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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受歡迎的任天堂Wii遊戲機,就是“Change by Design”的好範例。有好幾年的時間,遊戲工業一直砸下大錢競相研發更複雜逼真的圖像和更昂貴的遊戲機,彼此爭奪的態勢,宛如一場貨真價實的軍備競賽。任天堂發現,它或許有機會利用手勢控制的新科技,打破這場惡性循環,並創造出更加身歷其境的臨場感。這意味著,它不再把焦點放在螢幕圖像的解析度上,從而降低了遊戲機的價格,並提高產品的邊際效益。Wii一舉揮出了全壘打,讓可行性、存續性和需求性達到完美平衡。它創造出更有魅力的使用者經驗,並為任天堂帶來龐大利潤。──《設計思考改造世界》
 
 

自序——專訪焦元溥

《遊藝黑白》其實不是我的著作,
而是受訪鋼琴家的作品;
我只是一個興奮又感動的見證者,
把所見所聞的諸多故事記錄下來,
讓那些話語能夠由聲音變成文字,
留下那些原本該消失的美妙片刻—
從台北、波士頓、紐約、巴黎、波爾多、維也納、倫敦、莫斯科、馬德里、漢諾威、慕尼黑、柏林、漢堡、科隆、香港的
餐廳、咖啡館、琴房、教室、旅館房間和鋼琴家客廳,
到每一位愛書人、愛樂人的手上……


焦元溥問(以下簡稱「問」):你怎麼會想要寫作這本鋼琴家訪談的?

焦元溥答(以下簡稱「答」):這本訪問錄其實是我從事演奏詮釋分析和鋼琴學派研究的結果。比方說錄音中有太多例子都是不照樂譜演奏;這其中有不少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演奏,但也有很多詮釋提出深富啟發性的創造性見解。與其閉門造車地推想其思考邏輯,我覺得還不如直接問演奏者本人。而研究鋼琴家多年後,我對許多傳奇故事和學派傳承自想更深入了解,特別是見到許多說法不一的描述,更讓我想直接和當事人討論。

問:你可否舉一些實際例子說明?

答:像我在比較巴爾托克《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的詮釋時,就發現第一樂章的演奏速度,美、英、法、蘇四地首演者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在美國給予世界首演的桑多爾(György Sándor)和英國首演者肯特納(Louis Kentner)都採取原譜上的速度指示,而這是因為他們是匈牙利人,所以較法國首演者李帕第(Dinu Lipatti)或蘇聯首演者妮可萊耶娃(Tatiana Nikolayeva)更尊重巴爾托克嗎?李蓋提(György Ligeti)在其《練習曲》樂譜上不厭其煩地寫下精確到秒數的演奏時間建議,為何長期和他合作的艾瑪德(Pierre-Laurent Aimard),其錄音仍和樂譜指示不盡相同?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十餘年來皆不錄製鋼琴獨奏,背後究竟是什麼原因?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當年是否真的在柴可夫斯基大賽上給參賽者零分?第四屆蕭邦大賽如何產生兩位冠軍?波哥雷里奇(Ivo Pogorelich)在蕭邦大賽中是否刻意作怪?如此問題,都不是我單從錄音中所能找出答案的。問問演奏者本人或事件相關者,至少可以得到第一手資料。

問:這些鋼琴家撥冗受訪,知無不言,在親自面對這些人物後,我想你評論時下筆一定客氣三分。你怕不怕讀者看出文章中的觀點變遷?

答:我們都看過太多標準前後不一,或是幫朋友護航的「評論」。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態度。的確,在訪問過那麼多鋼琴家,甚至建立起私人情誼後,評論自是不易。我在準備出版《經典CD縱橫觀》時,也一度想過要「修飾」對某些鋼琴家的批評,但我最後仍沒有修改。原因在於如果我還能獲得這些鋼琴家的尊重,正是我有自己的知識和觀點。如果我喪失觀點,好評變得廉價,我不覺得鋼琴家會因此更欣賞我。我並不是以「樂迷」身份來訪問鋼琴家,而是以「尊敬」但非「膜拜」的態度面對受訪者。保持警醒批判的態度,我的訪問才會有意義。評論與訪問兩者都需要專業,我在其間摸索多年,盡力達到我對自己的要求,但我都不是為討好任何人而寫。何況許多鋼琴家其實常「悔其少作」,他們根本不喜歡自己的某些錄音。盲目稱讚,絕對是馬屁拍到馬腿上。有時我和鋼琴家討論其錄音中的「疑點」,發現他們也覺得當年想法錯誤或不周全,很高興我能提出來並透過訪問以呈現他們的新觀點。在這種情形下,理性但嚴格地批評,反而是成為他們知音的最好方法。無論是演奏音樂或是評論,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我認為才是自尊自重,也能獲得別人尊重的方式。至於那些只喜愛聽奉承話的音樂家,我和他們本來就不可能成為朋友,自然也沒這問題。 

問:
所以這些訪問也影響你的評論。

答:我根據這些訪問修正了許多先前的觀點,也提出不少新觀點。不過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我現在幾乎不寫音樂評論了。我很不喜歡「樂迷式」的作者或是炫耀認識某某名家的寫手,因此我盡可能不在公領域表露私人情誼。如果公私不能兩全,為了避免在公開場合批評朋友,特別是我對朋友的演奏又特別嚴苛,我寧可保持沉默。我大概從2003年起就不再寫鋼琴的音樂會評論了;在我沒有準備好或找到平衡點之前,我不會改變這個決定。

問:你怎麼準備問題?在有限的訪問時間下,你如何取捨問題?

答:這可以分成很多層次。原則上,所有的問題都針對受訪者本人設計。在訪問前我會大量閱讀他們的相關資料,一方面避免一直問重覆的問題,或就原有問題做更深入討論,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由鋼琴家本人更正或更新先前的訪問。

問:但這本訪問書中也有許多重複性的問題。

答:因為除了個人經驗與成就之外,我也設計整體性的問題。就法國鋼琴家與俄國鋼琴家而言,由於我一直在研究法國鋼琴學派的變化與俄國鋼琴學派的傳承,所以在這兩部份我特別著重於演奏學派的討論。對亞洲鋼琴家,我則延續我在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修習文化因素的心得,與鋼琴家討論東方音樂家學習並詮釋西方作品的心得。在這三大項中,讀者會見到我重複就特定問題提問,而我也保留所有不一樣的觀點。此外,我非常喜愛歷史,也很注重知識傳承。我堅信無論演奏者多麼天才橫溢,教育與學習仍是他們最後成功的關鍵,因此我幾乎不會遺漏學習過程的討論。

問:本書訪問篇幅長短不一,其中有何原因?

答: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每位鋼琴家所能給予的時間都不同。有些訪問是兩三次訪談後的總合,自然篇幅較長。我特別感謝數位鋼琴家對訪問的重視;就內容而言,這些訪問其實是「合作」——請不要誤會我所謂的「合作」——這不是指我有能力和這些藝術家「共事」,而是這些鋼琴家在訪問中所擔任的角色已不只是受訪者。他們主動參與問題設計與討論內容,訪問是我們多次來回修訂後的成果。我只能說如果任何人對這些訪問感到滿意,這完全都是鋼琴家的功勞。

問:在某些訪問中,你其實專門討論某一、二位作曲家,在書裡形成許多作曲家專區。可否談談這樣的設計?

答:身為音樂研究者,最大的遺憾便是許多第一手資料不可得。我常想如果當年有人能有系統地問蕭邦或李斯特,關於詮釋、演奏、音樂風格和鋼琴性能的問題,那該有多好!因此我特別重視受訪鋼琴家與當代作曲家的關係,希望他們能在錄音之外也留下與作曲家合作心得的文字記錄,讓我們更了解作曲家的想法。不只是討論當代作曲家,對於在特定作曲家有特別心得與成就的鋼琴家,我也會在訪問中設計作曲家專題,比如和阿胥肯那吉(Vladimir Ashkenazy)討論蕭士塔高維契,和堅尼斯(Byron Janis)與傅聰討論蕭邦,和齊瑪曼討論盧托斯拉夫斯基(Witold Lutosławski),和陳必先討論荀白克,和薇莎拉茲(Elisso Virsaladze)討論舒曼,和列文(Robert Levin)討論莫札特以及和歐提絲(Cristina Ortiz)討論魏拉-羅伯士(Heitor Villa-Lobos)等等,因為他們的詮釋成就已經深刻影響我們與下一代對這些作曲家的看法,我也希望盡可能地記錄下他們的詮釋智慧與研究心得。

問:你希望讀者如何閱讀這本書?

答:讀者當然會有自己的讀法,我無法做任何「建議」。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認為只有愛樂者或音樂家才能看這本書。事實上,本書內容更像是藝術家透過自己的經驗來反映時代。訪問中不只關於音樂,更包括許多對於藝術、文化、政治、社會、家庭以及人生的討論,適合所有讀者欣賞。就音樂的討論而言,我只想特別強調一點,就是「絕對不要從本書訪問中的任何技巧討論學習技巧」。語言有兩面性;我既無法用文字將我的想法毫無遺漏地傳達給讀者,我也無法阻止讀者從我的文字中讀出我沒想過的弦外之音。鋼琴技巧是非常複雜的學問,在沒有現場示範下,很難用言語說明技巧運作。我自己就曾在練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八度時,因苦練無所得而打電話向四位鋼琴家求助。但我後來發現,我從電話中所了解的練法和他們實際的練法根本南轅北轍,甚至還可能傷手。這個慘痛經驗讓我知道,如果我仍會誤解透過電話詳細討論的結果,那麼讀者透過書面文字來學習技巧更不是妥當的作法。我已盡可能減少技巧討論的篇幅,但還是要格外強調,請讀者不要從本書文字來學習技巧。

問:如果讀者讀了訪問後,無法克制必須要聽到鋼琴家的演奏,你有何建議?

答:本書附有鋼琴家「Top Three CD推薦」,近半數皆為鋼琴家本人所提供的名單,也多能和訪問內容相對應,應該是個不錯的開始。當然,現場演奏是無可取代的,我希望讀者能從音樂會中認識他們—這才是最佳方式。

問:在訪問過這麼多鋼琴家後,回顧這個過程,你的感想是什麼?

答:我覺得我的訪問過程像辛波絲嘉(Wisława Szymborska)的詩,時空不斷重疊卻又彼此牽動。我對鋼琴家的認識,可能交疊了來自錄音的印象、來自現場演奏的印象、來自書本的印象、來自訪問的印象,以及訪問後持續交往的經驗。我第一次聽到世界級水準的鋼琴獨奏會,是白建宇在我國一時來台北演奏。我還記得他當時彈的史克里亞賓《第九號鋼琴奏鳴曲》和李斯特《梅菲斯特圓舞曲》是多麼震撼。第一次聽到頂尖的鋼琴協奏曲演奏,則是羅傑(Pascal Rogé)在我國二時彈的聖桑《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和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他的銀亮音色和清晰觸鍵,甚至當年的安可曲,我都記憶猶新。第一次在國外聽到精采的音樂會則是賀夫(Stephen Hough)的拉赫曼尼諾夫《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我當時極迷他的改編曲,能聽到他本人演奏真是無比興奮。我十歲開始聽古典音樂,那時正也是紀新(Evgeny Kissin)在西方世界大放異彩之時,他等於隨我一起成長;我國小有次上台表演前,居然夢到齊瑪曼彈我練的曲子當安可曲…不用說,這些鋼琴家對我而言是有特別意義的。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他們仍然不斷進步,而我也終於有能力和機會一一訪問他們,甚至因為訪問而變成朋友。昔日的兒時英雄,如今成為電子郵件和電話本中的好友名單;這大概是我最開心的收穫,也是屬於我個人最珍貴的回憶。

問:那麼在出版過程中,有沒有令你感到遺憾的事?

答:由於這本書也在進行英文版的翻譯計畫,所以我的寫作方式是盡可能地把鋼琴家的意見以中文表達清楚,然後交由翻譯作英文版。藉由中英版本互相對照,作者與譯者間的互相討論,我可以修正可能導致誤解的文字,並推敲最合適的表達方式。英文版完成後,我則交由受訪者閱讀,再一次做細節修正。我很高興的,是目前收到英文稿的鋼琴家,對於內容幾乎沒有太大的修改,頂多是語氣上的修飾。這表示我對鋼琴家意見的理解應該沒有太大的誤差。然而或許我的訪問給鋼琴家太過學術性的感覺,一些訪問時極為精彩的靈光妙想,有些鋼琴家在修稿時因覺缺乏理論根據而刪除。其實我寫作時已經自動過濾訪談內容,並非照單全收,因此對於那些被刪掉的討論感到格外可惜。我只能把那些有趣推論當成自己的獨家收藏。此外,桑多爾(György Sándor)、杜蕾克(Rosalyn Tureck)與史塔克曼(Naum Shtarkman)在此書付梓前過世,也是我個人的一項遺憾。

問:這些訪問對您有何影響?

答:嗯,我有時會自問自答,希望藉由這種自我討論或辯論來思考一些問題。

問:所以?

答:所以這就是為何本書讀者會看到這篇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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