件發生，社會上一片風聲鶴唳，留滯在台的日本人也怕被波及，竟然一把火把台灣山岳會這批資料全給燒了，蔡禮樂至今提起這段往事，仍頓足嘆氣不已：「實在是太可惜了，都是我們一時的疏忽造成的，實在慚愧。」 台灣人接收後的台灣山岳會，改名為「台灣省山岳會」，發起的十多人都是日據時台灣山岳會的台灣人會員，像黃春生、蔡禮樂、謝永河、周延壽、柯文德、藍蔭鼎等，由於這些山岳大老的努力奔走，台灣山岳會才得以從日據時代跨入國民政府時代，保留下台灣登山界的一脈活火。 台灣山岳會從民國三十四年接收至今五十年，名稱不斷更改，如今叫作「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蔡禮樂說，如果把日據時代那段時間都算進去的話，這個台灣登山界最老的社團，恐怕也是台灣現存最老的社團。 四十年代 關卡重重難登山 四十年代政府對爬山的人管得很緊，不但爬山要申請入山證，像烏來附近都關卡重重，而且還要翻查登山人隨身帶的東西，「比日本人還要嚴！」 與日據時代蓬勃熱鬧的登山風氣比起來，四十年代光復初期的台灣登山界，只能用「蕭條沈寂」來形容。 這個時期，台灣登山界剛從日本人手中接下了「台灣山岳會」，改名為「台灣省山岳會」，但是總共的會員就那麼十幾二十人，加上經費短缺，推動登山活動困難重重，而且社會上正處於戰後空虛匱乏的局面，一般人那有心思去爬山？於是從日據時代開啟的登山運動，至此只能暫告停頓，一切從頭開始。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蔡禮樂說，二二八事件那幾年，台灣省山岳會的活動都停下來了，一直到民國三十七年左右，才從爬爬台北附近的小山開始，重新出發。 四十年代，台灣社會普遍貧困，許多人連肚子都填不飽，對於山岳會的人還有興致去登山，感到不可思議，登山界的一些元老就記得，每回出去爬山，都會被鄉下人譏笑，說他們吃飽飯沒事幹，跑來山野間受折磨。 蔡禮樂說，那時候爬山也真克難，穿的是露出五趾形狀的「Tabi」鞋(礦工鞋)，登山裝備也是美軍用品的登山背包與睡袋，因為一般人都沒錢也沒閒去爬山，山岳會的會員大多是生意人，比較有自由和財力從事登山活動。 不過，雖然民生疾苦是這段時期登山風氣沈寂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因素，那就是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深深壓抑了台灣登山活動剛冒起的小芽。 台灣登山界大老蔡景璋說，早期爬山，限制一大堆，不但申請爬大山很難，連帶什麼東西入山都限制重重，查得非常嚴，像照相機、望遠鏡都是不准攜帶的，害得他們酷愛攝影的「岳人」，為了拍下早期台灣高山難得的美景，都是把照相機偷偷藏在隨身帶的米袋裡，才得以矇混過關。 蔡禮樂也說，那個時代政府對爬山的人管得很緊，不但爬山要申請入山證，像烏來附近都關卡重重，而且還要翻查登山人隨身帶的東西，「比日本人還要嚴！」 對於這群吃飽飯沒事幹、竟然有志登山探險的人，四十年代的國民政府的確是充滿了不信任，蔡景璋說，那時候常常申請爬大山被拒，理由竟然是「山中危險，有虎有熊出入，不宜入山」，事實上，爬了四十多年山的蔡景璋說：「山上常見的只有山羊、野鹿、猴子，根本安全得很，阻止大家爬山，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山間諜」出沒 閒話少說 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氣氛，也深深影響台灣登山界，帶給登山者很大的壓力，那時候，爬山不能隨便亂說話，因為可能有「山間諜」。 台灣光復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登山的風氣一直沒辦法打開，爬山人口極少，攀登大山的紀錄更是寥寥可數，幾位登山界的元老如蔡禮樂、林文安、蔡景璋、邢天正、謝永河等，在困難的環境中開拓堅持，慘澹經營，總算替這段登山界「灰色的早期」留下了一些歷史。 在民國四十多年的時候，台灣大部分的山區都沒有開出林道或公路，所以爬山的人都必須走上比今天多好幾倍的路，才能到達登山口登山，蔡禮樂說：「那像現在，車子直直開到登山口，當天就可以來回了。」像當年要爬合歡山，得從埔里走起，足足要走六天。 因為路長又不好走，所以早期登大山，一出去就得要十天半個月，所需要帶的糧食、裝備也很驚人，因此都必須雇請山胞，一方面是當高山嚮導，一方面是當挑夫。 最早時，蔡禮樂說，雇山胞不用錢，而是以火柴、食鹽、米酒等東西抵工資，到了後來，開始付現金，一人一天四十五塊左右。 蔡景璋也說，早期沒人爬山也是有原因的：「你想想看，一出去就要十幾天，雇幾個山胞又得花上一大筆錢，再加上體力條件的限制，登山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夠辦到的。」所以，他估計「這個時期」台灣的登山人口，「大概幾十人，不會過百的。」 不過，這段時間倒是有一件事，讓登山界很印象深刻，那就是大約民國四十五、六年的時候，因為蔣經國擔任主任的救國團想將登山納入青年自強活動中，於是就請山岳會的幹事帶著阿兵哥上玉山去勘察一番。 蔡禮樂是這次玉山探勘隊的成員之一，他回憶道，當時大概有九個阿兵哥，其中也有教官，都帶著槍，沿路勘察地形路線，最後爬上山頂時，還有人對著天空發了一槍，大呼：「反攻大陸！」 台灣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氣氛，也深深影響登山界，帶給登山者很大的壓力，提起這些事，蔡禮樂就有氣，他說：「登山風氣萎縮，受政治的影響很大。」 那時候，要爬山，處處受刁難，警務處不發入山證，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且爬山還不能隨便亂說話，因為可能有「山間諜」。 蔡禮樂說，那時經常會有些來路不明的陌生人，出現在山裡面，當時爬山的人因為人少，彼此都很熟，而這些陌生人出現個一、兩次後，就消失無蹤，後來再去打聽，才知道他們原來是派來「臥底」，打探登山人底細的。 怎麼能夠確定這些陌生人是間諜呢？蔡禮樂很有把握的說：「愛山的人，再忙也會經常來爬山，那像這些人，出現一、兩次，就不見了？」 不爬山的人，的確很難想像爬山的人為什麼要費盡千辛萬苦，跑到這荒山野地來，不是為了集會聚眾、造反作亂是什麼？所以，這就產生了五十年代的「山間諜」。 中央山脈大縱走 空前壯舉 民國六十年十月間，台灣登山界眾志成城，以三十二天的時間，爬完中央山脈六十座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的空前壯舉，寫下了史無前例的紀錄，同時，也開展了其後台灣日漸蓬勃的登山風氣。 台灣登山界在民國六十年十月間所完成的中央山脈大縱走，不但是一項空前絕後的創舉，並且也為沈寂多年的登山運動打開了一個蓬勃的局面。 這個活動最初的想法，是為了慶祝開國六十年，不過早在五十年代時，台灣登山界就已經有了縱走中央山脈的念頭，無奈這是一件耗費人力、財力不菲的任務，加上當時山地交通未開、高山尚有多處尚待勘查，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民國六十年，中橫公路已經開通，整個中央山脈的大山也都被山友走遍，至此縱走中央山脈的時機已然成熟，藉著建國六十年慶祝活動的提案一出，整個登山界都全力響應。 不過雖然說時機成熟，真要執行起來，縱走中央山脈這項壯舉所需投入的時間、金錢與人力，還真是無法想像的驚人，現任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長蔡禮樂就說：「中央山脈大縱走，這七個字乍聽容易，真正攀登經過，卻是難乎其難！」 蔡禮樂表示，平常爬一座高峰，都要在人煙絕跡的深山中，花上好幾天的功夫，而且還得事前有良好周密的準備，更何況中央山脈是台灣的屋脊，危峰密接，高聳雲天，沿途多是斷崖絕壁，攀登不但吃力，而且驚險異常，北自南湖北山，南至卑南主山，時而上陡坡，時而下危崖，全程直線距離就達三百公里，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著名的就有六十多座，不慣登山的人，真會嘆為觀止。 當年中央山脈大縱走計畫，是分為「藍」、「白」兩隊，分別自中央山脈兩端啟步，最後在中央山脈中段的七彩湖會師，預計以三十二天的時間，爬完中央山脈六十座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 今年已八十七歲的山界大老蔡景璋，是當年白隊的隊長，他提起那次壯舉就有說不完的感想：「我本來是不要去的，因為當隊長一上山就不能下來，要在山上足足爬上一個多月啊！」 兩個主隊隊員共七人，這七個人是主爬者，是不能下山的，其他的輔佐隊則是每十天換一批，專門負責主隊糧食裝備的後勤補給工作，另外還有山胞嚮導組成的服務隊，負責嚮導挑夫的重任。 中央山脈的高山，過去雖然都有人攀登過，但是都是分段縱走，從未有過像這次將中央山脈整個從頭至尾、一氣呵成的走完，對於參加的隊員而言，可以說是體力耐力最嚴酷的考驗。 所有參加過中央山脈大縱走的成員，至今都難以忘懷當年那一個多月的山中時光，狂風暴雨、迷路歧途、危崖斷壁，各種苦頭可以說都吃盡了，但是艱苦的代價也是無比甜美的，當藍白兩隊最後終於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半於七彩湖相會時，那歡聲雷動的場面，至今仍深刻印在每一位參加者的腦海中，當年的一位隊員曾這麼寫著：「當時，鞭炮、擁抱、照相，全部人員都在歡欣陶醉狂舞之中，參加的隊員們，個個都披頭散髮，長鬍子，首如飛蓬，消瘦如柴，面若炭球。」 蔡景璋如今想及，仍覺好笑：「那時大家都在問：『怎麼隊長不見了？』原來是一個多月沒刮鬍子，大家都認不出我來了。」 中央山脈大縱走，是台灣登山史上一項空前的壯舉，台灣登山界眾志成城，努力寫下了史無前例的紀錄，同時，也開展了其後台灣日漸蓬勃的登山風氣。 從五岳到百岳 掀起登山熱 為了鼓勵大家一起來爬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絞盡腦汁，先後策劃了「五岳俱樂部」及「百岳俱樂部」，希望設定具體的目標，激勵大家向高山邁進。 早期，台灣登山的風氣不盛，登山界的龍頭老大─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當時稱為省山岳協會)，為了鼓勵大家一起來爬山，絞盡腦汁策劃了「五岳俱樂部」及「百岳俱樂部」，希望設定具體的目標，激勵大家向高山邁進。 最開始的時候，先是成立五岳俱樂部，仿照中國古代有名的五嶽，在台灣諸多名山高峰裡，選出最有代表性的五座山，分別是玉山、雪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與大霸尖山，定名為台灣五岳，並且還設計了紀念木刻章，放在五座山的山頂上，供登頂的山友蓋章憑證。 民國五十五年成立的五岳俱樂部，成立才不到四年，山岳協會又有了百岳俱樂部的提議，現任百岳俱樂部部長余世傑表示，由於當年攀登台灣高山的人，大多僅限於五岳三尖，登山已經到了一個瓶頸階段，為了突破，才有了百岳的構想。 提到百岳，就不能不提及策劃百岳的幕後大功臣──林文安。這位台灣登山界的奇才，為了選定百岳，花了好幾年的功夫，入山勘查路線、行程、沿線路況，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兩百多座，林文安幾乎都登過，而百岳，就是他從這兩百多座高山裡所「圈定」出來的一百座。 林文安的登山老搭擋蔡景璋回憶道，當年林文安為了選定百岳，真是非常辛苦，每一座高山，都要親自再去探勘試登一遍，回來還要整理資料地圖、訂定路線，最後再會同蔡景璋、邢天正、丁同三等山界大老，數度磋商斟酌，才告定案。 百岳俱樂部是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五日，於花蓮的羊頭山山頂舉行成立大典，選在羊頭山也是別有深意的，因為羊頭山恰好是 百岳中排名第一百的「老么」，而百岳俱樂部的首任部長，自然毫無異議的落在林文安的身上，只不過很遺憾的是，三年後，他竟然在中雪山發生山難去世，讓無數山友意外唏噓不已。 百岳俱樂部的成立，的確對台灣登山風氣產生了一定的刺激，至少在民國六、七十年代，登百岳成為登山界的一股熱潮，人人都以百岳為最高目標，而破百岳的人也挺風光，事蹟都會上報呢。 余世傑說，要完成百岳的壯舉，是需要體力、時間、金錢三方面配合的，難度相當高，往往要數年才能完成，而其中若因外力因素很可能就半途而廢，只能完成三十岳、五十岳或八十岳，到目前為止，二十多年來，台灣登完百岳的人數不到四百位。 百岳俱樂部成立之後，一直有人對百岳的選定有爭議，認為有修訂的必要，但是爭議歸爭議，百岳俱樂部仍然以林文安當初選定的百岳為標準，沒有更動，余世傑說：「這可不能隨便改，否則對已經完成百岳的人來說，不是很不公平嗎？」 邱高事件 山難搜救里程碑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邱高等三個大學生結伴攀登奇萊山，一去不回，經家長報警後，引發軍、警、登山界等各方人馬進行兩個多月地毯式的大搜山。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底發生的奇萊山山難事件，在台灣近幾十年來的登山歷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的發生與其後的搜救經過，以及事件之後的影響，曾有人以「台灣登山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來形容之。 被登山界稱為「邱高事件」的這次山難，是發生在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三個大學生邱高、李福明、胡德寧結伴攀登奇萊山，他們在出發之後一去不回，經家長報警後，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並且引發軍、警、登山界等各方人馬進行地毯式的大搜山，但是經過了整整兩個多月的尋找，仍然徒勞，三個大學生的生死至今成謎。 在邱高事件之前，台灣也曾斷斷續續的發生過好幾起山難，像是民國五十一年間玉山北峰三位軍人山難、民國六十年奇萊北峰清大五位學生山難等，但是論到所引發的社會關注與動員搜救資源之龐大，邱高事件可以說是空前的，現任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北區搜救委員會總幹事任鐵剛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因為邱高等人為大學生，二則是過去的山難都是只有「救」的步驟，確知發生山難的人所在何處，前往營救生者或是運死者下山，不像邱高等人因為是失蹤，在營救之前還必須展開搜索的工作。 從邱高事件發生之後的相關媒體報導中，可以得知當年整個台灣社會所投入搜救的資源，是相當驚人的。 南投花蓮兩縣的警力、陸軍的特種部隊、空軍與省政府的直升機、原住民嚮導與獵人、民間的各個登山團體、爬山高手等，各路人馬分成幾十隊，好幾階段的一次又一次的入山搜尋，從點到線到面，整個奇萊山區可以說給翻了一翻，前後動員的人次高達數千人以上。 但是這樣規模空前的搜救隊伍，在奇萊山區待了兩個多月，直到時近冬天、奇萊山區氣溫已近零度、大雪即將封山之前，三位失蹤的大學生仍然音訊渺茫，不知去向，搜救工作至此不得不宣告結束，學生家長也只能表示「放棄」。 據當年曾經參與搜救工作、在奇萊山裡找了十幾天的山界元老蔡景璋說，這是一個相當怪異的山難失蹤事件，因為以搜救隊伍所下的功夫，沒有理由這三人連一點蛛絲馬跡都不見，只有在稜線附近找到邱高三人的登山證與三雙插在地上的筷子，蔡景璋表示：「那三雙筷子直插地上，應該是代表『快來救我們！』但是除此之外，整個山區絲毫不見任何遺留物蹤跡，非常奇怪！」 由於經過徹底的搜尋，邱高三人的行蹤仍然成謎，也因此引發社會上的各種揣測，有人認為他們被野獸攻擊，有人猜測他們被歹徒所殺害，更有人懷疑他們早已出山，偷渡出國了，種種的謠傳都無法得到證實，直到今天，在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那天，邱高三人到底在奇萊山中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任何人知道。 任鐵剛指出，邱高事件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卻讓社會明白了搜救工作的不易與重要性，山難搜救的觀念自此開始萌芽，各種永久性的民間搜救團體也相繼成立，經由一次又一次的經驗與訓練，不斷修正各種山難搜救的觀念與做法，這些可以說都是肇始於當年的邱高山難事件。 攀岩者俱樂部 技術性登山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成立的攀岩者俱樂部，從國外引進這項技術與資訊，為遠征海外登巨峰做好了準備工作。 民國七十年代的台灣登山界，可說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百岳登山正方興未艾，社會上彌漫著一股登山熱潮，但是有一批年輕的登山者，對於傳統方式的「走山」已感不耐，亟欲突破現狀，遂開啟了台灣技術性登山的新頁。 民國七十年五月成立的攀岩者俱樂部，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團體。當年一批年輕的岳人如鄺錦華、高銘和、賴長壽等，從國外引進這項技術與資訊，以當時的亞洲地區來說，台灣還是除日本之外攀岩技術最先進的國家。 源起自歐洲的攀岩，是正統的登山技術之一，鄺錦華指出：「攀岩對於登山，尤其是困難度高的大山，有很大的輔助功能。」高峰大山容易碰到的斷崖峭壁，靠著攀岩的技術，都可以克服，而且能夠確保安全性，這就是為什麼近十幾年來，台灣遠征世界級名峰的登山隊伍，都需具備攀岩的技術。 其實，當年成立攀岩者俱樂部的一個主要目的，也正是為了海外登巨峰所預做的準備，當時發起人之一的高銘和，如今已成為台灣海外登山遠征軍裡十分活躍的靈魂人物。 不過，鄺錦華表示，國外遠征只是攀岩的目的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目的，尤其攀岩發展到今天，層次已經非常廣泛，可以從最休閒的娛樂消遣到最專業的比賽項目，活動範圍不僅限於高山上，也可以是在岩場的「純」攀岩。 攀岩好手呂金霙也有同感，她說：「健行、登山、溯溪、山難搜救，固然都可以用到攀岩技術，但是純為攀岩而做的休閒性活動，現在也很盛行。」 從早期為克服登山困難而發展出來的攀岩技術，到了最近幾年，已經逐漸和登山分家，成為一項獨立的運動，這是舉世皆然的大勢所趨。 攀岩者俱樂部早年成立時，曾經企圖利用攀岩技術爬台灣的高山，像玉山、大霸尖山等都上去過，但是因為台灣高山的地質、氣候變化大，危險度太高，並不是很適合攀岩，幾次下來，攀岩者俱樂部開始轉向安全性比較高的岩場活動，鄺錦華說：「攀岩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克服困難，重點是過程而不是結果，但是台灣的高山攀岩已經離開了困難度的挑戰，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那就失去意義了。」 台灣高山不適合攀岩的發展，攀岩在台灣便轉向成為一種「純粹」的運動，這幾年來，在韓國教練朴來慶的推廣下，倒也成績斐然，鄺錦華說：「七十年代，全台灣攀岩的人口不到五十人，現在已經超過兩三千人，而且每周每月都固定攀岩的人，大概有五百人左右，比過去好太多了。」 溯溪登高 開拓登山新視野 循著溪谷前進、直抵源頭而到達山巔，以往登山所見的茅草叢、樹林、山徑等，為深潭、瀑布、峽谷所取代，傳統登山的裝備，也因為涉水越溪而有了變化，溯溪不但改變了已固定成型的登山方式，同時也轉換了登山者的視野。 在民國六十年代方興未艾、掀起登山熱潮的「登百岳」活動，到了七十年代，開始漸露疲態，許多完成百岳的山友，感到傳統方式的登山，已經無法令人滿足，台灣登山運動至此又到了一個瓶頸階段，亟待突破。 民國七十年，日本大阪草鞋會的成員來到台灣，這批溪谷愛好者目睹台灣高山溪谷之壯麗，次年就組隊前來溯溪登高，七年間不但完成了五岳(玉山、雪山、大霸尖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的溯登，同時也引進溯溪的技術與裝備，開啟了台灣溯溪的歷史新頁。 從一開始就參與日人來台溯溪活動的莊再傳說：「溯溪，替台灣登山界打開了一個新天地！」 過去走山路登頂的方式，如今改為循著溪谷前進、直抵源頭而到達山巔，傳統登山的裝備，也因為涉水越溪而有了變化，而以往登山所見的茅草叢、樹林、山徑等，也為深潭、瀑布、峽谷所取代，可以說，溯溪不但改變了已固定成型的登山方式，同時也轉換了登山者的視野。 正是這些變化，帶給了登山者無窮盡的樂趣，也豐富了登山的內涵。莊再傳指出，溯溪不但變化大，挑戰性更強，而且由於在台灣，這是一項新興的活動，所到之處多是從未有人涉足過的原始溪谷，因此更富冒險性與刺激。 莊再傳說，溯溪對於喜好大自然的人來說，是一項再適合不過的活動，因為它集登山、游泳、攀岩、露營、穿越叢林、峽谷、欣賞蟲魚鳥獸等各項層面於一身，當然同時它也要求溯溪者具備多項的技術，包括攀岩、深潭泳渡、徒涉急流、瀑布攀登、野營生活、地圖判識等所謂的「十八般武藝」，樣樣都得來。 台灣的溪谷，由於地質上處於幼年期的地形，溪流切割厲害、變化多端，加上深山峭壁，日照不好，展望不佳，碰到瀑布深潭，還得繞遠路「高繞」而上，既危險又辛苦，登山者一直視為畏途，對於沿溪谷上攀高山的路線走法，更是不輕易嚐試，以至於台灣的高山溪谷一直到民國七十年代，仍處於一片「處女地」的狀態，這也才使得日本溯溪隊伍大喜過望、垂涎不已，因為在日本，溯溪早已發展到頂點，每一條溪河都被調查溯盡，毫無新鮮感可言。 莊再傳說，台灣溪谷的美，不親臨現場是難以相信的，日本溯溪隊員說：「再也找不到這麼刺激美麗的溪谷了！」從未有人涉足的原始風貌，充分展現出一股原始山林之美，是台灣高山溪谷最大的本錢，而且它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中，一場大雨就能改變形貌，難怪溯溪老手要說：「同樣的地點，每次去感受都不同，一個轉彎，沒有人知道前面會出現什麼樣的景致！」 溯溪在台灣，發展不過十多年，各地的溯溪俱樂部也才成立不到十年，還算是處於萌芽時期，但是以它的條件來看，卻是潛力無限的。 莊再傳說，每一座高山都有溪流，而且不只一條溪流，溯登路線的開拓可以說是無限寬廣的，如果說，過去有「登百岳」，如今同樣也可能發展出「溯百岳」的活動，只不過，溯溪界對於推動溯溪活動，比較謹慎，因為這項牽涉到技術的登山活動，潛在危險不小，如果貿然形成熱潮，很可能不少生手將死於非命，所以套句老話：「穩健中求發展。」是台灣溯溪界目前奉行的原則。 台大登山社 小兵立大功 民國六十年代，是台大登山社發展達於巔峰的年頭，他們一面參與爬高山的活動，一面卻也正開始轉型，除致力於中級山的探勘且發掘出不少新路線外，並開始引進登山技術如攀岩、雪攀等，成為一個更專業化的登山社團。 台灣登山界的團體林立，其中學生社團為數頗眾，幾乎可以說高中以上學校大都成立有登山社團，然而論及登山實力與專業程度，恐怕非台大登山社莫屬。 台大登山社的盛況，民國六十年代的台大學生應該多少有些印象，那個時代台灣登山界不但掀起爬百岳的風潮，同時也是台大登山社發展達於巔峰的年頭，被稱為「山胞」的台大登山社員，人數多達六、七百人，揹著登山背包、穿著登山衣鞋，在校園裡高來高去、大唱山歌，頗惹人側目。 現任高雄都會公園主任的呂志廣，六十年代正好是台大山社成員之一，他還記得，那時候社會上也是一片登山熱，流行攻百岳及五岳三尖，但是台大山社一面參與爬高山的活動，一面卻也正開始轉型，朝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呂志廣說，當時台大山社有一批人深覺傳統的高山路線太過「大眾化」，已經失去挑戰性，於是便致力於中級山的探勘與發掘新路線。民國六十五年台北與宜蘭縣界的松蘿湖被呂志廣等台大山社成員發現，從此台大登山社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同時探勘活動也成為台大山社最具實力的特色之一。 緊接著松蘿湖山區之後，是南湖、丹大山區等數十條新路線的探勘，台大山社在探勘方面的扎根工作至今已達二十年之久，其累積的成果可說相當驚人，即使是一般社會上專業的登山團體，也難以望其項背。 技術性登山的發展，是台大登山社另一項實力。從民國七十年代開始引進的登山技術如攀岩、雪攀等，在十幾年來的傳承累進之下，已經使台大登山社從一個學生業餘性質的社團逐漸轉為具有登山技術與實力的專業團體。 不過台大山社也並非全然以純登山為職志，呂志廣指出，當年就已經有「登山多元化」的口號喊出來，希望山社成員不要以攻頂、數三角點為目標，而應該朝更深更廣的研究方向努力，讓登山的層次更豐富、更提升。 過去十年來，台大山社在登山多元化方面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其中像是古道的探索研究成果斐然，山區植物與自然保育等方面也有人涉入，只不過隨著近年來山社成員的減少與專業性社團的成立，這方面漸漸成為台大山社比較弱的一環。 台大山社老社員賴明佑說，台大登山社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一代一代的累積下登山技術與知識，這份實力在現今台灣登山界，可說是不容小覷的。 海外遠征 登上世界舞台 七十年代是台灣往海外登山的萌芽期，雖說才剛開始，但是卻相當旺盛，一支一支遠征隊伍到世界各地，從高度五、六千公尺的高山開始試探起，再逐漸往七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推進，八十四年五月，終於踏上聖母峰頂。 台灣的登山活動，民國六十年代因為百岳的訂定，而蔚為風潮，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百岳熱開始退燒，取而代之的，就是海外遠征巨峰活動的興起。 在早期，由於尚未開放觀光出國，加上資訊封閉與財力不足，台灣登山界很少有海外登山之舉，最多是到日本去爬山，但也限於極少數有錢有閒的山友，這種情形一直要到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台灣登山界的龍頭老大──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了一支「喜馬拉雅山脈勘查登山隊」，才算真正踏出了海外遠征的第一步。 台灣海外遠征隊伍的長青樹梁明本指出，七十年代是台灣往海外登山的萌芽期，雖說才剛開始，但是卻相當旺盛，一支一支遠征隊伍到世界各地，從高度五、六千公尺的高山開始試探起，再逐漸往七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推進。 世界各國的遠征登山隊伍，莫不以青康藏高原的喜馬拉雅山為最高目標，尤其是能踏上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頂，幾乎是每一位登山家畢生的夢想，但是在七十年代早期，台灣的遠征隊伍卻與這個地區無緣，只能望山興嘆。 梁明本表示，當時一來台灣登山界還沒有攀爬八千公尺巨峰的經驗與實力，二來台灣與尼泊爾無外交關係，一直拿不到登山的許可證，因此只能轉戰北美阿拉斯加麥肯尼峰、歐洲阿爾卑斯山、南美阿空加瓜山等「次高峰」。 民國七八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台灣遠征登山隊伍立刻轉進大陸，計畫從西藏地區攀爬喜馬拉雅山脈，這可以說是台灣登山界海外遠征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從西藏進攻喜馬拉雅諸高峰對台灣登山隊而言，是有一些好處的，除了語言較通、手續較便之外，花費也便宜很多，梁明本說，要爬聖母峰，從尼泊爾那邊上得交五萬美元的註冊費，從西藏這邊只要五千美元。 民國八十年代，可說是台灣登山界遠征隊漸見成果的時期，一支又一支的攀登隊伍在喜馬拉雅山區探勘攻頂，尤其是八十四年五月，中華山岳協會以「慶祝台灣登山運動發展五十年」為名的遠征隊，終於踏上聖母峰頂，將台灣擠身於世界登山舞台，也將在台灣發展了十五年的海外登山活動帶到最高潮。 但是這並不是終點，梁明本說，未來還有更長的路要走，除了希望向困難度更高的高山挑戰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夠普及海外登山這項活動，讓地方性的登山團體或學生登山社團也能走出台灣，往海外去爬山，拓展自己的視野，就像如今日本的登山界一樣。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冒這麼大險、如此辛苦的到國外去登山？梁明本認為，海外登山是登山的另一層次，更高一層的目標，有了目標，爬山才會有方向，也才能繼續發展下去，此外，對於國際登山界而言，海外遠征也代表了一種國家實力。 不過，許多海外遠征活動發展成熟的國家如日本、歐美各國，都會將登山與學術研究結合，在海外攀爬高峰的過程裡，同時也採集實例來做學術研究，像美國有名的醫生登山隊所做的高山病研究、日本隊的冰河調查等，都是遠征隊伍攀登喜馬拉雅山峰的寶貴「副產品」，這也許是台灣登山界與學術界值得參考借鏡之處。 高山嚮導制度 尚待加油 由於沒有一個專責單位負責考核高山嚮導的資格，以致各縣市的登山社團都可以核發高山嚮導證，使得各地高山嚮導水準不一，同時造成台灣高山嚮導不夠專業的現象，也帶來了許多潛在危險。 三年前，當第一家提供專業高山嚮導服務的公司在台灣成立時，不但沒人知道他們要幹什麼，連受理註冊的單位也一頭霧水，互踢皮球，不知道這家公司為什麼要成立。 這種情形，其實正說明了台灣高山嚮導制度的不為人知與不夠專業的程度。比起來，許多其他國家不但有專責單位負責高山嚮導執照的核發，甚至還有專門的登山學校訓練專業的高山嚮導，相形之下，台灣似乎還處在初期混亂原始的狀態。 資深山友高銘和指出，早年台灣山地管制，要爬大山必須向警備總部申請入山證，而這個入山證核可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高山嚮導帶隊」，這就造成了高山嚮導的市場需求。 然而問題是，台灣登山界一直沒有一個專責單位負責考核高山嚮導的資格，以致各縣市的登山社團都有核發高山嚮導證的權力，但是各個登山社團不同的認定標準，使得各地高山嚮導的水準不一，完全沒個準頭，同時也造成台灣「人人都是高山嚮導，人人都不專業」的浮濫現象，這是世界其他國家少見的「奇觀」。 據保守的估計，目前台灣擁有高山嚮導證的人至少有兩千人以上，但是真正經常在帶隊爬山的，圈內人都知道：「絕不超過百分之一！」許多人拿嚮導證只是為了滿足一下虛榮心，真正要談登山知識或是帶隊，其實是不夠格的。 在國外登過無數高山的高銘和說，不論是歐美或日本等國，都有專責的登山嚮導協會，一方面統一核發高山嚮導證，一方面提供社會合格的專業嚮導，這樣的專責單位不但有統一的認定標準，同時也確實保障了登山者的安全。 反觀台灣，高山嚮導證的浮濫其實帶來了許多潛在的危險，登山者是否能「碰上」真正夠資格、有實力的高山嚮導帶領上山，完全靠運氣。 另一位資深山友、也是高山嚮導的陳聯順說，其實台灣高山嚮導的這種畸形現象，大眾也要負一半的責任，因為在台灣，一般人根本不把爬高山視為一種專業的活動，而只當成休閒性的活動，人人都可從事，為什麼需要專業的高山嚮導？ 在國外，一位合格的高山嚮導不但受尊重，而且分工清楚，只負責帶隊與全隊隊員的安全，是具有無上權威的。可是在台灣，高山嚮導地位之低落，一位專業嚮導直言不諱：「簡直是把嚮導當僕人來用！」 台灣的高山嚮導不但要帶路，有時還要兼挑夫，幫隊員揹背包，還要當廚師煮飯，還要當鬧鐘叫隊員起床……，台灣的人錯把高山嚮導當成旅行團的導遊領隊了，這也是其他國家高山嚮導絕無可能發生的情形。許多資深山友都說：「以台灣高山嚮導的混亂情形來看，台灣登山的層次還停留在非常落伍原始的階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