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處於中世紀的威尼斯，就了解到商業應該不分國界、宗教、意識形態的道理。威尼斯根本不在乎教皇或羅馬皇帝對於它與「異教徒」貿易的反對，它的商船成為新月旗世界與十字架世界之間的橋梁。對於威尼斯人而言，「首先他是一個威尼斯國民，其次才是基督徒」，亦即如何為威尼斯創造財富，遠比給上帝帶來榮耀更為重要。「十字軍東征」對於歐洲國家來說，是使命也是榮耀，但是對威尼斯而言，如何利用十字軍東征創造財富更為重要。在威尼斯總督看來，沒有利潤，威尼斯不必要協助十字軍。威尼斯更利用十字軍去攻打長期的基督教競爭對手，而不是伊斯蘭城市，在關鍵時刻，它更毫不猶豫地利用十字軍打下同屬基督教文明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就了威尼斯數百年的霸業。至於拜占庭是否因此虛弱而走向死亡，也不是威尼斯關心的問題。因此，它毫無心理障礙地與崛起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繼續做生意，為的是確保它在利凡特的東方貿易。

　　尼德蘭何嘗不是如此，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或許在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是多麼的勢利與狡猾，而荷蘭人也掀起了金融史上第一次因為投機而引發的金融風暴。但是這兩國，一個是無地可耕、無石可採的小島；一個是由大多數土地低於海平面溼地，它們在必須靠著向外擴張才能生存與發展的信念下，揚帆遠航。如果它們拘泥於政治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可能有機會創造財富，如果它們的政府不能以商業掛帥，為商人排除貿易困難，整個國家將無法開創商機。

　　小國要想崛起，不僅在商業上不應受意識形態左右，也需要保持靈活的彈性。威尼斯在商業貿易之餘轉移至工業生產，熱那亞在貿易受挫後轉向金融發展。都成就了它們另一番事業。但是當這兩個國家逐漸忘掉了立國精神後，也就逐漸走向衰落。威尼斯富裕後商業政策變得保守、性格上從海上的冒險家變成了地上的食租者，熱那亞拘泥於宗教因素，將金融資金壓在同屬天主教的西班牙與法蘭西，而沒有投資在即將崛起的新教國家英格蘭。忘掉了前輩們的靈活彈性，注定了這兩個城邦在全球經濟與金融的讓位。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如果尼德蘭不能包容，大批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與葡萄牙的猶太商人不會帶著雄厚的資本前來。這一群來自各地的猶太教徒給阿姆斯特丹帶了資本主義的工具，支撐了資本市場的匯兌與交易功能。另外，他們甚而還幫助荷蘭人建立到美洲新大陸與地中海的商業網絡，為尼德蘭的崛起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普魯士不能包容，普魯士不只失去人口增長的機會，也將失去向法國學習的機會。普魯士從來就不把路德派與喀爾文派的差異看在眼裡，只要能夠為普魯士創造財富與權力，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普魯士的崛起過程中，宗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它不需處理像英國與法國因為宗教而引發的內部與外部衝突難題，宗教因素也從來沒有阻礙德意志的團結與統一。但是到了1930 年代，德國不再包容了，納粹黨徒開始搞族群鬥爭，利用民粹、迫使大量優秀德意志人民遠走海外。在國內的族群政治鬥爭，不僅為德意志民族帶來災難，也為世界帶來禍害，更使得德意志的思想學術地位，轉移到了美國。在這個歷史階段，德國走上了法國路易十四的老路，美國像當時西歐接受法國的胡格諾派一樣，也接受了大量的歐洲移民，使美國成為二次戰後學術思想的重鎮。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另一個國家芬蘭，也想要走中立政策，但是天然地理位置並不容許。芬蘭周邊只有一個不友善的大國，芬蘭因此無法成為眾多強國之間的「緩衝區」，沒有辦法創造一個被列強彼此都需要的價值。但是在二戰以後，芬蘭忠實地扮演在北歐五國中的側翼角色，成為武裝中立國瑞典面對蘇聯防禦的前線與緩衝區。對於加入北約的冰島、挪威與丹麥而言，瑞典與芬蘭兩者都是抵抗蘇聯可能入侵的緩衝國。在對外政策上，其他北歐四國對於芬蘭所受委屈的回饋就是邀請它參加「北歐理事會」，讓芬蘭與其他四國有一體的感覺，並共享北歐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於蘇聯而言，一個宣稱自己中立的芬蘭也是有利的，芬蘭成為蘇聯接近西方的門戶，二次戰後東西歐緩和開始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等於是二戰後和平條約的《赫爾辛基議定書》就是在芬蘭的首都簽署。對於蘇聯而言，一個不挑釁又友善的芬蘭使得蘇聯可以安心地經營其在全球的事業，從這個方面來說，芬蘭為蘇聯創造了一個可以「安心」的價值。而芬蘭也因此可以安心的發展自己的經濟，得以漸漸崛起。

　　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只是瑞士與芬蘭兩國，威尼斯與尼德蘭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伊斯蘭與基督教市場之間遊走，尼德蘭的金融體系不只為荷蘭人，也為全歐洲商人，甚而包括為自己的敵人服務。這兩個「以商立國」的國家，充分了解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是多麼重要的事，沒有這樣的心態是不可能成為商業國家的。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待續）