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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剛答完我問題表上的最後一個問題。我為雜誌報導而與他進行的第四次訪談已近尾聲。正如和他交談過的許多人一樣，我覺得自己見到了一位特別優秀的人，教我既驚訝，又佩服，只是這點很難精確地說明。他以實事求是的口吻回答我的問題，但他的作法卻讓我還想探索我們之間未知的可能。
屋外陽光下，由圍繞著達賴位於印度山頂平房的森林裡，一群喧鬧的八哥鳥呼嘯而過。自從他於1959年在中國入侵後逃離故鄉，就刻意不願重建拉薩布達拉宮般壯闊華麗的居所。他謙稱自己只是一位單純的佛教僧侶，而流亡後的住所也如禪一般簡樸。
他調整一下赭紅色的袈裟，深棕色的眼眸平靜地凝視著我，等著我的下一個提問。我在夾克上抹去手心的汗水，看著我準備問題下方的半頁空白。我鼓起勇氣解釋說，即便我不是歷史學者，依舊希望能撰寫關於西藏的歷史。
他疑惑地看著我。「當今已經有非常好的西藏歷史，」我解釋：「但卻缺乏通俗的西藏歷史──針對現代西方人和華人，更精確、簡要，而且易讀的歷史。兩年前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你曾告訴我西藏的歷史複雜難懂，你聽來相當沮喪，好像不可能把西藏歷史解釋給一般人聽似的。你當時所說的話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從那時起，我就找出任何和西藏歷史有關的資料閱讀。其實這並非不可能。我希望去蕪存菁，移除複雜難懂的部份，掌握事件的要點。我認為，若能著重在你對西藏歷史的觀點上，這是是可以做到的。大部份的人不會去讀複雜難懂的西藏歷史，也不會在乎我對西藏歷史的想法，但他們會希望瞭解你對這部歷史的想法。」
他繼續盯著我看，等我繼續說下去。
「你願和我一起寫一部通俗的西藏歷史嗎？」我請求他：「你知道自17世紀起，就不曾有達賴喇嘛寫過西藏歷史。」
過去幾年中，我曾訪問他四次，所以他知道我熱情洋溢，常常過於率直，跡近粗魯無禮。他似乎對於我的莽撞覺得新鮮有趣，可能是因為其他人對他一向都拘謹而恭敬。他也知道我是美國作家及攝影師，過去27年來一直住在尼泊爾。除此之外，在他靜默地看著我的10秒鐘內，他還發現了什麼？不論他作了什麼考量，都非常快就得出了結果。
「是的，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可以和你一起做。雖然我自己並沒有時間來寫這樣的歷史。」
「我可以在你有空時訪談你，」我熱切地回應，「然後寫一本書，呈現你的觀點。我也想呈現史學的共識，及其他可能贊同或反對你意見者的看法。這要花許多時間訪談。」
訪談過程中，有位秘書也在座。他突然發出不同意的聲音──由他緊閉的雙唇吸了一口氣──而且插嘴說道，「法王，你的行程是很緊湊，我們恐怕找不出時間……」
達賴喇嘛仍然直視著我，說：「這工作很重要，我們會找出時間。他住在尼泊爾，離這裡很近。我們有空時，他可以過來這裡，是吧？」
「是的。你有空時，我很願意過來，」我說。
「要好讀易懂，也必須真實，」他回答。
「是的，那是我的目的，」我說。
「說來簡單，但對你來說，將是苦差事，」達賴說道。
＊＊＊ ＊＊＊
接下來的17個月，當達賴有空接見我的時候，我就會到達蘭莎拉（Dharamsala）來。達賴是畢生鑽研佛法而非歷史的僧侶。
「其實我對歷史並沒有很感興趣，」一開始達賴甕告訴我：「主要是因為我知道的並不是那麼多。小時候，我的老師並沒有特別教我西藏歷史。 那段時間我接受的是一般的僧侶訓練； 我的課程都專注於佛學哲理。少年時，我才由繪畫、別人的談話，以及世界大事中學習歷史，但這並不是我學習的主題。中國入侵後，我在1959年離開西藏，才漸漸對歷史產生興趣。但我要先聲明，我並非歷史學家，有些事件我也不明白它們的來龍去脈。」
他為這樣荒謬的情形笑了起來。達賴的笑聲有感染力，這是我和他一起工作以來所知的第一件事。他低沉的笑聲先由腹部深處發出，像個低音符般讓他的全身震動，等它抵達他的臉部後，他會摘下眼鏡，擦去眼淚──他和我的笑聲充滿了整個房間。
笑聲平息之後，他繼續向下說：
「我的老師並沒花時間教我歷史。但如果有人要求我詮釋，那麼我當然會有我自己的意見。有時我認為我的見解會比其他人的見解來得犀利。」我臉上因為他自相矛盾的說法而顯露出的困惑表情，引他發噱，他又笑了起來。
但我開始瞭解，在他身為西藏僧侶的看法，和我身為西方新聞記者的看法之間，仍有鴻溝必須跨越。畢竟，他主要的身分是僧侶。
達賴每天花四、五小時打坐。 這樣做的理想之一（他會說成是務實的態度），是他經由打坐，修身養性，因而保持超然的態度。因此他在大部分的場合中，不會 輕易動怒或受到驚嚇，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反應而責難他人或歸咎於外界，而我們大部份的人則不然。
有一天在訪談中，達賴剛把一隻手臂放在頭頂上，準備提出一個觀點（他說話時非常活潑） ──突然間，房間的窗戶全因遠處的爆炸聲而格格作響。房裡除了達賴之外，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全都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並且緊張兮兮地直笑。
達賴對著我們微笑。爆炸聲一響起，他就停住高舉的手臂，伸直手指。在他耐心地等著我們平靜下來時，手臂及手指都沒有揮動；接著他繼續說下去，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他似乎沒有任何不由自主的反應。在其他人畏懼之時，他不動如山，這種反應正是他經由打坐冥想所練就的肉體層面。
西方學者的實驗證實，精於冥想的大師可以控制這種不由自主的生理反應。我們大部份的人則沒有這種控制力。利用心靈訓練保持超然，聽來似乎很抽象，是性靈上的修養，但這卻是達賴的基本工夫。畢生修練冥想，不僅改變他對突發狀況的身體上的反應，也改變他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以及他在這個世界內的行為舉止。我花費了數年的時間，才領會到他因打坐修行而養成的超然態度，如何塑造出他對歷史的觀點。
＊＊＊ ＊＊＊
在第一年的訪談中，我們勾勒出數千年西藏歷史及神話的精髓，由遠古第一個西藏人源起的西藏神話，一直到第八世紀吐蕃帝國的發展，當時西藏的版圖由現今中國的西南延伸到印度北部。我們終於發現，西藏最偉大的瑜伽士、打坐修行大師，以及普通的西藏百姓，是達賴喇嘛制度和龐大寺院的基礎；其次是蒙古及滿州的統治時期，最後是中國於1950年的入侵及1959年達賴逃離西藏前與毛澤東的會面。這是一部完整的西藏歷史，由藏人的起源直至現今。當這個計畫的梗概出現之後，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的是任務艱鉅，喜的則是能有這樣的機會與達賴長期相處。
在我們最初幾次會議中，我體會到達賴對佛教的信仰給了他西藏歷史知識的架構。佛教以及諸如輪迴轉世之說的古代印度思想傳入西藏，塑造出達賴對西藏歷史的看法。有些想法，諸如達賴對於輪迴轉世的信仰，是可以想見的；其他諸如神蹟或幻想這種非藏人可能視之為神話的想法，則是達賴喇嘛一再提及，並且顯然認為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性靈事件。達賴會稱某些事件為神話，但並非全部。
比如他曾描述約發生於1920年的一件事，一位頗受敬重的佛學大師色貢仁波切（Serkhong Rinpoche）等共六人一起前往覲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這位大師多年來每天都花5小時以上打坐，在西藏人看來，他已經「淨化了心靈。」那天覲見達賴喇嘛的六人中，五個人都和達賴如常開會，唯有第六人，也就是色責仁波切，雖然同時同地相處，卻無法看到如常人的達賴喇嘛，只看到白觀音；他聽到的是白觀音的開釋，而不是與十三世達賴交談。這件事發生時，其他人──沒有淨化心靈的人──看到的是蓄鬚身穿紅袈裟的男子正在談論國事。究竟實情如何？
「這是一體兩面的情況，」達賴說道：「一面是人們在經由性靈的鍛鍊，而發展出純淨的洞察力； 而另一面則是普通世俗的情況。在這些稀少卻重要的特別案例中，兩個層面都是真實的，兩者實際上都存在。所以有兩個觀點，一個尋常，一個不尋常。不尋常的觀點不能視為歷史，因為史學家無法記錄這些事情。但我們也不能說這些事情只是虔誠佛教徒的幻想，它們同樣也是真實的。」
兩個人看同一件事，卻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兩面，這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人生經驗、信仰，或是訓練意志的方法不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經歷了很多例證，才瞭解這對達賴來說有多重要，而這在達賴對西藏及西藏歷史的看法中，又居於如何中心的地位。「如果不瞭解這些，就無法討論西藏歷史。」達賴說。
有時對他以不尋常的觀點來談論這個世界，教身為新聞工作者的我感到沮喪。這樣的傾向引領著他的想法，即使是很簡單的事情亦然。有一次，我請他談論一下布達拉宮的重要性，這是我認為西藏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那只是一座建築而已，」他聳聳肩。
這似乎意味著他太一板一眼，不理會任何暗示。他不只一次用這樣的回應，讓身為記者的我感到沮喪。但我不像覲見達賴的藏人那般虔敬，他們絕不會反駁他的說法，或和他交換意見，我卻無法克制聲音中的不快：「那只是一座建築，這是什麼意思？三百年來，它一直都是西藏的象徵。如果它『只是一座建築』，那麼1999年那個年輕藏人為什麼在身上綁著爆裂物，想要在布達拉宮前扯下中國五星旗，結果被逮捕、毆打？」
他嚴肅地看著我。「是的，你是對的。對他而言它不只是建築物而已。」
達賴接著詳細地描述布達拉宮的建築結構。他滔滔不絕講了半小時，展示他受過訓練的驚人記憶。他口中毫不猶豫地說出歷史年代及寺院名稱，這竟出自於自稱並不很瞭解歷史的人口中。
他說完後看著我，說：「但是，對一位鍛鍊過心靈的人而言，布達拉宮仍只是一座建築。打坐不是哲學，而是一種開發超然態度的技巧。」
他如我所願地回答了問題，但我對於他的超然，卻依舊不能釋懷：「但是你也瞭解，對一般人而言，布達拉宮絕不只是一座建築？」我問。
「是的，正如我早先說過，看待歷史或其他任何事物，都有世俗及非世俗兩種觀點，除非先理解這點，否則無法瞭解布達拉宮或是西藏。我們必須用全方位的觀點來面對西藏的歷史。西方的學者只用了一種觀點──如政治觀點──僅由這個觀點得出結論。這是錯誤的。」
我窘得臉都紅了，因為我方才瞭解，我也犯了相同的錯誤。雖然我撰寫的是通俗的西藏歷史，但這項工作也應該反映出達賴的憧憬，他的純真、複雜、以及全面的觀點。另一方面，我也必須非常謹慎地聆聽，不能像藏人一般全盤接受，而必須質疑達賴，由他的話中找出層層意義。幸好達賴欣然接受這種言語攻防的開放討論。由務實的層面來說，這次的衝突教我採用一些開場的提問，了解他是由「尋常」或「不尋常」的觀點來看歷史；除非我能區分這兩者，否則無法和他討論歷史。根據他的信仰，他「不尋常標準」的最後真理是：西藏和印度、美國、或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是沒有分別的，而且所有的人也都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西藏的歷史，一如達賴所瞭解的，並不像某些西方人幻想中國入侵之前的香格里拉那樣。達賴的超然讓他對1950年以前的西藏社會有如剃刀般鋒利的客觀看法。在他談到「佛法」或佛陀的教誨時，承認當時的西藏是有不少缺陷的國家──雖然我也必須指出，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
「藏人對佛教這般虔誠，有負面的影響，」達賴說：「他們太虔誠了。宗教領袖最先想到的是宗教及他們自己的寺院或派系，然後才可能會想到西藏這個國家。他們最關心的是佛法。更糟的是，他們想的甚至不是真正的佛法，只想把一切作的富麗堂皇。他們想到的是大寺院、大佛像，好像這才是真正的佛法……這真愚蠢。這是導致今日西藏悲劇的歷史種籽子之一，」他結論說：「這種只顧一面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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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有一個因素曾經影響西藏歷史，而且達賴對這個因素的瞭解，就如他對佛教的瞭解一般，那就是過去1400年來，西藏和中國及蒙古的關係。
中國政府稱它1950年入侵西藏為「和平解放」，然而事實上，西藏有它自己的政府、貨幣、以及軍隊，而且在1950年前，西藏並沒有多少中國居民。現今北京政權則說，中國政權一直統治西藏及中國，由成吉思汗及其後代在13世紀征服這兩個國家以及其它的歐亞大陸以來，從未間斷。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5年聲稱，自從蒙古征服西藏以來，西藏一直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自1912年起，世世代代的中國學生在學校學的就是這段非常歷史。在中國入侵西藏逾50年後，達賴及13萬5千以上的藏人仍流亡在外，兩國仍為西藏的地位爭執不休。在達賴成為世界聞名的人物，尤其在他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世人對於中國在西藏角色的合理性，不禁越來越質疑。
達賴喇嘛對這些情況完全了然於胸，在談到中國對西藏的觀點時，他總小心謹慎地遣詞用字。「西藏的現代史非常棘手，中國政府總是指責我想要把西藏由『祖國』中『分裂』 出去，」他說：「不論我是否保持沉默，總免不了眾多批評。也許現在是發表我的觀點最好的時機。」
「為什麼此事對中國來說很棘手?」我問。
「闡釋過去，總難免含有對現今的暗示，」達賴說道，「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總是堅持西藏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希望藉由過去，來解釋他們當今對西藏的作為。但過去並不如中國政府所說的這麼簡單。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把西藏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也相信歷史會證明這一點。對他們來說，這是事實。他們自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達賴長嘆一口氣，作出結論。
達賴的嘆息，和活生生的人類悲劇，多日來一直在我的思緒中迴盪。但他那超越藩籬，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看到人心共通處的驚人能力，給了我希望及鼓舞。隨著我著手這段穿越1400年西藏歷史的旅程，看到達賴喇嘛能夠坦率地討論分隔如此多人類的歷史，追求對未來共同的憧憬，教我深受感動。他對真理的力量抱持著非比尋常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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